魏峯：IPCC全球變暖報告真的客觀、可信、權威嗎？
不問科學問出身？
近日，一篇名為《IPCC這六年》（以下簡稱《六年》）的文章在環境保護團體及科學愛好者圈子裏引起廣泛影響。筆者感佩作者對全球環境的關注，但讀罷文章頗為迷惑，因此欲就相關問題稍加探討。
讀過《六年》一文的網友都能看出，作者對IPCC及其氣候變化報告極為推重，再三強調即使有各種質疑和失誤，即使人類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其實還相當初步，但它得出的人類活動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氣候變暖主要原因的結論，仍然不容質疑。甚至對批評反對意見，大多貼上了“疑似在背後金主操縱下搞陰謀”之類的標籤。
然而作者自己也承認，得到過一些大公司們資助的全球變暖懷疑論組織，全球氣候聯盟早在2002年就在壓力下解散了，“只有一些零散消息披露，可能還有個別的大公司仍然在暗地裏支持反對方的活動”。實際上，大多數跨國能源和汽車類巨頭早就紛紛倒戈加入了支持控排的陣營。原因很簡單，經過這麼多年的緩衝和準備，這些大公司已經適應了新的社會風尚環境，而嚴格的環保條件要求，對它們發揮自己的品牌、技術優勢，打壓主要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挑戰武器的後進競爭者相當有利。
而更重要的是，自培根、牛頓以來的近現代科學精神，核心就是講求實證和邏輯，而不是先問出身。**即使反對方確實是在大公司們的資助下進行的研究，要檢查的也是他們的研究及結論符不符合科學規範，而不是用一句“他們是大公司贊助的”，就拒絕審視。**否則，難道應該按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院長的辦法，將氣候學分為“大公司舊的氣候學”和“IPCC新的氣候學”嗎？更何況，大多數持反對或懷疑觀點的學者，根本就沾不上“受大公司資助”的邊。
悲情的宣傳畫總能激起人們對全球變暖的憂慮
誰前後更有人？
事實上如果一定要細究“誰背後更有人”，與反對方相比，如今全球變暖派背後的支持組織，才更嚴密、更有效率。只再三暗示反對派可能受人影響，而對變暖派得到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完全不致一詞，這絕不是公正公平的立場。
首先是當今全球不可計數的以標榜環保為主要或重要目標的NGO組織，對它們來説“全球變暖”和因此而生“控排減碳”運動，**不僅在吸收支持者，擴大影響以及募集捐款等活動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義，更已經演變成了共同的神主牌，成為不可懷疑的意識形態基準。**正是他們構成了變暖論忠誠而強大的基礎。
需知由於每天耳濡目染，普通人對於國際大公司的力量多有所瞭解，也容易抱有警惕之心。但很多人恐怕不清楚，例如“綠色和平”這樣的大規模跨國環保組織，也早就發展成了擁有巨大能量的龐然大物，其年度預算甚至比聯合國環境署還高。對於其核心的管理高層來説，更主要是一門“生意”。他們可以一邊猛烈抨擊中國進口木材“威脅世界森林”，一邊卻又公開為“百安居”和“宜家”站台。而與此同時，這兩家企業在宣傳中仍承認，“不能保證所有木材來源都是合法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事，與大公司們相比，也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如果覺得“綠和”們組織夠大，但在“（西方）體制內”能量還不夠，那還有高盛呢。早在1998年，變暖派就在私下興奮地慶祝高盛成為了他們的盟友（信息來源出自東英吉利大學氣候門事件中泄露的內部郵件）。
而在更高的層面上，“碳税”“碳壁壘”的提出，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威脅路人皆知，但這卻又屬於堂堂正正的“陽謀”。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如何處理温室氣體歷史排放責任上，一直壁壘鮮明。但從京都到哥本哈根，再到德班，再到華沙，在“應對時間越來越少”的道德理由脅迫下，總的來説，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再退讓。如果有朝一日，西方靠着“碳税”“碳壁壘”，復興製造業成功，變暖論和變暖派的功勞當然是絕不能忘卻的。
造假和政治打壓已是變暖論的慣用手法
筆者一直對氣候學相關領域非常感興趣，很關心IPCC報告以及全球變暖論的可信性，也略知一些相關消息。
首先，儘管筆者很早就瞭解也很尊重《六年》一文的作者，但不得不指出，文中的一個主要觀點和結論：“氣候變暖仍然在持續，人類活動是其主要原因的這個觀點，在全球科學界已經沒有什麼爭議。”本身卻是一種誤導。筆者現在就能列舉出一些公認具有充分的獨立科學精神，難以被人收買拉攏，且專業水平在全球都受到尊重的科學家（名單見注1），他們都公開聲明不同意這種説法，並且批評“全球變暖威脅人類生存”的想法是瘋狂。**而這一假共識之所以會被廣泛傳播，原因用他們的原話説就是“跟着錢走”。**還有更多的科學家在私下裏也嚴重懷疑全球變暖論，只是出於會丟掉自己職位等的擔心而不敢公開承認。這種擔心是基於在近年確實發生過的先例的（注2）。
另外，《六年》提到的“反對派破壞IPCC報告信譽”之事，應該是2009年轟動全球的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門”事件（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是IPCC第四次報告的主要技術支持方和實際起草人之一）。由於網上可以很容易查到相關介紹，筆者在此不再多述，但必須向網友補充的是：
雖然在事後東英吉利大學自我組織的調查中，認為涉事的研究人員沒有故意造假。但是，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在經過獨立調查後，於2010年在正式報告內確認，相關人士確實違反了英國《信息自由法》，有意向公眾隱瞞了原始數據，已經涉嫌犯罪，只是由於追訴期已過才無法起訴當事人。斷言“泄露的電子郵件並沒有提供任何關於研究者偽造數據的證據，也沒有發現任何的行為不端”，是“反對方有意的誤導”本身才是非常武斷的結論。
如果説東英吉利大學在支持全球變暖論中的種種手段，是否屬於確鑿無疑的學術造假，還有一點辯解的餘地。那麼那根著名的氣温“曲棍球杆線”（注3），那個一舉把“全球變暖”送入國際輿論最熱焦點之列，並在公眾（尤其在西方國家）中一舉塑造了“全球變暖”是毋庸置疑之事實的“偉大發現”呢？對IPCC報告歷史有所瞭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這根“曲棍球杆線”是第三次IPCC報告的題頭與核心證據！也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製作的著名宣傳片《不能忽視的真相》的主線與基石。而戈爾和IPCC正因此拿到了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
這根“曲棍球杆線”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人類活動排放太多温室氣體，導致了氣候變暖”説，原來一直有個很頭痛的問題——根據歷史資料，僅在人類信史上，北半球氣候（南半球歷史資料不詳）就發生過氣温突然在幾十年間急劇升高或降低，形成温暖期或寒冷期的先例。在1999年前，IPCC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但“曲棍球杆線”卻神奇地燙平了這個難題，“證明了”在最近整整一千年裏，只有在近百年間氣温才發生了急劇變化（上升）。
對此IPCC如獲至寶，立即將其作為定論引入了報告。但不久，兩位圈外的加拿大專家斯蒂文·麥克英泰爾（Stephen McIntyre）和羅斯·麥克特里克（Ross McKitrick），卻發現邁克爾·曼恩（曲棍球杆線的發明者，請見注3）的把戲其實是依賴於一個並不複雜，但十分隱蔽的統計數學的處理手段（注4）。可即使在毫無辯駁餘地的數學邏輯面前，IPCC不是馬上聲明修正報告，相反，氣候變暖論的擁躉們卻通過私下串連策劃，繼續用各種手段掩蓋曲線已經崩潰的事實，好保住“變暖論”不容質疑的地位。直到“氣候門”事發，他們這些見不得光的做法才終於暴露在公眾面前。
凡此種種，卻説“關於IPCC的陰謀論在媒體上時有所聞，被扣上了種種奇怪的帽子，但是都缺乏證據支持”，實在不是公正的態度。
IPCC報告中其它嚴重的科學性錯誤還多得很，只是限於篇輻不能一一列舉。比如《六年》中也不得不承認的（大概是因為IPCC被迫為此公開道歉過），喜馬拉雅冰川的消融速度問題，簡直低級錯誤的匪夷所思。最後調查的結果，如此重要的科學結論全無任何研究過程，IPCC竟是抄了一位印度學者在一次接受訪問時的隨口估測。而且那位學者還憤怒的聲明，是記者擅自改動了他的原意，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找他核實過數據。
這就是可能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未來全球幾十萬億資金，數十億人生活方式的國際權威報告的出台方式。光是例行般的道歉毫無意義，IPCC至今都沒有解釋，沒有客觀資料和推演過程，也完全沒有複核程序。不知何許人士的隨口一句話，都能成為它報告中的一個重點論據和觀點，那麼它報告的“科學性”、“權威性”，究竟是靠什麼來保證的？“糾纏”這一點顯然不是企圖在公眾中製造觀點混亂。
即使變暖，地球會在，人類也會在
11月23日，第19次國際氣候大會在華沙落幕。會上由於整個發達國家集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甚至一向標榜“綠色”的歐盟，大幅收回了早年已經做出的減排承諾，發展中國家為了挽救已經處於徹底崩潰邊緣的全球控制氣候變化的行動，不得不又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和妥協。特別是中國，首次承諾將在下次氣候大會時，考慮從現在的自願控排轉變為設立強制的減排目標。
這當然是高風亮節，但因為如上所述的原由，即使不考慮國家間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應當遵循公平的原則，筆者也很懷疑是否有為“阻止變暖”而作此巨大犧牲的必要。只要跳出IPCC們強制限定的“1975年後歷史觀”，就能發現在長時間跨度中，年平均温度上下浮動幾度在人類歷史上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唐代前葉肯定沒有工業温室氣體排放，卻是近一千多年來最熱的時期。而在傳説的黃帝時代更是連河南地區都跑着大象和犀牛。到了1940-1975年，工業革命已經擴展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但全球平均氣温卻出現了連續的下降趨勢。而在上世紀70年代，人們擔心的是小冰河期重來！
科學應該講求實證。幾千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作為缺水型國家，中國怕旱遠過於怕澇。尤其是華北和西北地區，無論工農業還是第三產業，缺水都是一大軟肋。而在較暖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華北和西北地區的降水就比較豐沛，這一點已經被近十幾年的氣候事實再次證實。坦率地説，從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最大利益角度出發，保持現有的暖和氣候可能才是最有利的。
最後，筆者必須解釋幾句。**筆者完全承認，現在人類活動對於地球環境的壓力太大了，已經超過了自然界自我修復的能力。但現下政治關注和經濟資源的投入重點，應該是水土流失、廢料廢水廢氣污染，這些才是真正關係到人民健康和社會持續發展能力的實際威脅。**至於IPCC“變暖末日論”的驚人之語，還是請他們先把證據做紮實一點，邏輯理清楚一點，而少一點主動和政治、意識形態掛鈎的恐嚇吧。畢竟，都已經是21世紀了，就是要賣新贖罪券，也總得換個新點的花樣不是？
注1：一些公認具有充分的獨立科學精神，專業水平在全球都受到尊重，且公開聲明不同意“全球變暖論”的科學家：
克洛德·阿萊格爾（Claude Allegre），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地球科學學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th）前院長；
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預測學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及《國際預測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聯合創辦人；
簡·佈雷斯洛（Jan Breslow），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化遺傳學和新陳代謝實驗室（Laboratory of Biochemical Genetics and Metabolism）負責人；
羅傑·科恩（Roger Cohen），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會員；
愛德華·大衞（Edward David），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會員；
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物理學教授；
邁克爾·凱利（Michael Kelly），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工科教授；
威廉·基寧蒙斯（William Kininmonth），澳大利亞氣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前氣候研究主管；
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麻省理工（MIT）大氣科學教授；
詹姆斯·麥格雷斯（James McGrath）,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nical University）化學教授；
羅德尼·尼科爾斯（Rodney Nichols），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前總裁兼首席執行長；
伯特·魯坦（Burt Rutan），宇航工程師，“航海家號”（Voyager） 及“宇宙飛船一號”（SpaceShipOne）設計師；
哈里森·H·施密特（Harrison H. Schmitt），“阿波羅17號”（Apollo 17）宇航員、美國前參議員；
尼爾·沙維夫（Nir Shaviv），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天體物理學教授；
亨克·滕內克斯（Henk Tennekes），荷蘭皇家氣象服務中心（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Service）前主任；
安東尼奧·齊基基（Antonio Zichichi），日內瓦全球科學家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主席；
伊瓦爾·賈埃弗（Ivar Giaever），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
注2：例如在2003年，學術期刊《氣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編輯克里斯·德弗賴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刊登了一篇同行評審文章，由於該文的結論是：如果以過去一千年的氣候變化為背景，那麼近期氣候變暖並非異常現象。儘管沒有人指出那篇文章在學術規範上有什麼問題，但變暖論者還是猛烈攻擊德弗賴塔斯博士，要求開除他的編輯職位和大學教職。
注3：氣温曲棍球杆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古氣候學家邁克爾·曼恩（Michael E. Mann）在1998年和1999年的兩篇論文裏，重建了過去一千年北半球的氣候史。作為核心結論，曼恩繪製了一條近一千年來北半球平均氣温變化的曲線。這條曲線的基本形狀是左邊相當平滑，但在右側突然飈升，很像一根曲棍球杆，故而得名。下圖即是曼恩手持曲棍球杆，與放大的曲線圖的合影。參見黃為鵬《“曲棍球杆曲線”醜聞、氣候泡沫與氣候政治的未來》。
注4：斯蒂文·麥克英泰爾和羅斯·麥克特里克通過索取到的代碼，發現曼恩的論文裏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做了一個和標準操作很不一樣的數據預處理：
標準的算法是先將序列整體減去該序列均值去趨勢化，那麼在論文處理的1400-1980序列裏，就應該是這近六百年的均值；而實際中論文裏，減去的不是這個，而是1902-1980年的均值，接下去再進行一些其他的操作。這個差別，原來論文裏是沒有交代過的。而他們通過分析，發現貓膩正是藏在這個不起眼的步驟裏（曼恩在2004年給Nature的Corrigendum裏，承認了這一步驟，不過聲稱這個步驟無關緊要，不影響結果）。
他們的工作概括起來很簡單，就是用隨機產生的無趨勢數據，然後運用曼恩論文的算法做後續處理，結果也搞出了“Hockey Stick”的尾端形狀！這種Monte Carlo數值模擬方法的結果是非常有説服力的，也是做算法分析的標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