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從埃及到泰國，一種困境，兩處傷痛

發展中國家最近的局勢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可供分析的實例。它們就是：一、泰國的黃衫軍和政府、紅衫軍之間再起的街頭抗爭。二、埃及罷免穆兄會總統穆爾西和隨之而來的民眾風潮。

這兩個地方相隔甚遠，歷史種族宗教環境背景等都大不相同。但兩邊的事態發展還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民眾的政治參與爆炸”。

這個詞組的意義稍微詳解一下就是説，民眾對國家政治發展的參與過度，以致達到引起嚴重政治動亂的地步。當然，相應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或泛言之的國家政治精英集團未能恰當地處理政治局勢，主動引發或被動導致了民眾的過度政治參與。 

這種類似的混亂局面在西方發達的民主制國家也時有發生，但一般來説都能無傷大雅，無礙大局地被處理掉。憲法秩序被觸動甚至被打破被推翻的事例，已經只是在很久遠的過去才會發生的事情了。

在現在的埃及，多黨民主制才建立不到兩年，一切都還沒有成熟，現在的民選總統被抓，憲法秩序顯然被破壞。而泰國的當下局面似乎已經難以繼續在現行憲政的軌道內運行，更困難的局面似乎很快就將到來。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這兩個風牛馬不相及的地方詭異地面臨着一個類似的憲政難題——就是：通過再次選舉，並不能解決他們實際面臨的政治困局。

先説泰國。他信代表的民粹勢力在現行制度下不可能被打垮，一經選舉必會捲土重來。而城市民眾則一定接受不了民粹主義的偏頗政策，紅衫軍黃衫軍的衝突一定會再起。

美女總理英拉上台的頭一年，似乎局勢還算平靜。可是，近幾個月來，圍繞英拉提出的意在赦免其哥哥他信的提案，風潮再起，很快地，一切固態就又都復萌了。黃衫軍代表城市利益，人數較少，但更狠辣，更有技巧，也擁有更多資源（比如對示威者的食宿供應），又有軍方的超級容忍（無條件中立）。他們圍困、進佔的，都是一些關鍵部門。紅衫軍代表鄉村，代表窮人。他們人數多，但資源少，策略差。這次他們紮營的地方居然是誰也不妨礙的空置的體育場。

12月3日，泰國局勢已有新發展。黃衫軍已經開着推土機闖進總理府。警方和軍方堅不動武，自然無法抵擋。英拉似乎已經同意辭職，解散議會，重新大選。但反對派深知重新大選後他信派依然會佔據議會多數，拒絕此一出路。他們自稱舉行的是“人民政變”，但其實質是“城市人民政變”。他們要求成立“人民政府”、“人民議會”。而這個議會和政府的實質，必然是隻能主要地代表城市的利益，因而不能是由農民佔多數的泰國人普選出來的。這樣，事涉憲政根基，雙方又會無法妥協了。

那麼泰國的政治困局的出路何在呢？對於城市派的眼下而言，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推翻現政府後，成立一個不經選舉的政府，或者長期不選舉，或者把憲法和選舉法大加修改，一定要把農村勢力的代表壓到少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他信的夢魘就永遠都不會做完。但是這樣做，紅衫軍又能接受嗎？他們一到城裏來，軍隊很可能跟上次一樣，就不會嚴守中立，而可能動手鎮壓了。

有長遠的和平解決辦法嗎？那就是等待發展，等待社會變遷，直到城市人口、中產以上的人口占到人口的半數以上以後，這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就可以不侵犯城市人口和中產階級的基本利益了。問題是這一天，由於政局的反覆折騰，必然向後推遲。

現在來説埃及。那裏的根本問題是穆斯林兄弟會穩固地掌握了還佔多數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下層民眾的的選票。如果重新選舉，穆兄會支持的議會候選人和總統候選人必會捲土重來。這個局面就是把穆兄會宣佈非法也無法改變。因為一定會有一個比如伊斯蘭弟兄會（簡稱伊弟會）出來取而代之。前段所述的泰國這些年來的反覆折騰不是已經很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嗎？

那麼出路何在呢？先説近期的。和泰國一樣，那就是儘量拖延選舉，或儘可能地修改憲法和選舉法，一定要把鄉村勢力、穆兄會的勢力打壓到議會議席的一半以下，政局才可能恢復穩定。再説長遠的，那也是要指望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直到城市人口、中產階級、温和的穆斯林佔到人口的多數，這個輿情就會變得温和，穆兄會就很可能無法統治多數人心了。

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埃及整體城市化、中產階級化和宗教情緒温和化的歷程可能十分地漫長，可能完全遙遙無期。這樣在多黨普選的政體下，穆兄會的勢力就很可能長時期地根本無法剷除。那豈不也是一條死衚衕嗎？

有人會問，那還有好些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尼、印度，人均收入也不高，農村人口也佔壓倒多數。但多黨普選制度在那裏運行得還行呀？我不否認這是事實。但更差的實例實在多得太多。比如非洲有五十幾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除了極少數的石油富國，有幾個能完成最基本的經濟發展任務呢？比如西亞的穆斯林國家也有好些富裕的，只可惜他們基本都是君主制國家，成功靠的是石油而不是民主。

泰國和埃及的局面就是典型的民眾政治參與爆炸。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無休無止，沒有底線的街頭暴力抗爭。開始可能合法和平的遊行集會示威，最後通常甚至必會演變成與軍警或對立派別民眾的肢體對抗乃至放火殺人。

説到底，就是當今的世界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發展中國家窮人、農民佔多數的國家的温和的民主制度。而真讓窮人、農民當家做主是不是可行，筆者至少在本文中不想多説。

具體到泰國的現狀，其實筆者還有一個點子，就是城市和鄉村各選一個議會。或者由市民單獨選舉在泰國已經存在的上議院。然後這兩個議會聯席開會，決定大政方針。總理也必須對兩院同時負責。必須要兩個議會同時通過的議案才能生效，而不能顧及兩個議會代表的公民數目的不等。這樣當然是給市民的政治權利加權。如此，從城市往鄉村的捐輸或用中國的叫法“轉移支付”自然會大幅縮減。市民們抗爭的基本目的就可以達到。但是如此，如果兩院就總理人選永遠達不成協議又當如何辦，筆者就不知道了。但這樣農村自然會更窮，發展更慢，共同富裕的期限就會更遠。唉，還是甘蔗沒有兩頭甜呀。

現在我們來假設，純屬虛構地，把與泰國或埃及類似的多黨普選制度在一個城鄉二元、且農民居多的非多黨普選國家試行。一定會有政黨聲稱首先代表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但也一定會有聲稱更多地代表農民、農村利益的“農民黨”誕生。也會有聲稱更多地代表城市，代表中產階級的“城市黨”出現。在多黨普選的前提下，農民黨必會在議會中佔據一個相當大的多數。

須知當代中國正是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差別巨大。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政府通過農業合作化制度和統購統銷政策，不知從農村“轉移支付”了多少財富到城市。那麼，在我們假設的城鄉二元國家內，且不説農民黨執政，只要佔據足夠重要地位，就能要求歸還他們被掠奪的財富。如果他們用比現在還要激進得多的方式進行城鄉之間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平權運動，（比如徹底廢除户口制度，農村人口享有與城市人口完全一樣的福利。）城市人民應當是接受還是拒絕？接受的話，又會損失多少利益？拒絕的話，又會導致多少動盪？

當然實際的局勢，肯定還會複雜無數倍，但絕不會比原先非多黨普選的制度更安定殆無疑義。而類似中國這樣的大國，比起泰國或埃及，人口和幅員可是大了十數至數十倍。試行的風險可是不老小呢！

當然，筆者並不認為中國的現行制度就已經接近完善，本人還是主張在保留一黨長期執政的前提下，向西方的制度學習不少的成分。比如黨內有更多的民主機制，社會上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人民不要有更多的“爆炸”政治參與，再比如建立制度化的協商……一言以蔽之：加權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