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當“矯情政治”綁架了霧霾治理
連續一週，霧霾鎖定半個中國，民間集體發牢騷情有可原。牢騷之外，有極少數人抓住機會攻擊政府，攻擊制度，恨不得全盤否定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全部成果。
霧霾危害健康，人人厭惡實屬正常。但霧霾又系工業化伴生的副產品，與工業化與生俱來。筆者這些年見多了一種情況：一些國人，一邊優先享受着工業文明的巨大收益，另一邊卻借霧霾攻擊政府和國家制度，塑造自身替民吶喊的“出頭鳥”形象，博取網絡上廉價的掌聲——若説兩年前或一年前微博鬧哄哄時，如此“博彩”還可玩個屢玩屢爽——放在時下，只能招惹來越來越多網民的厭煩。
不是筆者生性消極，更非筆者願與阿Q為伍，討論和直面中國當下的霧霾，一不能脱離國家發展階段，二不能脱離13.5億人口這個最大的國情。
何謂發展階段？
撇開學理層面文縐縐的定義不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霧霾鎖定英倫三島就是最樸素的詮釋。如果説英倫三島離我們太遠，那就以上海的蘇州河為鑑：蘇州河惡臭半個多世紀，最近十數年水質日趨改善，表面看是政府投入大額治污資金起了作用，可究其本質成因何嘗不是發展階段使然？！此兩例“一正一反”，結論卻殊途同歸，既形象還貼切。
何謂國情使然？
13.5億人口（相當於兩個半歐洲的總人口或四個美國的總人口）僅生活耗能一項，每年得燒掉多少煤，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端坐在高聳入雲的寫字樓宇內，開着26度的暖空調，在那兒罵罵咧咧痛斥政府為什麼不盡快改變中國的能源結構，這不是“矯情政治”還能是什麼？！
中國火力發電裝機容量與年發電量均已成為世界第一。可就這麼着，中國人均用電量不到美國的八分之一，中國還不能做到人人享有用電的權利。電主要由一次能源轉變而來，用天然氣發電可減排一半以上，可中國有沒有把全部煤電機組統統換成燃氣機組的資源稟賦呢？退一萬步説，就算全世界的天然氣全部用來為中國人發電，中國的發電機組還不照樣吃不飽而不是撐不了。
淘汰落後產能尤其是過剩的鋼鐵、水泥、重化工產能，不可能因霧霾來了就在短短數年間一關了之。落後產能的背後是幾千萬個家庭的生計和數以億計的飯碗。在替代產業未能大批成長起來之前，淘汰落後產能沒那麼容易。惟一容易的是，已經富裕到坐在寫字樓宇裏就能大把攬錢的“金主”，才可以坐着説話不腰疼。而這樣的“金主”佔中國人口的比例又有多高？同樣，以敢於為民吶喊自居的公知大V，一多半生活在體制內，坐享體制內的一切好處，端起碗吃肉，放下碗即“吃裏扒外”充當反體制“鬥士”。
人比人氣死人。“你”先富裕了，“你”訴求清新空氣，可更多的“他”適才勉強過了温飽線，更需要有一隻穩定的飯碗增加收入。這更多的“他”，對飯碗的材質沒有要求，金飯碗不敢奢望，銀飯碗不敢奢望，細瓷飯碗也不敢多想，能謀求一隻粗瓷飯碗就極為不易。這就是為什麼霧霾鎖定申城一週，那麼多的建築工地上，農民工仍在露天作業的緣由所在！電視記者開着採訪車，跑到工地上哇啦哇啦責問項目經理為什麼不執行政府的“霧霾停工令”，卻全然無視工地上的農民工，可是幹一天活開一天的工錢呀！
多數中國人懂得“認命”。把這“命”裝進霧霾裏，就是治霧霾不可能脱離發展階段和國情現實。現實中，認“命”的中國人對霧霾多半抱定一個忍字，都深知承受霧霾帶來的污染，就是國家特定發展階段因發展而必然伴生的代價，人人都得為之分擔。
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但凡是人，個個都是碳排放的製造者。生活條件越好，人均排碳量越大。有閒心在網絡上罵罵咧咧的主，恰恰是人羣中碳排放的大户甚至超級大户。把自己排除在外，只苛求政府減排不力，這叫什麼心態——典型的公知大V心態！
在某些個公知大V的嘴裏，政府與民間就治霧霾存在着天然的對立。如此觀念的立足點有兩個：一是政府惟GDP至上，而惟GDP又系官員惟政績至上。這是什麼邏輯——GDP怎麼了，沒有了GDP背後所創造的無數飯碗，讓進城的數億農民工都喝西北風去？！讓接下來的新型城鎮化如何開展？！
霧霾系積累性爆發，政府早年“帶”着各行各業粗放式發展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全社會各行各業也須分擔各自的責任，我們每個人也都系霧霾或多或少的製造者。既然製造霧霾誰都有份，那就別把責任都推給別人，把公益心惟我獨佔。
霧霾下的上海陸家嘴
放眼今天的世界，還找不出哪個國家的政府如中國政府那樣，對治霧霾肯動用一切可動用的資源。自媒體和微媒體時代，連小學生甚至幼兒園孩童都是監督的“嘴”——因此有人説，政府被動治霧霾那是被罵出來的。沒錯，若就事論事的確如此。否則，PM2.5筆者小時候就有，可那時只管叫霧，從未聽説過霾。可筆者更傾向於政府從十六屆三中全會起，的確開始了致力於科學發展之努力。科學發展是理念，是發展的行動綱領，更是此前數十年粗放式發展打下的物質基礎。完全可以説，沒有粗放發展在前，又哪來科學發展漸漸呈現。政府和人一樣，都是在對錯誤的認知和對教訓的反省中才能變得成熟起來。
講科學發展，絕不是對造成霧霾的一切工礦企業一關了之。作為政府，它只能在治霧霾、轉結構、升能級之間尋求並保持彼此的平衡。如果治霧霾與人們的飯碗發生了直接衝突，而短時間內又不能為丟了飯碗的人們提供替代飯碗，那麼，治霧霾之緊迫同樣須首先為保飯碗讓路。這就是針對科學發展的最樸素的認識論，亦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的方法論！
煤電污染和汽車尾氣污染，既是現階段製造霧霾的兩個顯性元兇，亦是現階段通過治理最有可能見效的兩大治霧霾發力方向。前者主要是發展綠色能源，可如果發展核電就起鬨鬧事，發展水電被斥為破壞生態，發展風電、光電被污衊為好高騖遠脱離實際（起鬨鬧事的輿論製造者與斥責政府治霧霾不力者系同一批人），那麼又讓政府如何面對？同理，倘若高收入者皆追求大排量私家車擺顯，日子緊巴巴者即便貸款也“宋姥姥嫁人看大樣”，對不起，就此兩大領域治霧霾同樣是扯淡！
治理國家，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包括治霧霾，今天的中國並不缺乏且愈來愈不缺乏認識、決心和決斷。中國當下的最大問題，是各種治理難題被“矯情政治”人為綁架，弄得政府和社會各界“裏外不是人”，以至於一次次錯失治理具體問題的最佳時機，繼而人為抬高治理難度和治理成本。更有少數人鐵了心、一廂情願地充當西方敵對勢力“搞散中國”的急先鋒。如果説這就是所謂民主社會的雛形，那麼，筆者以為這樣的民主對國家、對社會，對老百姓實乃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