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解放夢、自強夢、小康夢

12月9日下午，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在復旦大學舉行，這是全球第一個以“中國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隨後的“中國模式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發言，談中國模式與中國夢。

王紹光教授在“中國模式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上發言

我從“模式”這兩個字説起。這兩個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一個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不同地方發展方式不一樣，我們可以把這種發展方式稱為模式。比如説我們以前講“蘇南模式”。但這不是説它一定是個榜樣。它就是本體意義上的模式。

第二個是分析意義上的模式。就是我們經常講，經濟學的兼併模式。模式就是，我把説的主要的事情的主要變量的相互關係説清楚了，就是分析意義上的模式。

第三個意義上的模式就是榜樣，學習的楷模。所以復旦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我想它恐怕更多的是在後邊兒的意義上——也許三個意義都有——恐怕更多的是在中間那個意義上。至少從我作為學者的角度來講，我們研究模式更多的應該是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做了什麼樣的事情，用什麼方法來解釋。

説到中國夢和中國模式，我們看到，中國夢和中國模式有一個歷史的緯度。不同的時代，中國夢是非常不一樣的，也意味着那個時候要發展的模式是非常不一樣的。

1932年，就在這個城市（上海——觀察者網注），有一個刊物，在知識分子裏面做過一個不太大的民調，就是問當時的人有什麼夢——今後10年、20年中國應該怎麼樣。那麼後來列了一個表，投十項，要看的話，基本上就是説當時中國缺乏一個有效的政府。大家的夢就是要結束軍閥混戰，結束盜匪橫行。當時32年的時候，有人報道説中國有3000多萬匪。當時中國總共才4億多人。很多省的20%、30%成年男人是匪。他們要結束這種狀況。今天人很難以想象，當時的夢想就是想沒有匪。

還有一些非常簡單，指向的都是沒有一個現代國家。中國還要結束租界啊，日本人當時已經佔領了東三省，（想要結束）這樣的局面。所以當時中國夢就是希望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至少能控制這個局面。

中國從1840年以後，尤其是袁世凱死了以後，軍閥混戰。當時的人（有這種夢想）很能理解。這種夢想可能要到1949年以後才真正實現。我們把它叫作“解放夢”的實現，就是擺脱了外國的控制，同時也擺脱了內亂。從政治學角度講，一個有效的國家就是，它能壟斷暴力的行使，而且是合法地壟斷，（但這個壟斷）1949年以前顯然不存在於中國大陸上。當時的夢想，當時要做的一件事情，當時存在的問題，用英文講，就是一個governability（施政能力——觀察者網注）的問題。能不能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來govern（施政——觀察者網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這個夢想，尤其是經歷了朝鮮戰爭，一直到1955年、1956年，毛主席寫《論十大關係》的時候，我想，第一個夢想大致實現。

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中國當時面對的更重要的問題，我想是自力更生。毛主席解放初有個講話，我們能造什麼？我們什麼都不能造。現在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我們小時候知道，火柴叫洋火。可能再過幾年，年輕人連什麼是火柴都不知道了。

我們那個時候知道，火柴那麼簡單的東西中國人不能做，是瑞典的公司統治全世界的火柴市場。當時上海有一劉鴻生家族做火柴，但是佔很小的市場。所以釘子叫洋釘，什麼東西都是洋的，中國什麼東西都做不了，不要説汽車、高鐵，根本就沒法做。要自力更生這個夢在五十年代雖然沒有民調數據，但是當時我們不光要解放，而且要立起來，在經濟上立起來，非常不容易。

毛主席到蘇聯去談判，很重要的還是需要自立，雖然需要蘇聯幫助，但我還需要自立自強。這個東西恐怕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左右才實現。我不拿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做界線，我覺得要到八十年代左右才實現。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基本的現代經濟體系慢慢已經形成了，這個夢實現了。但它那個實現的模式是什麼呢？叫government，一方面是政府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用政府來管制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模式的關鍵詞就不是governability的問題，是government的問題。

八十年代以後，九十年代，到現在，我們講市場改革，對外開放。這時候的夢就不僅僅是自立自強，吃飽肚子，有衣服穿了，而且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現在弄一個詞，傳統詞，叫“小康”，希望過上一個小康的生活，老百姓也是這個夢——消除貧困，實現小康。

這個時候，政府治理的模式，就是治理的關鍵詞，又發生了變化，叫governance。governance和government的區別在哪裏呢？government的意思是，用政府、用國家來管，它是唯一的，連產權也都是國有制，即使是集體所有制，也是國有制的很多方式，希望它今後變成國有制。

現在發生變化了，就是governance。governance是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的社會力量也同時參與治理。這個變化應該是九十年代以後才開始實現。為什麼這麼講呢？我自己做了一下key word search，才發現，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治理這個詞跟今天我們理解的治理完全不一樣。當時治理的對象不是人。治理的對象是治理黃河，治理沙漠，治理三廢，都是那種自然體。“治理”變成今天意義上的governance，就是九十年代以後在中文語境裏面才真正出現。

剛剛開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加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所以“夢”變了，治理國家發展的方式整個發生變化了。從governability，到government，到governance。

但我要講的是前兩個階段好像比較容易，因為governability的問題，不管你用專政的方法還是什麼方法，你要建立一個有效政府，就成了。government，也比較簡單，因為政府把資源都壟斷到自己手裏，把事情辦成，就行了。但是governance涉及到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一起共治。

聽起來很簡單，現在三中全會文件也講了，很簡單，該市場處理就市場處理，該國家處理就國家處理。問題是什麼該市場處理，什麼該國家處理，這個非常不清楚。我前不久寫過一本小書，就是解釋卡爾•波蘭尼一本大書Great Transformation（《大轉型》），這本小書叫《波蘭尼的大轉型和中國的大轉型》。卡爾•波蘭尼講，三樣東西不能完全市場化，一個是土地，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貨幣。三中全會的文件裏面這三方面都涉及到了，那在什麼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這三樣東西可以市場化，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市場化，我們僅僅説變成governance，光説不行，還得要進一步探索。所以今後的任務非常重，這也是這個中心需要研究的問題。我祝賀你們願意承擔這麼繁重的研究任務。

好，謝謝。

（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