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釣魚島爭端與東亞安全（上）
本文為作者在今年北京太平洋論壇的發言稿上篇，授權觀察者網首發，下篇將於近期刊出。
中國和日本分別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是亞洲乃至東亞最為重要的國家。兩國關係的陰晴變化直接決定着東亞的安全和穩定。中日建交以後，雙邊關係一度友好，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關係急劇惡化，直至由於日本試圖國有化釣魚島而達到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
一、日本為什麼打破和中國“擱置爭議”的默契？
主權之爭是無解的，除非雙方立即兵戎相見。明智和理性的做法是在各自宣示主權的同時，行動上要剋制。假如一方打破默契，另一方必然回應，從而導致循環惡化升級，形成兩國國民民族主義情緒的對壘。這種博弈不僅算不上零和，實是雙輸。
為此，針對釣魚島，中日建交時雙方曾達成事實上的“擱置爭議”默契，並一直得到遵守。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在進行有關日中關係正常化交涉時，周恩來提出了在釣魚島問題上“擱置爭議”的提議，對此田中角榮説: “在求大同存小異這一點上，我和周總理取得了一致”，表示同意周總理的説法。
1978年8月，中國副總理鄧小平與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進行締結《日中友好和平條約》交涉，園田直在北京同鄧小平討論了這個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擱置它20年、30年嘛。”園田直表示讚賞。
日本試圖國有化釣魚島，讓兩國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
1996年11月24日，在馬尼拉進行的APEC日中首腦會談中，當時的橋本首相作了如下發言：尖閣諸島（釣魚島）是我國固有領土，這是我國基本的立場，同時，我們也深知中國與我國有不同的立場。雖然日中雙方在這件事上立場不同， 但是不應該由於這樣的立場不同，損害對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極其重要的日中關係全局的健全發展，我覺得在這一點日中雙方的認識是一致的。
與會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主席説，在釣魚島問題上，我非常擔心由於一些人的挑撥使兩國關係惡化。我們覺得這個問題並不是馬上要解決，但是需要雙方的努力，政治家和領導人要站在高處，從長遠的觀點出發處理問題。我們注意到了日本所進行的一系列的努力，今後也希望能繼續努力。
雙方可以達成默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本國力明顯高於中國，對擁有釣魚島的主權懷有很大的信心。另一方面有冷戰共同的對手蘇聯存在。但隨着日本國有化釣魚島政策的出台以及安倍首相的公開否定，這種默契不復存在。日本改變現狀的原因相當複雜，綜合而言有如下幾個方面：
1、國際大環境
（1）美國重返亞太。
21世紀美國全力反恐，中國則抓住有利的國際環境迅速發展，接連超越英、法、德、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除陷入兩場反恐戰爭，更爆發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此消彼長，國際普遍認為最快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已成為替代美國最具潛力的國家。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宣佈戰略東移，不僅迅速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脱身，更要把60%的海軍軍力部署到亞太，其重新遏制中國的戰略躍然而出。
（2）中日力量對比變化。
日本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房地產泡沫破滅以來，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卻迎來了增長黃金期。並於2009年取代日本佔據近半世紀的全球經濟體亞軍的寶座，到現在經濟總量已是日本的一倍半。雖然中國人均水平仍遠遠落後日本，但雙方實力對比正向有利於中國的天平轉移。中日雙方都明白，時間在中國一邊。
今天的日本正如前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暨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在台灣接受媒體採訪時所承認的：“日本過去一直是一級國家，現在卻遇到真正的挑戰：它是否想要繼續扮演一級國家的角色？ 日本的領導問題（六年換了六任首相）、長期的人口與經濟前景，只會使這個問題更險峻。近年來真正讓日本還能當一隻老虎的，是它背後有另一隻大老虎。那就是美國。”
在這樣的現實和未來不利預期下，日本只有趁還擁有一定籌碼的情況下，主動挑釁，以儘可能多地贏取戰略主動。
（3）中國發展階段和突出的內政問題。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已處於中等發展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根據歷史規律，這一階段社會處於矛盾多發期，甚至處理不慎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社會混亂。
目前的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惡化、腐敗較為突出。其他如高房價、看病難等社會問題也令民眾不滿。日本認為中國將全力投入內政，無法再同時有效應對外部挑戰。
（4）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
整個二十一世紀十二年不到的時間，出現八個首相，十一個內閣——這其中還有十次內閣改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內閣僅維持了一個月零十天（另一個短命的森喜朗內閣僅持續了三個月）。上世紀九十年代則是七任首相、九個內閣——這其中還發生了六次內閣改組。這期間最短命的羽田內閣僅存在了兩個月零兩天。
可以説日本的政治已到了“不能視事”的程度。所以日本的內政和外交經常發生大幅度反方向搖擺。既有樂此不彼挑釁中國和韓國的小泉，也有希望中日友好的福田，更有疏美親中的鳩山，也有選舉需要而對中國強硬的菅直人（罕見扣押中國艦長和漁船）、野田佳彥（國有化釣魚島）。2011年日本發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嘯，時任首相的菅直人竟然由於指揮無能而在下台後被檢方起訴！災難過去幾個月了，災民依然得不到有效安置。
世界上許多國家採用議會民主制度，但像日本這樣的，還是相當少見。可資類比的大概只有法國。法蘭西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一、第二共和是早期的嘗試，可忽略不計）共同的特點就是政府如同走馬燈一般更替。第三共和最短命的政府僅分別只存在了兩天、三天、四天和五天！第四共和十二年間更換了二十二屆政府，有兩屆政府僅維持了兩天。好在法國還算幸運，憑藉戴高樂的智慧，改革了過去失敗的議會制，建立了“半總統制”或者“雙首長制”。
法國之所以能夠改變，有四個原因。一是它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二是危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三是有戴高樂這樣即有崇高威望又有高超政治技巧的政治人物。四是法國已經沒有了王室。總統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徵。
日本顯然以上四個條件都不具備：它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下，仍然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在改變政體方面顯然沒有決策權。目前的日本雖然危機重重，但還沒有達到維繫不下去的程度，整個日本也缺乏相應的動力進行政治改革。另外由於政權的封閉性和權力的世襲特色，也導致日本後繼乏人。最後，日本二戰後沒有廢除天皇，假如要效仿法國模式，將無法解決誰代表國家的難題。
日本的政壇的世襲，嚴重影響政治人才的產生。這既有傳統因素，也有選舉制度本身的原因。
今天的日本，強烈的家族觀念，依然是其社會關係基礎。長子繼承，門第觀念在現代社會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更何況搞政治必須有人脈、錢脈，還必須有一定的經驗，因此政治人物先讓子女擔任自己的秘書，讓他們熟悉自己的地盤、開闊眼界，從而累積起政治生活經驗。
小泉純一郎從政之初，雖然有父親的遺蔭，也有固定的地盤，卻因為其父死得突然，使他必須匆匆從英國趕回來繼承，缺乏黨政治秘書的階段，結果第一次參選竟敗下陣來。後來，有幸自民黨大老福田赳夫拉他一把，讓他當自己的秘書，悉心栽培，三年後終於如願以償。小泉從此跟福田派、安倍派、森派結下不解之緣。
日本的選舉制度和選區規劃，也有利於世襲政治的發展。日本實行小選區制，加上穩定選區劃分，這讓傳統政客可以在地方上長期經營其勢力範圍，將地方黨支部變成其個人的後援會。
田中角榮當首相期間，他利用國庫為地方大興土木，甚至修建鐵路新幹線從東京直通其偏遠的家鄉，鄉民不僅感恩，還變家鄉為鐵票區。不僅如此，其女兒田中真紀子還不費吹灰之力繼承了這份豐厚的政治資產。
然而權力的世襲堵塞了有抱負者的進入，無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更替機制，最終導致今天日本政治的腦衰甚至腦死亡狀態。
2、各處國內小環境。
（1）日本2012年9月21日的黨首選舉。由於時任首相野田佳彥支持率持續走低，為拉抬支持率，贏得大選，不惜在釣魚島製造對外衝突。
（2）十八大即將召開。
由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日本判斷中國為給大會創造良好環境，面對自己的挑釁會採取剋制態度，最終默認新的既成事實。
二、中日雙方的優勢和劣勢。
1、中國的優勢在於制度運轉良好，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日本則已經停滯二十多年，而且債務佔GDP的比重高達240%。
**2、日本的優勢。第一它已經進入發達階段，而中國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根據人類歷史的經驗，貧窮和富裕階段一個國家都易保持穩定，只有在中等收入階段，由於利益分化和分配的不均等，社會矛盾頻發且易發生動盪，抗內外衝擊的能力脆弱。
第二，日本的國際環境要好於中國。這除了日本引入西方制度之外，還和它被美國實際控制密不可分。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席捲全球之後，中國模式的成功無形中對西方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和威脅。奧巴馬上台之後迅速調整全球戰略，再次把中國視為頭號挑戰對手，宣佈重返太平洋，積極插手中國周邊事務。歐洲由於沉陷債務危機，再加上地緣政治的原因，對釣魚島爭端並不關注。但在僅有的報道上卻也難稱公正。比如明明是日本挑釁在先，但卻不對之進行指責，僅僅泛泛報道，然而當中國反擊時，卻指責中國反應過度。不過，在東亞區域，日本的外部環境顯然要明顯劣於中國。日本和韓國、俄羅斯都存在領土爭端，台灣也由於釣魚島問題和日本對立。只是日本缺乏政治智慧，竟然形成了三國四方同時衝突的地步。
第三是日本民眾的素質高於中國。雖然同樣面對領土爭端，日本也有遊行，但卻不會發生中國那樣的暴力事件。在中國最開放的城市深圳，甚至不得不發射催淚彈平息。在西安、青島等不少城市都發生縱火、打砸日本商店、日產汽車。香港的愛國商人、長實主席李嘉誠旗下的屈臣氏商店也遭到搶掠一空，鋪面被夷為平地。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時，中國百姓竟然謠言的影響下發生搶鹽風波，而在發生地震的日本，百姓依然井然有序的購物。甚至政府救援遲緩，百姓也以難以置信的忍耐力等待。這種差距，可以稱為中日兩國在現代化程度上的差距。
中國的劣勢大都和發展階段有關，而且是可解的，逐步改善的。而日本顯然則是體制性、結構性，很難找到解決之道。
三、中日雙方的得失。
彷彿是歷史的延續，這一次日本又扮演了主動挑釁者的角色。而且也一定程度達到了所要達到的目的。一是形式上強化了對釣魚島的主權控制。無論是國有化，還是數十名日本警察借防範台灣漁船之名登上釣魚島，都顯示了其對釣魚島的主權擁有。二是支持率低迷的現任首相野田佳彥以相當大的優勢贏得黨首選舉，連任首相。
但日本同樣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一是釣魚島由過去日本獨自實際控制轉向事實上的“中日共同控制”。中國借與日本衝突之際，改變了過去“擱置爭議”的做法，轉向“實際主權擁有”。為此，中國宣佈了釣魚島領海基線、決定向《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東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陸架劃界案、發佈釣魚島天氣預報。更重要的是中國形成了對釣魚島海、陸、空立體巡航。尤其值的一提的是中國漁政船不僅登上中國漁船檢查，還驅逐進入釣魚島海域的日本船隻，行駛在此海域的管轄權。
對領土爭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規則是不太注重歷史文獻和歷史發現，而更重視當下的實際控制。特別是長期、和平的佔有，是最重要的依據。這也是日本為什麼要國有化的動機之一。然而，這場衝突不僅使日本失去了獨自控制權，也使得釣魚島爭議國際化，對日本而言，其主權控制反而是倒退了。
二是日本的整體國家主權更形萎縮。由於日本和中國的對抗，迫使日本加大了對美國的依賴，其二戰後就已失去的完整國家主權更加弱化。已經逐漸失去經濟力量的日本，恐怕再難有機會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將會持續加速下降。
三是已經停滯二十多年、嚴重依賴國外的日本經濟由於中國的報復和即將可能到來的更多經濟制裁而受到重創。經濟制裁，一向是強大國家對弱小國家採取的措施，當時的首相野田在參加聯合國大會前夕接受採訪時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冷靜考慮目前的日中關係，不要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其無形中已經把自己擺在弱國的地位。目前中日兩國經濟態勢如下：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2011年中日貿易佔日本對外貿易總量20.6%，而對日貿易僅僅佔中國外貿總量的不到10％。今年1到7月份，僅僅佔8.8％。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可見一斑。特別是日本嚴重依賴外部環境的弱點和經濟低迷二十多年的現實，已經讓日本喪失承受一場經濟戰的能力。而中國在以接近兩位數增長三十多年後，至今仍保持全球主要經濟體最高的增速。
四是釣魚島爭端，也令日本探知美國的底線。雖然雙方有安保條約，美國也聲稱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但假如真的和中國攤牌，美國是否兑現條約，日本並無把握。
先是美國一再聲明在釣魚島問題上不選邊站，維持中立立場。隨後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最近訪問中日兩國時發言相互矛盾。在東京他呼籲和平解決分歧的同時，重申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在北京，帕內塔在裝甲兵工程學院演講結束後回答有關美日關係與釣魚島爭議問題時又表示，美日的確是軍事盟友，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不會對盟友的某些行動提出批評意見。此話顯然暗示，美國不贊成甚至批評日本“購島”的挑釁行動。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是強烈的親日派和對華強硬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雖然重申美日安保涵蓋釣魚島，但聲稱中日之間如果發生衝突，全世界的經濟都會承擔不起——實是美國承受不起的代名詞。
當然日本的國運確實比較差，釣魚島國有化引發中日對立以來，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局勢急劇惡化和動盪。埃及發生軍事政變，推翻首位民選總統。突尼斯連續發生政治謀殺案，局勢一觸即發。也門則變成基地組織活躍的國家，各種恐怖事件頻頻發生。利比亞則實際處於無政府狀態，更發生大使館遇襲、大使身亡的慘劇。面對伊斯蘭世界的遍地烽火，此時的美國就是有心也是無力。
所以説日本首相野田看到中方對“購島”行動做出的強烈反應後，坦承事前的評估有誤。不過正如外電所評論的，他不是對中方的反應評估有誤，而是對美方的反應評估有誤，因為美方並沒有毫無條件地公開挺日，甚至沒有明確、公開表達要與日本共同協防釣魚島的立場。美方立場是美日安保條約不應該是一張可以讓日本為所欲為、甚至輕易將美國捲入戰爭的“空白支票”。只是今天的日本，一旦戳穿美國保護的假象，它在國際社會上還有多少籌碼？
其實説白了，美國對日本的保護，不過是對日本控制的委婉語罷了。美國可以利用日本為己所有，怎麼可能會被日本綁架，為日本利益服務呢？野田佳彥竟然連這一點都理解不了，還要進行試探，可見日本政治精英今日之水準。
第五，釣魚島引發的中日衝突（以及日俄衝突），在引發國際關注的同時，也令日本二戰戰敗國和歷史責任問題上凸顯出來。中國一方自不必説，指責日本是在挑戰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另一個戰敗國德國也認為日本無視二戰歷史是釣魚島問題爭端之源（德意志電台）。文章認為，與德國一樣，日本在二戰中是侵略者。然而，日本至今沒能清理這段沉重的歷史。如果日本不能深入和批判性地審視過去，日本就無法解決領土爭端。日本與韓國圍繞獨島（日本稱竹島）也發生過類似的領土爭端。當時的韓國總統曾明確表示，正是因為日本至今不願就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才會導致領土爭端被賦予瞭如此重要的意義。
由於日本在二戰時超出底線的殘忍針對所有國家：中國、美國、英國、荷蘭，而且又一直沒有對戰爭進行徹底的悔悟，這造成各國對日本既不信任，更無好感。假如中日衝突進一步擴大，歷史因素會更加突出出來，日本在衝突中的正當性會大幅減弱。
中國在這次釣魚島衝突可謂是最大的贏家，幾乎有得無失。除了抓住機會改變“擱置爭議”策略轉向“實際主權控制”外，其收穫更是多方面的。
首先起到凝聚香港、台灣和推進國家統一的作用。香港迴歸十五年以來，雙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但不容否認的是，心的迴歸仍然與經濟和文化層面頗有差距。最近香港特區政府推行國教竟然遇到不少的反對就是一例。 而釣魚島爭端則是凝聚共識、人心促歸的最佳活生生教材。日本越蠻橫，就越突出中央政府的角色。中央政府越迅猛回擊，越能贏得民心。畢竟外部危機是建立內部共識和國家認同的催化劑。
相對於香港，台灣更為特殊。由於兩岸分治六十多年，有着故鄉情懷的老一代已經退出舞台，連接兩岸中國意識的基本上只有抽象的歷史。這不可避免的帶來感情和認同感的疏離。從根本上講，這才是台獨的真正土壤。要喚起共同的中華意識，還是需要從現實尋找資源。釣魚島就成為最佳的選擇。這一次由於大陸站在衝突的第一線，台灣也表現十分的高調：台灣海巡艦艇全天候24小時在釣魚島海域護漁、大量漁船前往釣魚島作業。台灣民意調查也表明，54%的民眾支持兩岸共同保釣。
二是為“十八大”創造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這有助於進一步提高政府威望和權威，為下一步更深層的改革提供良好的條件。
中國由於所處發展階段，社會矛盾多元且突出。這也造成了社會的分化和內部分裂。同時西方也藉助這種分裂不斷想辦法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現在就是改革也無法形成共識。另一方面中國確實已經來到深水區和改革攻堅階段，這需要威望高企、強有力的政府來推動。這次釣魚島爭端，無形中創造了這一凝聚全國共識、體認當今執政黨強勢作用的時機。更何況日本之所以敢無視中國的連番警告而對中國挑釁，也是看準了中國的內部問題。這種外力恰好變成了中國內部推動改革的動力。
三是美國“小北約”東亞圍堵戰略自行破產。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有幾個層次。一是在南海，通過和東盟的關係，藉助領海爭端，牽制中國。二是在東亞建立“美日韓台”所謂的“小北約”來制衡中國。但日本和韓國的領土爭端，使得雙方對立。由於釣魚島也導致台灣和日本關係緊張，兩岸則不約而同展開保釣。美國設想的“小北約”形同破局。
四是這場衝突也讓我們看到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弊端。比如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為了一己之私贏得選舉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另外，二十一世紀以來，日本已經更換了8位首相，11個內閣，實際已經喪失了治理國家的能力。中國目前也正在探索適合自己的政治改革道路，至少日本的教訓從反面給中國提供了借鑑。
最後，中國對日本迅猛亮劍，也起到震懾南海諸國的效應。以日本之國力和擁有日美保安條約，中國依舊毫不手軟，這自然也要令被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衝昏頭腦的南海諸國清醒清醒。其實它們應該明白，中國以大國之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實是已經照顧到它們的利益。如果還想在不對稱的國力面前奢望更多，恐怕將是一無所獲。菲律賓在黃巖島引發事端，結果卻讓中國藉機達到實際控制的目的。
中國唯一一失，則在於大規模民眾抗議行動中所出現的暴力現象。要知道城市市民是抗議行動的主體，這也還是中國國民素質較高的社會羣體，更兼有北京知名教授當街訴諸暴力（實在令人不解，無法接受）。由此可見，人的現代化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畢竟暴力現象不僅損害中國國際形象，也損害中國自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