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新加坡騷亂對中國的警示
新加坡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了44年來的首次騷亂，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震驚和難以理解。
阿根廷發生騷亂，沒有人感到震驚；泰國大規模街頭抗爭，似乎人人都理解；中國各地的“羣體性事件”，也早已見怪不怪；可以説，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發生社會動盪都不是新鮮事；就連被譽為“人間天堂”的瑞士，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數一數二的蘇黎世，幾年前“五一”節遊行時爆發騷亂，也沒見到世人有多麼大驚小怪。
12月8日，新加坡發生40年來首次外籍騷亂
但唯獨新加坡不同。在世人眼裏這個城市國家很獨特，它一直被視為一個奇蹟，經濟發展是奇蹟，社會治理方面也是奇蹟。時間長了，奇蹟已幻化成了神話，人們一向都很樂觀地相信新加坡神話，在堅信新加坡經濟總會保持繁榮不會有危機和衰退的同時，也堅信新加坡社會總會保持和諧不會有分裂和騷亂。
為什麼呢？為什麼人們堅信新加坡不同於拉美國家、中東國家、南亞國家？僅僅因為它屬於發達國家、富裕國家嗎？似乎也不是，世界上發達和富裕國家如美國、北歐諸國、英國和法國，照樣社會問題成堆，大小騷亂此起彼伏。顯然，僅僅用GDP、國民收入、人均收入這些經濟指標並不足以劃分“和諧國家”和“不和諧國家”之間的那條界限，甚至連基尼係數、失業率、包容指數、和平指數這類更綜合的指標，也不能將新加坡的獨特性分離出來。
以我對新加坡的瞭解，新加坡真正的獨特性在於，它是一個徹底實現了經濟和社會一體化的國家。與大多數國家不同，在新加坡，並不存在獨立於經濟之外的社會，社會就是經濟的附屬，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不是整個經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任何一個人羣不是生產-消費經濟方程式中一個變量。
長期以來，新加坡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對整個經濟體進行一次精耕細作式的調整，叫做“翻遍每一塊石頭”，以抵抗經濟危機。這種做法，對於新加坡來説，的確行之有效，但也是生存壓力之下的不得已而為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經過強勢政府“看得見的手”長期反覆的操作，新加坡最終實現了經濟與社會的整合和一體化。
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社會問題就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也就是社會問題，兩者無法分開。這同時也意味着，當經濟系統中的某個部分積聚了大量矛盾之後，最終必將通過社會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突然爆發的社會騷亂。
新加坡發生40年來首起騷亂事件 外籍勞工與警方發生衝突
這一次發生在小印度街區的騷亂，正是經濟結構衝突在社會層面上的一個爆發。新加坡經濟嚴重依賴外來客工，這一部分勞動力以提供簡單勞動換取微薄工資，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處在最低端，既沒有上升通道也缺乏議價能力，承受着多重壓迫。那些平時看起來安分和順的南亞客工，突然之間變得暴烈而兇猛，悍然以新加坡社會最不能容忍的羣體暴力行為違法抗法，他們所集中發泄的憤怒和不滿，歸根結底是對於長期壓迫的反抗。對於這些更習慣於原居地前現代自然社會的客工來説，新加坡經濟-社會綜合體就像是一個無形的人造巨無霸，經濟性壓迫讓他們無力抵擋，社會性壓迫讓他們無處可逃。
在中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很多城市也都在發生着與新加坡非常類似的經濟-社會一體化過程，各地的強勢政府都以經濟發展為導向，通過“看得見的手”進行着各種整合性的操作，在GDP、就業率、物價指數等“硬指標”的壓力之下，社會發育方面的“軟指標”不得不被犧牲，整個社會被強行納入經濟體系當中，成了完全經濟導向的經濟-社會綜合體。
於是，與新加坡一樣，經濟問題就是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就是經濟問題。多年來在廣東等地流行着一句俏皮話：大多數社會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可以用人民幣來解決的矛盾。這句話正是經濟和社會一體化程度的真實反映。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經濟問題很多都是極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例如與新加坡外籍客工問題類似的中國城市農民工問題。
與新加坡的南亞外籍客工多少有所不同，在中國，城市農民工畢竟還若即若離地背靠着他們各自的故鄉，無論遠近他們總是可以隨時回去，無論貧富他們總是可以作為寄託。當城市裏的“經濟社會”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充滿壓迫時，他們故鄉那個傳統的、前現代的、還遺存着鄉土文化的“自然社會”，就成了他們躲避壓迫和調節身心的天然避風港。
然而，從總的趨勢上看，現代“經濟社會”的浪潮不可阻擋，傳統“自然社會”正在大面積消亡。對於中國城市的農民工羣體來説，當最終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家鄉都面對同樣的經濟和社會一體化進程，面臨同樣的經濟-社會綜合壓迫時，他們也會像新加坡南亞客工一樣，既無力抵抗，也無處可逃。
這就是新加坡騷亂對於中國的警示。新加坡與中國相比，前者已經徹底完成了經濟和社會的一體化，後者則正處在這個一體化進程當中；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發生的問題，也將在中國各個城市或早或晚地出現。由於這些問題根源於社會本身的深層變化，與收入水平並不直接相關，所以，即使中國城市農民工平均收入等於甚至超過了新加坡外籍客工，該爆發的衝突還是會爆發。
中國當藉此警示，做些未雨綢繆的事情。
本文截稿之時，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提出要“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若真能做到這一點，中國的城市發展就有望避開新加坡的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