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
本文初稿於2012年，2013年10月修訂，其主要內容以《重温毛澤東戰略思想》為題刊發於《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全文三萬餘字。
毛澤東是誕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要這個時代的本質沒有改變，毛澤東及與毛澤東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思想，就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道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用於反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壓迫的基礎性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及與他的名字緊密相聯的毛澤東思想是有時代和階級屬性的，它只屬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只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還存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就會是他們及率領他們尋求解放的政黨的旗幟。
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當代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並從毛澤東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説：“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羣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悦誠服地信服他。”[1]事實上，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學習毛澤東，重温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高國家戰略能力以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的重要的任務。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的報告
一
毛澤東思想並不產生於書齋中的空想，而是產生於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現實問題的實踐中。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2]。11月19日即斯大林與丘吉爾達成那份秘密瓜分歐洲的“百分比協定”後的一個多月，斯大林便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説：“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3]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願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揹着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並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後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於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後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後，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於今後軍隊與黨的關係，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衞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係，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係。”這份文件最後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鋭鬥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並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採取懷疑態度，對於許多工作不願實行認真的轉變，不願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羣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説服他們。由於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後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併為廣大羣眾看清之後，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後，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並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羣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4]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後主要任務是爭取羣眾”。[5]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於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後，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後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於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並説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鬥爭。
在中共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後，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麼點“半獨立性”[6]的蔣介石，李宗仁於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後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並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覆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佈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7]。至於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説，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隻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8]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説：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説，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麼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9]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並於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後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餘里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隻“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後逃出長江口[10]。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11]。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於“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説：“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麼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衞，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12]
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着西式“民主”薰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隻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後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於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説些無奈的空話，他説：“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説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於它的後果加以冷靜而沉着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13]
比較同期的中國，在中國有一支聽命於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卻信奉什麼“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説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14]。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幹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有了一支聽命於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並於兩年後實現中國統一。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説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以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説：“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15]
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於誰領導，用什麼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有什麼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麼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着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後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説：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16]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17]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崙失敗後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羣雄紛爭的歐洲歸於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於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18]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後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於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19]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並於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歷史，我們真得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佈特徵符合原子結構[20]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於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為此毛澤東曾説：“中國是亞洲的重心”[21]。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佈普遍處於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於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歷史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如果我們知道這些，那就會知道毛澤東統一中國對於中國及亞洲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並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二
毛澤東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策動西藏脱離中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誰知毛澤東於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一步到位，等尼赫魯反應過來，新中國已牢牢地將西藏控制在手裏了。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並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台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麼樣的麻煩，至少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着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麼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於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新中國成立第二年就決定並完成的驚天偉業，並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隻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東南亞國家也對新中國產生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並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説，中國入朝參戰是由於“莫斯科施加的壓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結果[22]，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於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23]。事實並不是這樣。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教訓。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24]中，造成“後來失敗的大漏洞”[25]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於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説，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後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太不通政略”[26]。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教訓。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27]
事實上，早在朝鮮戰爭爆發甚至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注意到東北亞和平問題。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會毛澤東和朱德，雙方談到並評估了朝鮮北方對南方的軍事行動。當時毛澤東説“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建議金日成“應估計到這種情況，並做好周密準備”。毛澤東還幫助金日成分析其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説：“在朝鮮的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捲進來，並幫助南朝鮮‘政府’”；毛澤東話鋒一轉説：“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有蘇聯在旁邊，有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髮，誰也分不清。”[28]顯然，當時朝鮮形勢的穩定與否，是新政權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劇的關鍵因素，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
儘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説：“琉台不守，三韓[29]為墟。”[30]這是説琉球、台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係；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後竊取中國台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盪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醖釀於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如果熟悉自隋之後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基礎上的考慮”而並非如某些人認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於“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國出兵東北亞；在此，值得我們留意學習的是：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並在金日成的邀請下出兵抗美援朝，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並不意味着今後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來到西柏坡説：“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31]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並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並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有人説，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台灣[32]。事實並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願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佈封鎖台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33]。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揀軟的捏”。
也有人説，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34]，並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35]，事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願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於1953年繼而1955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裏併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説不能不説是一種説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並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於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紮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於蘇聯。果真如此，後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後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係。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係定位有着不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
高超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博大的胸懷和長遠的歷史眼光是緊密相聯的。儘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對不住中國革命的錯誤，但毛澤東仍能準確地把握斯大林的歷史地位，認為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戰爭期間説過：“我知道，在我死後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36]斯大林去世後，就在其墳墓上堆積起越來越多的“垃圾”的同時，中國卻湧動起“歷史之風”：就在蘇聯政府摘下斯大林畫像並在全蘇聯“聲討”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的畫像還是始終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列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對毛澤東感激萬分的”。[37]中國學者袁南生認為：“實實在在地説，死後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澤東。”[38]筆者深以為然。
三
毛澤東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陝南商洛山和陝北高原蟄伏並由此再度崛起，隨後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後轉戰中原，於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後塵由江淮西向入川並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於1646年被清軍剿滅[39]。由此後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於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40]；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説“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41]。事後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陝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併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並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42]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份，也有“人謀”的因素。在前者中，司馬遷揭示説“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43]在後者中，首功當推毛澤東。鑑於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更為深刻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棄南而就北，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
説到大西南，讓人想起1962年對印自衞反擊戰。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製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藉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印度事關西南穩定，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印度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衞反擊戰高調開啓，一個月後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範圍內，不讓第三國捲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佈最後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後，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乾乾淨淨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衞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後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於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有意留待將來從長計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
今天總結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戰退和於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44]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讚歎併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説到這些，我們真要感謝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感謝毛澤東同志及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四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雲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並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後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説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45]。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於“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説：“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46]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並憤怒地説：“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47]有人説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説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塗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説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台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後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後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係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衞反擊。此後中印關係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48]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説：“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49]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後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後，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50]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説“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於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毛澤東告訴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51]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台。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係中“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鬥爭終於迎來了不利於蘇聯卻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52]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温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着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説：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53]。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着毛澤東的手説：“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54]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以鬥爭求和平，敢於鬥爭，也善於鬥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着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後的中國改革開放佈下了伏筆。
五
在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後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55]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説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並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説，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繫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並不遜於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麼，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併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繫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並建立了新中國，隨後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併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後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並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
在此，對我們最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後毛澤東同志在全國範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並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佈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56]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着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佔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57]，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並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説：
我們志願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願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衞國而戰。可以説，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麼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説，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58]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認識傾向，指出：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59]。“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徵，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60]，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61]
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62]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麼徹底，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63]。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週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週期律之中。
這樣説決不是事後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係”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後面儘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紮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説為時過早。[64]
要保證中國在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佔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羣，能夠組織起人民並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並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捨，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佔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盪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並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於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週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説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65]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説：“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66]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於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六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非以往的資本聯盟相聯繫。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這種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願迴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早在1959年底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一點並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閲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註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67]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68]，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户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69]。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70]。這樣輿論引導的後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羣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湧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温牀。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並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説：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裏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佈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闢，鐵路鋪到市裏。正當工人成羣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71]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於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後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後果。那麼，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後果是什麼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説：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着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着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註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麼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鬥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裏——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捲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72]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鬥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73]。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後發國家，尤其是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説已不可重複。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麼“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74]。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於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於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並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75]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像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
歷史反覆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週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於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麼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衝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七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哲學關乎方向，沒有方向的戰略只能淪為玄學；刀劍是實現戰略的利器，只有正確方向而沒有實施戰略的利器，這樣的戰略絕無實現的可能。國家戰略不能只是請客吃飯和繪畫繡花。做秀只能在極次要的問題上產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這些“花活”則必敗無疑。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的實施是一定是要帶刀子的，刀子是用於解決敵我矛盾的工具。當前的中國戰略研究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矛盾論》[76]。只有弄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敵人即滿眼都是“戰略伙伴”的戰略則一定會遇到缺少盟友的尷尬。共產黨早期的戰略只有共產主義綱領，而沒有明確和具體的敵我判斷，結果在蔣介石“四一二”屠殺中近乎全軍覆沒。此後共產黨人認識到戰略真得不能繪畫繡花，戰略最終是要刺刀見紅的。關於此，馬克思説得好：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77]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78]在這方面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79]。從相當的意義上説，戰略是確定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邊界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的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實施的。
但是，這些的道理對處於巔峯時期的國家來説，則容易被忽視。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0]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81]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82]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83]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84]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於巔峯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説已難以接受，他們寧願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説”，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採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85]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衝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86]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後，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87]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後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説：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麼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説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換一句話説，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説，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説：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88]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説，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説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89]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90]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學習毛澤東，不僅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要學習毛澤東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
1972年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説“我喜歡右派”[91]，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閲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92]。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並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繫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松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説：“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93]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基辛格説的問題，在當時既存在於美國和蘇聯，也存在於中國。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94]，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當時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95]——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96]此前兩個多月，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説“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脱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97]，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着一則笑話，説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98]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聖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衞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八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啓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99]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美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並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説：“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100]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説：“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傑出人物。”[101]美國人説，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102]。
歷史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戰果輝煌，在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奮鬥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於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説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鬥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註釋】
[1]周恩來：《學習毛澤東》（1949年5月7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頁。
[2]關於這份文件，我們目前可以在各類歷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對其具體內容有明白無誤的記錄。他説：
當時正是商談問題的好時機，所以我説：“我們來解決巴爾幹地區的事務吧。你們的軍隊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我們在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團和代理，不要為了小事鬧分歧。就英國和蘇俄來説，如果讓你們在羅馬尼亞佔九成的優勢，而我們在希臘有九成的發言權，我們雙方在南斯拉夫各佔一半，這樣行不行呢？”翻譯在翻譯這些話時，我在半張紙上寫出：
羅馬尼亞
蘇俄……………………………………………90%
其他國家………………………………………10%
希臘
英國……………………………………………90%
（與美國一致）
蘇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亞
蘇俄……………………………………………75%
其他國家………………………………………25%
我把字條推過桌子給斯大林，他正在聽翻譯。稍停片刻，他拿起藍鉛筆，在紙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勾，然後把紙條遞還給我們。事情就這樣解決了，比把它記錄下來還要快。
當然，我們已焦急地考慮過很長時間了，這只是處理眼前的戰時安排而已。一切較大的問題雙方都打算留待以後再説，當時我們所希望的是戰爭勝利後能有一個和平會談。
隨後有一陣沉默，鉛筆劃過的紙條放在桌子中央。最後我説：“我們在處理這些與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上，這樣做是否太草率了，難道不會被人認為是玩世不恭嗎？咱們把紙條燒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説。
參閲[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頁。
[3]《斯大林同多列士關於戰後形勢及法共路線問題的談話》（1944年11月19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頁。
[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5~194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頁。
[5]《重慶代表團致中央電》（1946年月1日26），轉引自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頁。
[6]毛澤東曾評價蔣介石説，“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庸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頁。
[7]參見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頁。另可參閲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頁。
[8]轉引自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9]《“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雷潔瓊訪談錄》，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8頁。
[10]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得到當天的消息，在此次炮擊中，英艦上“死亡17人，20人受傷，死者當中包括艦長和一名醫生。‘僚艦’號艦（Consort）由此馳往拯救，結果9死數傷，‘黑天鵝’號艦（BlackSwan）和‘倫敦’號艦（London）也馳往拯救……4艘戰艦約有100人死傷，將近半數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軟怕硬的心態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這乃是一次不可寬恕的襲擊，我們美國艦隻幸虧沒有派去。”陳禮頌譯、傅經波校訂：《司徒雷登日記》，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頁。
[11]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頁，註釋41、42。
[1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1949年4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頁。
[13]賈瓦拉哈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頁。
[14]印度民族運動領導人M.K.甘地在回答英國記者費曉提問時，直截了當承認國大黨的經費“實際上全部”來自印度的富翁。參見：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頁。
[1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16]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17]《詩•大雅•蕩》
[18]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劃分領土的條約。規定長孫羅退爾（Lothar，約795～855）承襲皇帝稱號，並領有自萊茵河下游迤南，經羅訥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區；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馬斯河以西地區，稱西法蘭克王國；路易（Ludwigder Deutsehe，約804-876）分得萊茵河以東地區，稱東法蘭克王國。
[19]毛澤東非常重視秦王嬴政的這一貢獻。1964年，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説，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之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1973年他在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一詩中説：“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頁。
[20]原子在化學反應中是最小和最穩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構成。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構成，而質子和中子由三個夸克構成。電子的質量為9.1091x10^（-31）kg，而質子和中子的質量分別是電子的1836倍和1839倍。
[21]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頁。
[22]“美國軍隊捲入戰爭後，斯大林立即想到應把中國拖入戰場。”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頁。
[23]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頁。
[24]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頁。
[25]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頁。
[26]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頁。
[27]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28]“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通報金一在北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年5月15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7~188頁。
[29]“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於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後亦指朝鮮半島。
[30]《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
[31]《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再訪西柏坡側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32]“對於新中國的統一大業來説，朝鮮戰爭的延長無疑也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頁。
[33]《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問題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5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頁。
[34]“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合國議案，被西方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傑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蘇確實已成為‘鐵板一塊’。中國終於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35]“然而也必須看到，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謂勝利，應該是指戰爭決策者確定的戰略方針得以實現，而毛澤東顯然沒有實現他把美國軍隊趕出朝鮮半島的戰略方針。”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頁。
[36]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頁。
[37]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頁。
[38]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頁。
[39]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而死。
[40]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4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頁。
[42]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43]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44]《孫子•虛實篇》，《武經七書註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頁。
[45]肖月、朱立羣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46]轉引自何明、羅鋒：《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頁。
[47]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
[48]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蘇邊界發生的衝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嚴重的是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鐵列克堤的軍事衝突。參見潘光主編：《當代國際危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頁。
[49][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頁。
[50]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以《冬雲》為題作七律詩記錄了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詩曰：“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51]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頁。
[52]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頁。
[53]基辛格著，範益世、殷汶祖譯：《白宮歲月》（第四冊）1349頁。基辛格的這段回憶，在熊向暉寫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國黨史出版社2006）第273頁中也有確認。熊向暉説：“基辛格記述的這段話雖與記錄不相同，但卻相當準確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本意。”
[54]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國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頁。
[55]賈宜：《過秦論》。
[56]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着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佈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着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戰略物資禁運。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閲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57]《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58]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59]《論語•衞靈公》。
[60]“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借貸、租佃、僱工、貿易的自由。
[61]《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62]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63]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64]《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65]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66]《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67]參閲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
[68]據《新京報》提供的研究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失地農民約4000萬。2009年，政府獲得1.5萬億土地出讓金，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收入達2.9萬億，同比增長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23萬，其中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335萬，全國工會會員中農民工也佔8855萬，在城市裏從事苦髒累險工作的70%以上都是農民工。調研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25～30歲的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願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佔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願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國情調查專家稱我國失地農民約4千萬願回鄉民工不足1成》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69]廣州日報2011年2月20日載，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儘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説，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於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
[70]《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71]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
[72]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
[73]“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説，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74]《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75]“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76]《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作於1937年8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7]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頁。
[78]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版，第1193頁。
[79]《實踐論》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寫成於1937年7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0]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於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81]沃爾特•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頁。
[82]喬治•凱南，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採納。
[83]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頁。
[84]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2頁。
[85]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後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於肝炎。
[86]宋石男：《偉大的旁觀者：李普曼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頁。
[8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88]參閲[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89]喬治•凱南（1904～2005年），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採納。
[9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91]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92]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59/3649720.html。
[93]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94]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説：“他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95]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96]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97]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98]“由於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後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説：我們總想用聖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聖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頁。
[99]《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頁。
[100]轉引自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頁。此事也在尼克松回憶錄中有確認，參見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頁。
[101]《美國前總統福特去世》，載《京華時報》2006年12月2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6-12/28/content_87961.htm。
[102]“近幾年，中國軍隊去美軍西點軍校參觀，該校學者在介紹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時，總要反覆説一句話：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怕的是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美軍為什麼這樣講？對這句話，人們可以有許多理解，但有一點，也是它的真正關鍵點，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優良傳統。可以説，這就是美軍害怕的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的‘秘訣’，這是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寶庫和戰鬥力的源泉。”肖裕聲：《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優良傳統》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869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