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社會主義中國化-寒竹
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國內外的政治觀察家都在關注中國政府的紀念方式，以期從紀念方式上看到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筆者以為，如何理解和界定毛澤東跟今天改革開放的關係可能比紀念方式更為重要。眾所周知，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是三十二年前的那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為權威，目前也看不出有突破這份決議框架的可能。但中國社會確有少數極端偏激的思潮一直用“魔化”和“神化”的方式來評價毛澤東。一些人主張徹底否定毛澤東，容不得對毛澤東歷史功績的任何肯定；一些人則拒絕承認毛澤東有錯誤，容不得對毛澤東有任何批評。“魔化”毛澤東的人認為，中國當前的改革就是“市場邏輯”對毛澤東時代“強盜邏輯”的否定；“神化”毛澤東的人則認為，所謂改革不過是資本主義路線對毛澤東政治路線的徹底否定。其實，“魔化”和“神化”的兩種偏激觀點只是在表面上相互對立，這兩種偏激觀點在本質上有高度的一致，這就是把中國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對立起來，把毛澤東與鄧小平對立起來，把中國的改革曲解為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否定。
要想在一篇短文中對毛澤東一生做出全面評價是很困難的，此文僅僅是想説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起源於歐洲的思想和發端於蘇聯的制度，被引進中國後，從一開始就具有中國特色，而毛澤東正是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開創人和奠基人。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進行了反思，對中央計劃一切的經濟弊端，對國家官員官僚化和特權化的政治弊端，對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等問題上做了重要的探索和創新，給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説，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是一個歷史的邏輯發展，後者對前者的政治路線有重要批評，有重大改革，但後者的政治路線歸根到底是建立在前者奠定的基礎之上，若無前者，難有後者。
（一）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他的同事一道創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在完成土改後究竟應當向何處去？要不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時中共黨內是有爭論的。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否則中國將無法完成社會工業化的進程，無法在列強爭霸的世界上生存。在經過黨內一番爭論後，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在黨內最終成為主流。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城市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個基本內容。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確立。
根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在奪去政權後建立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看作是當時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部分也是不錯的。但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當年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更多還是基於歷史和現實的考慮。毛澤東關於他自己與共產主義理論的關係，在1945年回答英國記者甘貝爾時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是一位紮根在中國土壤中的共產主義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國人，然後是一位共產主義者。我得把強國富民放在第一位。”根據這一説法，筆者以為毛澤東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更多還是基於中國的現實和民族利益。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世界列強的侵略和欺辱，經濟上的凋敝和政治上的潰散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基本現實。1949年中共建政時，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只有466億元，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70%，工業總產值比重只佔30%，重工業總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僅為7.9%。在這麼一種落後的經濟條件下，中國要按通常的發展路徑實現工業化極為困難。1949年中國雖然在政治實現了國家主權的獨立，但仍然面臨着西方世界的封鎖和軍事威脅。在這麼一種嚴峻的現實條件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事關中國的生死存亡。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會發現，如果完全按照常規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實現工業化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道路。這一點從當時經濟基礎優於中國的印度和菲律賓在今天的發展狀況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看到，只有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才有可能集中國家資源來實現工業化，才有可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尤其是建立起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這是中國當時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原因，這個原因遠比意識形態更為重要。
需要指出的另一點是，毛澤東在當時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個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就是他希望中國能夠走出歷史上土地兼併導致農民流離失所的週期性怪圈。中國自兩千多年前形成土地私有化制度以後，按户均田----土地兼併---王朝崩潰---按户均田----土地兼併---成了一個週期性的歷史現象。幾乎每一個王朝的晚期都會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兩極化現象。毛澤東認為，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化是防止兩極分化和土地兼併的制度性基礎。根據共和國合作化時期的一些歷史文獻看，毛澤東對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新富農，一些分到土地的農民再次陷入貧困的現象感到擔憂。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大量的土地兼併將會產生新的地主和富農以及新的貧僱農，土改取得成果將會逐漸喪失，失地農民造成的社會動盪現象將會再度出現在中國。
當然不可否認，當時的合作化運動曾經一度進入非理性的狂熱，超越了當時社會現實條件，從而導致巨大的災難，毛澤東個人也承認他要負很大責任。但總的説來，中共對錯誤的糾正還是很快。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但僅半年之後的1959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鄭州會議上提出把所有制從公社一級先放到大隊一級，並在1960年再次通知全國地方政府進行降低農村公有化程度的調整。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這個文件發佈後，人民公社的名稱雖然還在，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雖然還在，但農村絕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權和核算單位都退回到生產小隊。從所有制上看，人民公社已是名存實亡，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人民公社已經不復存在。正是在1962年確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給後來改革期間的家庭承包制提供了一個進行承包分配的平台。
現在回過頭來毛澤東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化過程中的許多説法和做法，確有各種各樣的失誤和偏差，但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在當時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個制度奠定了中國獨立自主、繁榮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在制度上解決了土地兼併這個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問題。如果中國當時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現在的狀況可能還遠遠不如印度和土耳其等國。
毛主席論十大關係
（二）以蘇為鑑，探索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
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以極大的熱情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制度，而這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蘇聯引進。但是，猶如跟奪取政權一樣，中國並沒有盲目照搬蘇聯的模式。在中共的領導人中，毛澤東是最早反思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
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從社會的科技文化水準、從工業化程度等重要指標看，中國幾乎是全面地落後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但是，從國家的經濟結構上看，中國經濟向市場化轉軌的制度條件卻大大地優於蘇東國家。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建立起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系，全國經濟運轉幾乎都依靠中央各部委執行中央計劃委員會的指令性計劃。全國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條條經濟結構”。赫魯曉夫時代曾經把一部分中央部委的經濟權力轉移到地方政府。但到了1965年，勃列日涅夫時代再度恢復以中央部委為框架的中央集權經濟結構。在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時，一共有八十四個中央部門和國家委員會統管蘇聯的全國事務。地方政府在經濟和政治上基本聽命於中央的計劃而很少有自主權。
毛澤東大約在1955年底最早提出了“以蘇為鑑”的説法，要求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走自己的道路。緊接着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總結了當時經濟發展存在的弊端並提出瞭解決之道。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第五節中專門討論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明確指出：“我們不能搞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中共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強調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並非是毛澤東一時興起講到的，而是他執政期間的一個基本理念。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虛君共和”這個概念。毛澤東講，現在“中央集權太多了，是束縛生產力的。……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 由於毛澤東對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經濟模式的反思和批評，從中國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形成了中央的“條條”與地方的“塊塊”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後來雖有反覆和調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原來中央的許多直屬經濟部都已經逐漸融入地方經濟，而地方基層社會的經濟活動也日益活躍。即使在改革開放前，江蘇南部的社隊企業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家庭作坊已經在強有力地成長，全國基本上形成了以地方經濟為基礎的經濟構架。這是中國在後來的經濟改革中能夠逐漸走出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性條件。
一些觀察仔細的中外經濟學家在比較中國與蘇聯改革的不同命運時已經發現，中國在改革之初儘管在物質基礎上大大落後與蘇聯，但中國中央與地方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卻大大優於蘇聯高度集中的僵化經濟結構。但人們忽略的是，毛澤東正是奠定中央分權經濟結構最重要的推手。
（三）防止國家幹部特權化
社會主義的重要要特徵是在政治上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經濟上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從列寧在蘇聯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共產黨就以全體人民的名義掌握國家機器和生產資料。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能否繁榮昌盛的根本問題在於，如何才能保證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官員不發生異化，不把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當做牟利的工具，不從自己掌握的生產資料中獲取私利？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宗旨的社會主義就只能是名存實亡。馬克思、恩格斯和後來的列寧雖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提出的解決方案都過於理論化和簡單化，在現實中很難有操作性。
對於如何防止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掌握國家機器和生產資料的革命者蜕化變質、以權謀私，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並無實踐經驗。他們的論述主要是對巴黎公社的經驗總結。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在1871年4月1日發佈的《法蘭西共和國公告》予以高度評價，因為這份公告把公共機關、企業和軍隊中高級官員的薪金降低到接近普通工人的水準。馬克思指出：“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由於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的高度評價，後來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也都聲稱要實行巴黎公社原則。二十世紀初，蘇聯的列寧也曾提到過把國家管理人員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
但是，對於如何防止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掌握國家機器和生產資料的革命者蜕化變質這麼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僅僅是靠把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者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勞動者收入水準的顯然是過於理想化，很難有實行的可能性。在全球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必須保留商品和市場。但只要價值規律仍在經濟體系中發揮作用，國家管理人員的薪金跟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準就必然有差異，而這個收入差異的合理性恰恰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差別時論述的。
毛澤東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發現，商品生產不可能像恩格斯講的那樣從社會主義經濟中消退。但是，在一個存在商品和市場的社會，如何防止國家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成為掌握國家機器和掌握生產資料的特權階層，是毛澤東多年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按照商品和市場的規律，中國不可能取消工資等級制度和勞動者因勞動貢獻不同的收入差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執政黨官員官僚化和特權化，防止社會出現兩極分化，這個根本性難題顯然不是僅僅靠改變國家管理人員的薪金可以解決的。
為了解決上述的根本性難題，毛澤東做了多種形式的探索，比如經常性的整頓黨的作風，要求全黨發揚羣眾路線的優良傳統。毛澤東還在六十年代初大力倡導國有企業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羣眾、領導幹部和技術員三結合。毛澤東把這個“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以跟蘇聯的“馬鋼憲法”相對立。
應當説，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可能發生異化現象的反思是深刻的，對社會主義命運的擔憂也有強烈危機意識的。遺憾的是，毛澤東的一些理論也陷入了偏激和脱離現實。社會主義社會雖然説存在着執政黨官員官僚化和特權化的可能，比如像前蘇聯那樣。但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依靠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力量，依靠黨紀和國法來解決，而不是拋開既有制度以羣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由於對現實的錯誤估計和社會發展的過於理想化，毛澤東希望以階級鬥爭為綱來解決中國社會的各種複雜矛盾，希望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解決執政黨官員官僚化和特權化，最終使得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但歷史地看，毛澤東關於在社會主義發展中應當居安思危，對執政黨幹部官僚化和腐敗化應當防微杜漸的論述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仍然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和考驗，毛澤東當年反思和擔心的執政黨官員腐敗現象在今天仍然嚴重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説，毛澤東對執政黨幹部官僚化現象的批評對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打開與西方交往的大門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國策，中國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於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由於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對改革的巨大重要性，人們常常把開放與改革相提並論。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外開放並不是一個國家自己一廂情願的事，而是需要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打開中西方交往大門的過程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開始。1964年中國與法國建交，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同年中日建交。在這一段歷史期間，儘管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但中國與西方交往一直在不斷地發展。
1965年8月，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會見來訪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特使、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在打開與西方交往大門的過程中，毛澤東關於全球政治格局的理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即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鎖，國際環境對中國非常不利。中國如何才能突破被封鎖，被孤立的狀態？這是毛澤東思考全球戰略的一個首要問題。由於美國對台灣政權的軍事和政治支持，中國要想直接打破與美國的僵局在當時並不具備條件。鑑於美國的強大和對中國的敵視態度，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把當時全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亞非拉地區的眾多國家稱之為“中間地帶”。中國應當率先在“中間地帶”打開局面，獲得兩大陣營之外眾多國家的承認和支持，最後以世界大勢來迫使美國改變對華戰略。
“中間地帶理論”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説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世界在戰後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中國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也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但是，這種依照意識形態劃分的兩大陣營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毛澤東最早看到了這一點，世界政治的格局必須要突破兩大陣營的框架，中國一定要以獨立自主的身份走上國際舞台跟世界各國進行廣泛交往。“中間地帶理論”的提出再一次證明毛澤東在1945年對甘貝爾講的話並非虛言。毛澤東確實首先是一位中國人，然後才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他是把中國的強國富民放在第一位。
1963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第一個中間地帶是亞、非、拉地區的國家；第二個中間地帶是歐洲，毛澤東希望把這兩個中間地帶作為中國突破封鎖的前沿陣地。六十年代中期，“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初步奏效。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得以突破，這個消息在當時震驚了全世界。1964年中法建交後，毛澤東進一步擴大了“第二中間地帶的範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間地帶, 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這個理論事實上把美蘇之外的其它地區都納入了可以爭取的中間地帶。
毛澤東“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對世界格局的衝擊極大，中國也獲益甚多。1971年中國在“兩個中間地帶”眾多國家的支持下重新返回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隨着中國在中間地帶的影響日益巨大，對蘇聯霸權主義牽制力量日益增大，美國最終放棄封鎖中國的國際戰略，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關係的大門從此打開，並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日本在同年9月急忙與中國建交。
從共和國的成長和國際環境的改變看，毛澤東的“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和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卓有成效的，中國憑藉這個理論，成功地以爭取外圍開始，然後逐漸改變西方世界核心國家的對華戰略。到了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在國際上已經基本上突破了外部世界的封鎖，贏得了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一個重大戰略機遇，從而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從進入中國之日起就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而毛澤東正是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開創人和奠基人。中國在1979年以後的改革開放跟毛澤東執政時期的社會主義中國化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中國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是一個有着內在邏輯的發展過程。今天一些人不同意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説法，認為如果肯定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就意味着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要否定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這種説法顯然是在混淆基本事實和基本概念。強調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強調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等於要肯定中共在前三十年中所有的治國理念和政策，並不等於要肯定毛澤東的錯誤。今天肯定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肯定毛澤東對中國的巨大貢獻，是基於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是要弄清楚改革三十多年的歷史淵源，弄清楚鄧小平跟毛澤東的繼承關係。
中國的當代改革確實發端於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是，中國的改革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建立在過去三十年建立的堅實基礎之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並非孤立和僵化，而是社會主義中國化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發展階段。朝前看，這個階段是對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邏輯發展，朝未來看，社會主義的中國化還將繼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作為有着五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人，歷史主義應當是我們觀察和理解世界的根本方法。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