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科伯恩：我親歷的四場戰爭

過去十二年發生的四場戰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敍利亞，具有相似性質：國家嚴重分裂，然後遭受外國勢力或明或暗的干涉。莫不例外，西方每次捲入都是火上澆油，將衝突各方推向內戰。上述四國的反對派，或部分或全部是頑固的穆斯林聖戰者。西方干涉主要是以人道主義或支持人民反抗獨裁者和警察國家的面目出現。儘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軍事勝利，沒有一個國家的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最終實現穩定政權。

對比歷史上其他武裝鬥爭，上述四國的軍事衝突更是輿論宣傳戰爭。報紙、電視和電台記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軍事新聞報道和真實情況之間難免存在差異，但是在這四場戰爭中，外界甚至對戰勝者和戰敗者的身份都存在誤解。2001年對阿富汗戰爭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塔利班已經被決定性地擊敗，儘管實際上雙方還沒開幾炮；2003年，西方普遍相信薩達姆·侯賽因的軍隊已經被打垮，而實際上伊拉克的軍隊，包括精鋭的共和國衞隊，不過是被遣散回家；2011年的利比亞，那些經常在電視上出現、在卡車上操縱重型機槍向敵人的大方向掃射的叛亂武裝分子，其實在推翻穆阿邁爾·卡扎菲的過程中貢獻有限，而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北約空襲；而對於2011年和2012年的敍利亞，外國領導人和記者一次次預言巴沙爾·阿薩德即將倒台，但每一次預言都已破產。

正是有這麼多誤解，才會有各種驚奇和出人意料的劇情轉折。2006年，塔利班再次崛起，因為它並沒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樣被徹底擊垮。2001年末，我成功地駕車從喀布爾到達坎大哈，儘管一路惴惴不安，但最終安全抵達。而到了2011年，我試圖重走這條路線，可經過喀布爾郊區最後一個警察局之後，我就不敢沿着大路繼續向南走了。兩年前的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酒店裏住滿了前來報道卡扎菲倒台和叛亂武裝勝利的記者們。利比亞政權到今天依然沒有重新建立起來。今年夏天，利比亞石油出口幾乎停止，因為譁變者佔領了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利比亞總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發出威脅，將對武裝分子用以向黑市販賣石油的油船“從空中和海上”進行轟炸。

利比亞向無政府狀態的墮落，國際媒體鮮有報道，他們早就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敍利亞，而最近又在關注埃及。伊拉克幾年前曾是無數外國新聞媒體集中地，如今早就從媒體地圖上消失，儘管每個月都有上千名伊拉克人喪生（多數是由於對民用目標的炸彈襲擊）。今年1月，巴格達下了幾天雨，據説花了70億美元重修的排水系統竟無法處理雨水：有些街道的污水竟有齊膝深。在敍利亞，很多之前為了保衞自己的家園而戰的反對派士兵，一旦掌握控制權就變成了職業的強盜土匪。

並不是説記者們在對自己所見的描述中犯了事實錯誤。只是，“戰地記者”這個詞本身（儘管記者們自己並不怎麼用）可以解釋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撇開其中的大男子主義的調調（macho overtones），這個詞讓人誤以為光描述軍事戰鬥就可以講清楚戰爭。但是，非常規戰爭或游擊戰總是高度政治化的，而911之後那些奇怪的打打停停的各種武裝衝突則更是如此。這並不是説戰場上發生的一切不重要，而是説，這一切都需要解釋。2003年，人們經常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因為美軍空襲，成隊的伊拉克坦克在巴格達北邊的主路上起火爆炸。如果去掉背後的沙漠場景，觀眾彷彿看到1944年在諾曼底被打敗的德軍。但是，我爬進其中幾個坦克探個究竟，可以看出它們在被炸之前很久就已遺棄。這很重要，因為這説明伊拉克軍隊根本沒有準備為薩達姆戰鬥到底。這也預示了盟軍佔領伊拉克的未來。伊拉克的士兵並不認為自己被打敗了，因而預期自己能夠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保住飯碗，而美國卻解散了伊拉克軍隊，他們當然勃然大怒。受過良好訓練的軍官大批投向抵抗組織，這對佔領軍而言是致命的打擊：一年以後，美國只能零星控制小部分伊拉克領土。

在某種意義上，戰爭報道比其他類型的報道更容易，因為事件本身的戲劇和恐怖就足以支撐敍事、吸引觀眾。有時也許會有些冒險，不過在攝像機鏡頭前侃侃而談、身後不斷有爆炸的炮彈和開火的軍車經過的記者，他/她知道自己的報道在任何新聞播報中都會佔據重要位置。美國媒體圈有句老話，“見血頭條”（If it bleeds it leads）。戰鬥的戲劇性不可避免地主導了報道，可是這會讓報道極度簡化，因為它只傳達出了事實的一部分。而這種簡化在關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報道中尤其嚴重和具有欺騙性，因為它們與政治宣傳密切配合，將塔利班和後來的薩達姆妖魔化為邪惡化身，從而將這些衝突描寫成善與惡之間黑白分明的鬥爭，這在911之後美國歇斯底里的氛圍中更是容易。這其中的重大缺陷則被無視了。

到了2011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衝突的複雜性對於在巴格達和喀布爾的記者來説已經顯而易見，對身在倫敦和紐約的編輯來説則不一定。不過那時對利比亞和敍利亞戰爭的報道也正在顯示出一種內容不同卻同樣驚人的幼稚。某種版本的1968年精神佔據了上風：阿拉伯之春前的對抗突然過時了；一個美麗新世界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創造出來。評論家樂觀地估計，在衞星電視和網絡的時代，傳統的鎮壓方式——書報審查，關押，酷刑和處決——已經無法維持警察國家的權力了；它們甚至會起到反作用。博客、衞星電話甚至手機都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通訊的控制；YouTube提供了最直觀快速地揭露國家的暴力和罪行的渠道。

在2011年3月，大規模逮捕和酷刑輕鬆地擊垮了巴林的民主運動。**信息技術的革新或許會使天平稍稍向反對派傾斜，不過這並不足以防止“反革命”——**例如7月3日的埃及政變。最初上街遊行的成功導致了過分自信和對自發行動的過度依賴；對領導、組織、協調和政策的需求都被無視了，而這些需求早已超過一個模糊的人道主義訴求。歷史——包括這些國家自己的歷史——都無法為這代激進分子和潛在的革命者提供經驗。他們沒有從1952年納賽爾奪取埃及政權中獲得教訓，而當輕而易舉的勝利被很快逆轉之後，也沒有人去問2011年阿拉伯的動盪是否和1848年歐洲革命有類似之處。很多利比亞和敍利亞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互聯網的封閉系統中生活思考，而對未來的出路沒什麼建設性的構想。

大多數反對派都公開確信一個壞政府是萬惡之源，不過相信自己的宣傳話語是引火燒身的念頭。伊拉克的反對派真誠地相信伊拉克的宗派和民族問題都是因為薩達姆，只要他倒台，一切都會變好。而利比亞和敍利亞的反對派則相信卡扎菲和阿薩德的政權是如此糟糕，以至於質疑他們倒台之後國家會不會變得更好都是反革命行為。外國記者大體上也認同這些觀點。我向一個西方記者提到幾個利比亞武裝分子的失敗之處，她滿不高興地答道：“只要記住誰是好人就行了！”他們或許是好人，但是，他們非常擅長選擇適合媒體報道的地點，無論是埃及的解放廣場或是利比亞的前線，這有點令人不安。班加西的抗議者標牌上寫着他們自己都不認識的漂亮英文，這無疑是為了方便電視觀眾。在艾季達比耶（Ajdabiya），班加西往南沿海岸公路車程兩小時的一個地方，外國記者經常比反對派士兵還多，攝影師往往需要巧妙地調度他們的記者才能掩藏這一點。那兒主要的危險是被裝着重型機槍的皮卡撞倒，因為司機往往會被遠處爆炸的炮彈嚇到。利比亞武裝分子在保衞自己的城市和村鎮時起到過作用，不過如果沒有空中的保護傘他們根本撐不了幾個禮拜。媒體對層出不窮的小規模戰鬥的注意力讓人徹底忽視了關鍵事實：卡扎菲是被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事幹涉所推翻的。

這一切都沒什麼奇怪之處。西方領導人自己也常常和歡笑的兒童以及歡呼的戰士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些設計都是為了讓他們以和藹可親的面目呈現給電視觀眾。為什麼阿拉伯的叛亂者不能用同樣的公關技巧呢？問題是戰爭記者非常迅速地接受並宣揚由反對派提供的關於政府暴行的故事。利比亞的最具影響力的故事是，在叛亂區域，政府軍隊根據上級命令對婦女進行了大規模強姦。一個利比亞心理學家聲稱在叛亂武裝控制區域發放了七萬份問卷，回收了六萬份。259名婦女自願承認她們被強姦了；這名心理學家説她訪談了其中的140名。能夠在混亂的利比亞東部收集到如此精準的數據，這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她的故事卻被不加批判地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卡扎菲的形象，讓他遭到世人唾棄。而幾周以後來自大赦國際、人權觀察和一個聯合國委員會的報告稱，根本沒有證據證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這份報告卻被完全忽視了。這隻能説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宣傳策略。另一個例子是叛亂分子炫耀八具政府軍士兵的屍體，聲稱他們是因為向反對派投降而遭己方處決的。後來，大赦國際發現了一段錄像，畫面顯示這八個人在被叛亂分子抓住以後還活着。很顯然，他們在被逮捕以後很快被殺，而他們的死卻被算在了卡扎菲支持者的頭上。

一個講述暴行的好故事具備兩個要點，一要驚人，二要保證不被當場拆穿。1990年有很多報道説科威特有很多嬰兒被入侵的伊拉克士兵從恆温箱裏翻出來扔在地上等死。這個故事在當時極具影響力，直到人們發現號稱目擊這件事的人竟然是當時科威特駐華盛頓大使的女兒；她當時根本沒在醫院裏。記者們也許會疑心，不過他們很少能夠直接駁斥掉這樣的故事。他們也知道新聞編輯不喜歡被告知一個亮點多多的新聞故事有可能是假的，特別是當其他競爭者也肯定會報道它時。將責任推給“戰爭迷霧”（fog of war）是容易的，而且戰鬥中發生的事件很多確實是曖昧模糊、瞬息萬變的，因而對報道有時也無法核實。在一場戰爭中，每一個人都有比平時更強烈的動機去誇大功績、掩飾失敗，並且通常很難去反駁他們的話。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先生，你有沒有想過，戰場給了騙子們多美妙的機會啊？”美國內戰時南方將領“石牆”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曾這樣對一個助手説。

 

   

當人們在互相射擊的時候，試圖呆在那兒足夠長的時間以便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當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六月份在敍利亞，當我在採訪霍姆斯的地方長官時，他出人意料地聲稱敍利亞政府軍已經佔領了敍利亞-黎巴嫩邊界上的一個名叫泰勒凱萊赫（Tal Kalakh）的城市，而它之前是由反對派佔領的。他建議我去那兒親自證實一下。反對派則聲稱激烈的戰鬥仍在持續，半島電視台則報道説仍然可以看到城市中有煙霧冒出。我在泰勒凱萊赫城內開車轉了三個小時，發現它顯然是在政府軍控制之下，其間沒有聽到一聲槍響，也沒有聞到和看到任何煙霧。城市的部分遭到了炮彈的嚴重損壞，街道空空如也——儘管一個政府支持者説這是因為“人們在午休”。

戰地記者

在大馬士革時我呆在名為巴布圖瑪（Bab Touma）的基督教地區，它不時受到來自反對派佔領區的迫擊炮彈的攻擊。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説幾百英尺外的地方有四個人因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而喪生。我立刻去了那兒，看見有一具屍體蓋着白布；街道的另一邊有一個小彈坑，看上去是迫擊炮彈爆炸弄出來的。敍利亞國家電視台屢次聲稱這個死人是一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目標是一座基督教堂；他們甚至説出了他的名字。總算有一次能夠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街上的閉路電視錄像顯示，有一個瞬間，從天而降的迫擊炮彈映照出一個路人的白衣服。他當即被炸死，後來被錯誤地認成了襲擊者。敍利亞國家電視台後來為這一錯誤道了歉。

凡此種種，政治偏見和簡單錯誤疊加產生了錯誤報道，不過這跟“戰爭迷霧”沒什麼關係。能夠得出的唯一結論是，第一手報道無可替代。記者們很少會承認他們依賴於二手資料或懷有偏見的新聞來源。更麻煩的是，很多出現在新聞事件裏的受訪者經常自以為是。在巴格達，自殺式炸彈襲擊的倖存者向我繪聲繪色地描述襲擊者引爆炸彈前幾秒鐘的面部表情——他們忘了如果真靠得這麼近，早就死了。最好的目擊者是賣香煙的小男孩，因為他們為招攬顧客，會時刻注意周圍的人。

事實上，戰爭並不比和平更加撲朔迷離，有時反而透明度更高。隱藏重大進展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成千上萬的人受到它的影響——正規軍士兵、游擊隊員和平民——而且一旦戰鬥開始，當局阻撓記者行動的能力會越來越小。誰控制了領土、誰佔了上風或落了下風，這些很難成為秘密。知情人也越來越容易找到。危險時期，無論是在貝爾法斯特、巴士拉或大馬士革，人們對附近的任何潛在威脅都變得異常敏感：小到一張新面孔，大到一支軍隊的到來。政府或軍隊可以靠禁止記者進入來守住機密，但是這樣的代價就是讓其敵人填補信息的真空。敍利亞政府基本拒絕發籤證給外國記者，這就讓它自己處在一個政治上的不利處境，而這個政策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轉。

2003年之後的伊拉克，隨着危險的增加，有一個傳言是外國記者根本沒有親眼目睹各種情況，因為他們早就成了“酒店記者”（hotel journalism），從來不離開那三四個固若金湯的酒店。這根本是謬論。恰恰相反，這些酒店經常是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目標。那些害怕離開酒店的記者早就明智地選擇了最佳的防護措施——根本就不去巴格達。我曾經以為，那些最容易死亡或被綁架的記者是那些沒經驗的生手，為了一舉成名而甘冒驚人的風險。但是，我知道的那些犧牲的戰爭記者，例如1989年在薩爾瓦多去世的大衞•布蘭迪（David Blundy），2012年在敍利亞去世的瑪麗·科爾文（Marie Colvin），都具有豐富的採訪經驗。他們唯一的錯誤是以如此高的頻率去危險的地方，因此他們被子彈或炸彈擊中的概率很高。混亂的游擊戰鬥，零星的炮火爆炸，沒有清晰的前線的戰爭是尤其危險的。2004年，在幼發拉底河旁的庫法（Kufa）城外，我幾乎死於什葉派武裝分子之手，而那之前他們剛剛和美軍陸戰隊交過手。我戴的當地頭巾似乎露餡兒了，他們將信將疑，以為我是間諜。不過那個頭巾只是一個簡單的掩飾，為的是能夠穿越從庫費到巴格達一路上的遜尼派村莊。

有人以為外國記者僅僅是躲在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喀布爾的酒店，這是荒謬的想法。**稍微切實些的指責是他們太過關注交火和戰鬥，這些僅僅是戰爭的煙花，而忽略了整個圖景，正是後者對戰爭的後果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個記者堂而皇之地説：“鄙報不做‘轟隆新聞’（“bang-bang journalism”）”，他沒有一個同事在第一線報道敍利亞戰事。不過，“轟隆”很重要：也許離開了政治就無法解釋戰爭，但是同樣，離開了戰爭也就無法理解政治。美軍佔領伊拉克初期，我去了在巴格達的al-Dohra發電廠，美國士兵遇襲，一死一傷。相較於後來的游擊戰，這次不是什麼大事件，不過，血泊雖幹，一旁的當地人卻對此擊節稱賞。“我們很窮，不過我們也要殺雞慶祝。”其中一個人説，“真主保佑，這類行動會更多。”

跟隨美軍、英軍一起行動的壞處是，記者們最終和這些士兵有了相同的經歷，從而想法也變得相似。士兵對隨軍記者的安全極其重要，並且和記者面臨同樣的危險，記者自然而然會把自己和這些人緊密聯繫起來。軍隊同樣喜歡這種隨軍機制，部分因為他們可以挑選那些對自己有利的記者，排除那些更加具有批判性的。對於記者來説，與直覺相反，這其實會讓他們錯過戰爭的關鍵部分，因為有經驗的游擊戰指揮者會自然地攻擊敵方力量薄弱或真空部分。任何隨軍的人經常會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2004年，海軍陸戰隊突襲費盧傑（Fallujah）並殺死眾多反抗者，當時在巴格達的新聞媒體大部分都在場。這是一次著名且曝光度很高的勝利，但是同時，反抗者的反擊卻被基本忽略了：他們隨後佔領了一個比費盧傑大得多的城市摩蘇爾（Mosul），而美軍卻從那兒撤退。

認識戰爭的方式所發生的最糟糕的變化，源於兩年前一次被認為是完全正面的進展。衞星電視以及運用Youtube、博客和社交媒體所提供的信息，被描寫成具有解放作用的創新。警察國家對信息的壟斷，從敍利亞到埃及，從巴林到突尼斯，都被打破了。不過敍利亞的動亂進程顯示，衞星電視和互聯網也會傳播宣傳和仇恨。虛假的暴行故事對戰爭是有影響的：如果一個利比亞武裝分子相信他所打擊的政府士兵被命令去強姦妻兒，他不可能對戰俘手下留情。

利比亞戰爭後，情況更糟。在敍利亞，揭露叛軍—政府軍雙方暴行的YouTube戰爭，在對兩邊的影響上甚至超過了實際戰鬥本身。衞星頻道，例如半島電視台，就依賴於這些宣傳視頻。很多這些暴行是真的。叛亂分子可以在影片裏看到大批墳墓，埋葬着毒氣戰的受害者，以及被固體汽油燒死的兒童。生活在大馬士革政府控制區域的居民夜不出户，而是坐在家裏看政府軍戰俘被砍頭、基督教牧師和阿拉維派士兵被割喉的視頻。這些鏡頭很多是真的，但並不全是。土耳其東南部的一位記者最近探訪了一處敍利亞難民營，他發現10歲孩子在看YouTube視頻，畫面中有兩個男人被電鋸斬首。視頻的註釋聲稱受害人是遜尼派敍利亞人，而殺人者是阿拉維派：實際上，這段影片來自於墨西哥，是販毒頭目為了威嚇敵手而乾的。

類似的虐殺電影在網上大量流傳，這解釋了敍利亞衝突為何如此慘烈，雙方為何如此又恨又怕。這也解釋了談判為何如此困難。假設美國內戰期間，聯邦（北方）士兵反覆觀看邦聯（南方）士兵剖開平民身體，然後吃掉心臟，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本文原載於《倫敦書評》2013年第35卷19期，第38-39頁，原標題：Four Wars；作者帕特里克·科伯恩自1979年起成為中東記者，先後為《金融時報》、《獨立報》工作；李維坦/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