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往事與展望
建設銀行總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深圳發展銀行首席信息官，美國終身教授，北大、浙大、上海財大等校的兼職教授，《青銅法則》等多本經濟管理書籍的作者……拋開這些頭銜，孫滌教授僅用一個“滌”字為自己明志。這個“滌”源於《老子》“滌除玄鑑，能無疵乎”，講的是清除雜念來觀象察物——不拘於前人窠臼而崇尚獨立決斷，即使不能避免瑕疵，也務求接近本源的意思。
或許，這種通澈的信念為孫滌人生際遇中的許多“偶然”埋下了伏筆。
孫滌教授
文革時期求書讀，一本意外得到的《資本論》竟讓他跨過了經濟學的門檻。改革開放伊始，因為管控，他的留學路幾近中斷，失落之餘竟意外搭上一名“高幹子弟”的“便車”得到特許放行。在美求學期間，出於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惶惑，孫滌結識了物理學博士陳平，並在他的引薦下加入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動盪的時局中，他與學會成員風雨兼程，成為該學會僅有的任期超過1年半的會長。
觀察者網2013年11月的經濟學科學標準大討論意外地揭開了一段過去的歲月，原來參與者茅於軾、陳平、孫滌等學者早已有過一段不解之緣。他們都曾有過負笈美國的經歷，又同在赫赫有名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共事。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簡稱CES）於1985年5月26日在美國紐約成立。當年的核心成員如今活躍在中國的各處角落。林毅夫、陳平、李稻葵、楊小凱、茅於軾、史正富、錢穎一、張欣、易綱、海聞、朱民、湯敏、徐滇慶、許小年等廣為人知的經濟學者均是學會的骨幹成員。在那些歲月裏，他們關係密切，和而不同，在學術中恣肆汪洋。
陳平教授與茅於軾教授
在孫滌擔任會長的一年半時間裏，恰逢89，羣情激昂。當時美國在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待遇問題上爭議極大。“美國官方和民間氣勢洶洶，從媒體從機構甚至從參眾議員們那裏，有不少要求到美國國會去作證，支持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應當如何表態？楊小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經濟制裁只會打擊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孫滌身為會長也做出決斷：“學會任何人不能以學會的名義參加此類活動；個人如要參與作證，也必須恪守學術嚴謹和做人的底線。”所幸的是，絕大多數會員恪守了作為中國人的底線。學會最終發表聲明，反對經濟制裁中國，這份聲明立即被當時的老布什政府所引用，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孫滌説：“令我特別感佩的，是我擔任會長那屆的理事會的協同。六位理事，海聞、單偉建、徐滇慶、許小年、楊昌伯和左小蕾，他們和我一起挺過了一年半。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這段‘疾風驟雨的日子’裏，我們始終能互信互諒，護送學會駛過湍流險礁。”
當一些昔日同僚指點江山之時，孫滌和其他一些同僚則穩紮幕後擔綱切實的經濟改革工作。孫滌最著名的手筆當屬建行改制。2004年初，他由建行的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改任重組改制辦公室的負責人之一，直接參與建行重組上市的決策過程。對於這一“中國的棘手問題”，前任總理温家寶曾作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批示。與中央的決心相比，孫滌當時的信心相對不足，“總理説的只許勝利，我説實在，內心卻無把握。”
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這場改革終究披荊斬棘、大獲全勝。其中最大的建樹，恐怕要算建行在香港的IPO。股改之後，建行的市淨率與滙豐控股和渣打集團等國際金融機構處在了同一水平上，最高時為2.57倍，市盈率為18.9倍，甚至超過許多國際先進銀行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建行通過在股市爭得合理的定價，替國企上市的價格建立起一個健康的標杆，對當時中國整個銀行界和企業界帶來的積極意義是不可限量的。
時光荏苒，在2010年留美經濟學會25週年研討會上，在市場領域積累了十數年實戰經驗的孫滌，又重新回到當年的“戰友”中間。會後，年屆60的他竟給自己攬下了一份粗活，主動承擔起編輯的責任，親自負責編撰一個文集，以紀念學會自創辦以來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努力。
談到自己的初衷，孫滌依舊引用了老子的話，“‘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學會有很多會員，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點苦頭，在中間的三十年做了點事，這點事表明了這點苦沒有白吃，也為生命的後三十年能寫出一點字添了素材。”他相信，這樣的幸運對中國人來説，可説是千年難以一遇的。
孫滌想要記錄的，不僅是學會和他自己的故事，更是一部當代中國在艱苦奮鬥中逆襲世界經濟的歷史。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學習的練歷和追求，呼應了他在二十四年前的一番致辭。1989年12月底，留美經濟學會在安然避過危機後，在匹茲堡召開了一場“團結的大會”，與會者濟濟一堂。孫滌在他的會長致辭中對學會的職責做了期許：“我們的會員可能不擅長政治權術，卻都在孜孜努力，專研救治和生產之道，以期響應中國的需求。”【觀察者網注：文末附孫滌致辭】
九十年代起，孫滌教授曾先後在《上海證券報》和《南方週末》開設專欄，不愠不火，情理兼具，而且刻意避免陷入抽象意識形態層面的爭論。今年11月，他在茅於軾和陳平二老發起的真理標準以及經濟學科學標準大討論中貢獻了一點看法，頗引起網友關注。
許多讀者表示，幾番討論下來，着實“發現”不少以往沒注意的實力派經濟學家。之前幾乎很少看到他們在媒體上有什麼驚悚言論。很可能，話語層面的經濟學乃至意識形態討論，吸引了各方過多的注意力，讓大家都忽視了暗流奔湧的經濟世界真實景象。如今他們浮出水面，把久經歷練所得的經驗知識分享給更多讀者，不能不説是應時而生。
如今，經濟危機的霧霾在歐美上空徘徊，中國卻憑藉自身獨有的發展模式蒸蒸日上，走出一條舉世矚目的“逆襲”之路。形勢變化快過了思考變化，主流經濟學家的發言就常有深陷西方經濟學某一流派而不能自拔的尷尬。正是話語和事實的反差，以及兩相齟齬帶來的迷霧，讓一批像孫滌這樣富有責任感的實力經濟學家重回公眾視野，和我們分享一場更精彩而真實的中國經濟學故事，以期探索中國思想觀念的新一輪發展。
以下為訪談：中國經濟學人的未來
觀察者網：您1981年就去國留學。能否談談您個人的成長和求學經歷？
**孫滌：**1969年學校徹底關閉，我頂着“知青”的名義前往農村接受再教育。後來得了急性肝炎，返回上海治療時，GPT已高達1600以上。我進病房的次日，就有一位病友因GPT過高而去世。我能安然度此難關，回想起來，要感謝託翁的《戰爭與和平》，那時我正在讀高植先生翻譯的第三卷，書主大概怕感染病毒吧，斷了索回的念頭。那部經典在幾個月的病榻生活裏，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信念。
在“生計無着”的最困窘階段，我讀了不少於生計無補的書。從1971年開始，我先後閲讀了《論語》、《老子》、《資治通鑑》、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資本論》等著作。《老子》天下第一，我將終身推崇，我給自己改名為孫滌，就是取自於《道德經》裏的“滌除玄鑑，能無疵乎？”
讀不相干的書而能有豐厚的回報，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誠非虛言。1973年，我整整花了一年來啃《資本論》。那年我自學英語，在覓一本辭書，有人願意出讓陳易裏編纂的《英語大辭典》，索價5元。我很猶豫，因為當時打工每天的“薪酬”才兩毛幾分錢，5塊錢已相當於我全月的收入。那人見狀便附送了《資本論》的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始料未及的，是1979年我跳級以第一名考入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院。五門課考了四百多分，超出第二名至少五十分，其中《資本論》一門的貢獻竟然有二十分之多。
1981年我準備自費出國，所謂自費實際上是美國大學的助學金，可是申請護照出了問題。當時研究生的錄取率在2%以下，我作為財大研究生，據説已屬國家重點培養的“人才”之列，不可隨便流失，出國護照因此被留難。拖了大約有半年，才被特許放行，是搭了我一生裏唯一的一次“體制便車”：當時上海有一個在讀研究生的高幹子弟也要“自費”出國，一共有16個研究生因而獲准拿到了出國護照，本人就是這15個搭便車者之一。拿到護照不久，來滬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和我面談了，並答應錄取我，但要等到次年秋季方可入學。我怕夜長夢多，不搭這次便車下次就再沒有機會，便放棄了到普大深造的機會，也失去跟楊小凱、於大海成為同窗的機會。
觀察者網：讀者對您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經歷非常有興趣。尤其據説您擔任了一年半的學會會長，而不是通常的一年，能説説怎麼回事嗎？
**孫滌：**留美學經濟學幾年，我依然惶惑於它的牽強假設，想到堡壘外張望新的途徑，遂與想要攻入經濟學堡壘的物理學博士陳平結為好友，並通過陳平的引介，逐步加入到學會的工作。陳平是當屆（第三屆）學會會長，為組辦會議等事情累到病倒，我只能頂上去代打，勉為其難，為學會的項目和籌款等寫信聯絡。
為什麼做了一年半的會長？那是因為特殊時期，為了支撐學會不散架，推遲了學會例行的換屆改選。1989年八月，中國留美政治學會在伯克萊加州大學召開年會，我應邀出席。見識當時人們登台發言的憤激情緒後，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揚情緒瀰漫時倉促做決定皆屬不智。我決定挪後經濟學會的年會和推遲改選，這項提議得到了理事會和廣大會員的認同。
令我特別感佩的，是我擔任會長那屆的理事會的協同。六位理事，海聞、單偉建、徐滇慶、許小年、楊昌伯和左小蕾，和我一起挺過了一年半。按學會每年換屆、會長不得連任的規矩，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這段“疾風驟雨的日子”裏，我們始終能互信互諒，護送學會駛過湍流險礁。
果然，冷卻了幾個月後，我們在匹茲堡年會得以平順交接工作，產生了新的理事會，學會也略無波折地駛入坦途。
12月23日那天，匹茲堡漫天風雪，但與會者濟濟一堂。當時，留美經濟學會顧問、經濟學大師西蒙教授冒着風寒在聖誕前夕蒞臨致賀，令大家很感動。西蒙教授聽了我的致辭居然大加讚賞，告訴我説中國人崛起的“氣數”還很長，斷不至因小挫而沮喪，致力建設終能有成果，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詞句。
我們這一屆還在陳平會長和張欣會長之間，承上啓下，做了不少建設性的努力。其中《中國經濟評論》的創立，由單偉建理事主持，有着深遠的意義，開啓了學會在國際經濟學領域登堂入室的歷程。
觀察者網：除了1989年的風波，擔任會長期間還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孫滌：**記得為了拓展和籌款，勉為其難擬寫過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機構接洽，想方設法來推介學會，其中包括台灣的經濟政策研究重鎮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蔣碩傑。
蔣先生是有數的前輩經濟學家，望之彌高，與他書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1990年我第二次台灣之行，蔣碩傑約見。我們交談了許久，並沒有涉及經濟學和經濟形勢的內容。蔣先生有興趣的，是我們這一輩在大陸是怎樣進學的。承他頻頻垂問，我有無家學淵源，又如何在閉鎖的狀況下汲取有價值的信息，之類。
待走出他的辦公室，陪同的於宗先院長告知，蔣先生如此長時間細細詢問對後進學子是殊為難得的，看來他對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蔣碩傑準是看重了我撰寫的信件，以及繁體字的書法。個人的修習，包括平時練的書法和讀的經典古文，有時真還派點用場呢，而老人家關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傳承方面。
如此的交往還有很多，譬如同台灣的沈君山、柏楊、馬英九、張作錦、許倬雲、王永慶、盧修一等的交誼，也是通過學會渠道建立的。拿盧修一來説，他是巴黎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因言論觸及了台灣的戡亂戒嚴法條，被囚禁了數年。後來他高票獲選“立法委員”，以電視鏡頭裏在“立法院”的肢體衝突而聞名海峽兩岸。1990年我曾與他同住一個酒店的房間好幾個星期，我們常討論甚至爭辯，然而從來沒發生過沖突。他的台獨立場毫不含糊，而我“一箇中國”的觀念異常堅定，可我們卻能結成好友。
觀察者網：和我們談談西蒙老先生吧，您説他是“大師中的大師”。
**孫滌：**西蒙教授全名赫伯特•A•西蒙。已在2001年故去。他是留美經濟學會的顧問。薩繆爾遜對他刮目相看，稱西蒙教授是他所遇到過的人當中最為睿智者。他的許多創見極具前瞻性，同時是對人類文明歷程的精粹解釋。西蒙籤送給了我他的兩卷論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馬賀，中國字竟也寫得中規中矩。”
西蒙曾戲稱他幸好沒有淪為全職的經濟學家。他興趣廣泛，兼有深厚的人文關切，不滿足於停留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在多種領域均有開拓性貢獻。比如他的經典之作《管理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值得人們反覆研讀。這本書總結了人類組織四千年來的選擇機制和羣體行為的基本架構，切中了人類何以能夠合作的要旨，歷久彌新，成為眾多理念的前導和經濟管理研究方法的源頭。
學會第五屆年會前一天，也就是12月22日，我為了感謝西蒙到年會來作主題演講，同時也受我的博士導師之一比爾·庫柏教授之命，去他辦公室去拜望。卡內基·梅隆大學正有一座大樓要以庫柏來命名，庫柏曾是那裏著名的工業管理學院的創始人和多年的院長。庫柏老師和我的另外兩位博士導師——A. Charnce和G. Kozmetsky並稱 “三劍客”，都來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後與梅隆大學合併成卡內基·梅隆大學），均是西蒙的好友。比爾·庫柏教授是一位極富創造力和個人風採的大師級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摯。西蒙在自傳裏通篇談到比爾，並闢有一章專門講述。庫柏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學的同窗，把他延聘到Carnegie Tech來，還介紹西蒙和他太太結成連理。
西蒙教授
觀察者網：除了西蒙教授，您接觸過其他美國學者肯定不少，您當時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孫滌：**得從國家現實出發，合理地把握“度”。記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Columbus）讀碩士時，因為拿了獎學金無需工作，就去聽了E. Kane教授的貨幣銀行學博士課程，他是該領域的權威，尤其對金融監管有深入研究。當時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開，學界和業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並沒有一面倒，他告誡學生，要關注規制和解禁在現實世界的博弈歷程，成效如何還在於“度”的合理把握。
後來我在德州大學（Austin）念博士的時候，正值美國以反托拉斯的名義把AT&T給肢解成八個子公司，Charnce老師做案例分析時也提醒學生，要跟蹤長程效應，評斷利弊若只從理念或原則着眼，偏誤會是很要命的。
1980年代留美的經濟學生都會記得，薩繆爾森和弗裏德曼在Newsweek的專欄筆戰，兩位泰斗過招許多回合，可謂膾炙人口。當時讀了直覺過癮，許多年後才悟出其中的門道：兩派為之糾纏的，可以歸結成一個字——“税”，其餘多半是藉口或粉飾。國家孰大孰小，歸根結蒂，是“這些是我應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應得的，你得還給我”之間的爭論。而唯有國家，現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組織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權威”，把經濟利益在各個人羣之間分配來分配去。
觀察者網：您赴美留學時，正值里根主義勃興，弗裏德曼的理論對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有很大影響。近幾年，您又目睹了20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請談談您對這些事件的感觸，您如何思考中國的發展？
**孫滌：**我抵美后的第一站是伯克萊校區，我在奧克萊的中國雜貨店，即所謂“屋崙馬脊”裏看到，從大陸進口的桂圓、粉條、紅棗、梅乾菜，色色齊備，都是國內非年節憑票買不到的。十年之後，今非昔比。1990年我回國辦事，夜晚看到路邊攤的小販在料峭寒風中守候，他們向行人兜售新鮮的葡萄、哈密瓜時的殷勤勁兒，讓我不由得感到衝擊：中國經濟和物資供應從匱乏到豐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成效還用爭辯嗎？
但是市場亦有度和自身的發展規律，不能被意識形態觀念所左右。2008年迸發的金融海嘯，發軔於美國，禍及各國，慘烈如冰島，竟至於整體破產。以前的經濟週期波折，多半是實體經濟部門挑的頭，盲目擴張，供需失衡；而這次卻全是金融系統作的孽。歷次經濟危機是狗搖尾巴，而那次卻是尾巴搖狗。
市場和制度是博弈的結果，只能在演進中競取，無法經由天賦隨意得到。西方人如此，中國人如此，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制定和貫徹奏效的政策依靠的不是設計出怎樣的“人”，無論是特蕾莎嬤嬤、或是雷鋒叔叔、還是所謂“徹底理性的經濟行為人”。
回溯演化的歷史找其線索，深入到人腦構造內部，或許可能洞悉人類的本性和人類合作的條件。對此，我借用哈佛的知名學者，昆蟲學和文明演化大師E. Wilson教授的一句斷語來表達：“在羣體內部，利己者佔優利他者；在競爭羣體之間，利他羣體戰勝利己羣體。唯此為大。”
發展要“去意識形態化”，不能理念先行。孔老夫子説過的“毋臆、毋必、毋固、毋我”就是這意思。中國人要避免“一把榔頭打天下”——手裏只有一把榔頭的人，解決任何問題都想用“錘”，更傾向於把一切事物都理解成“釘子”。“華盛頓共識”，或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就是這類“榔頭主義者”？
觀察者網：中國經濟學人需要做些什麼？
孫滌：中國致力於將國家的合法權威提升為現代社會的税制，依舊路程漫漫。但經過開放三十年來的長足發展，我們已經進到全球舞台，在進行大規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話語權已是無從迴避的了。不過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規則的制定上，中國還只是一個follower，怎樣爭取成為rule setter，經濟學人是責無旁貸的。
這令我回想起1986年留美經濟學會在波士頓召開的第二屆年會，當時的年輕人感奮於開放改革所取得的顯著進展，盼着經濟學諾貝爾獎不久能落到中國人頭上。將近三十年過去了，這頂桂冠還難見蹤影呢。諾貝爾的獎酬其實沒那麼重要。在競逐文明的過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類是如何展開“抱團競爭”的 “我”與“我們”，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博弈機制給整明白 (Me vs. We, and We vs. Them)，功業不盡在其中了？市場競爭不過是抱團競爭中的一種，雖然95%的人之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裏面打拼……
（餘亮 鍾曉雯 朱康琪 整理）
下頁附孫滌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第5屆年會上的致辭
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第5屆年會上的致辭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 孫滌
1989年12月23日
匹茲堡大學
親愛的會員們、朋友們：
能在本年度結束之前舉行大會，我感到非常高興。如果春夏之交的風波不曾發生，年會本應在7月舉行。我們集於一堂，是為了宣示：儘管遇到了波折，但我們深信中國改革仍生機蓬勃。推進中國經濟改革是本學會的兩大任務之一。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改革，並將繼續這樣做。在年會上，我們的強烈渴望應當是非常顯明的，從將要討論的論文和議題上也能看出來。
去年春天之前的10年間，中國已經開始從僵硬的中央控制的經濟體，朝“不管白貓黑貓”的方向轉變。對於這種轉變，一直有兩種相異的看法：一方面，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尋求提高執政效率；另一方面，人民希望從19世紀的信條演化出一種自由發展的體系。正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期望，而不是實際的經濟表現，導致許多人對尚未成熟的改革不滿。
去年夏天，麻省理工斯隆（Sloan）學院院長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訪問北京。他問趙紫陽總書記，1948年，艾哈德（Erhard，時任盟軍佔領區經濟委員會主任）幾乎在一夜間廢除了西德的配給制度和價格管制，中國是否能效仿？趙聳聳肩説：“艾哈德是幸運的，美國將軍保護着他。”諷刺的是，不到一年，趙紫陽就被撤下台，儘管他的改革措施遠沒有那樣激進。
艾哈德解除管制的方法能在中國施行嗎？或者，用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話説，能一勞永逸地割掉狗尾巴嗎？我們真的還無法確定。我們能肯定的是，大陸經濟疾在心腦，不只是尾巴或皮肉小恙。
中國以其驚人大膽的試驗聞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試驗中，許多人失去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試驗中，整個社會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家資源被猛獁象般龐大的官僚體系牢牢掌控，如果將其釋放出來，會有怎樣的結果？
幸運的是，在這歷史性的時刻，其他社會也有試驗的願景和勇氣。東方集團國家正在進行大面積的基礎性改革。他們發起了政治改革的新進程。他們正在終結對生產和消費的補貼；正在私有化國有企業；正在取消價格管制，改革銀行、税收和激勵機制，重建社會福利體系。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正試圖買斷官僚，使其退出政府。他們正為實現服從於市場力量的新經濟而奮鬥。正如波蘭新內閣所言，“開啓對何為適當生活的新認識”，認可“工作所需的技術、知識、天賦和意願”。他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但未來的道路將極具挑戰性。
讓我們從吸取這些試驗教訓開始；波蘭人、匈牙利人、德國人、捷克人、俄國人、羅馬尼亞人正在付學費。當若干年後，輪到我們在中國建設新體系時，將發現這些試驗極有用處。
下面用個小段子來表明我的觀點。三個人在爭辯，各自從事的職業哪個最為老牌。醫生稱他的職業最老，自創世以來就有傷殘病痛需要救治。工程師不以為然，辯稱若沒有工程師的製造，世界怎麼能走出混沌？政治家馬上奚落他們説：“得了吧！要是沒有政治家在先，哪來的混沌！”現在中國人正在忍受政治帶來的混沌。人們正等着被救治，等着開始生產。優秀政治家退出政界後有很高的邊際效用，不過我推測，我們大部分會員可能並不擅長政治權術。中國需要專研救治和生產之道，專研從混沌中建立秩序的專家。讓我們繼續期望，繼續學習，繼續耕耘。
我想引用林肯的一句話作為結語。林肯在美國內戰期間説：“眼前困難重重，我們必須順應時勢，挺身而出。面對新的情況，我們必須與時俱進。”
謝謝。
岑少宇 譯
英語原文如下：
Address to the 5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D. B. Sun, President
December 23, 1989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ar Members and Friends,
I am glad that we have this Meet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Meeting would have been held in July, had there not been the massacre of Tiananmen Square. We are gathering here to demonstrate our enthusiastic conviction that the reform in China is still alive, despite that it is currently swinging into reverse. Promoting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is one of the two goals pursued by this Society. We have been making efforts to help advancing these reforms;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do so. Our aspiration should be evident in this gathering, as well as in the papers and topic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n the ten years prior to last spring, China had been shifting away from an economy of rigid central control in the direction of “whatever works”. Two differing views of the change have been persisting: on the one hand,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intend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power monopo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 hoped a system of free development would emerge evolutionarily from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dogmas of last century. These disparate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the actu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aused massive disaffection toward the half-baked reform.
When Lester Thurow, Dean of Sloan School at MIT, visited Beijing last summer, he asked Premier Zhao whether China could emulate West Germany in 1948, when Erhard abolished the rationing system and price controls almost overnight. Zhao answered with a shrug, “Erhard was luck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generals.” Ironically, Zhao turned out being toppled by communist generals less than one year lat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his reform measures were far less decisive.
Is Erhard’s approach to deregulation applicable in China? Or, in Milton Friedman’s words, can the tail of the dog be cut off once and for all? We are really not certain yet. What we are certain about is that the mainland’s economy is suffering with a disease of head and heart, not just of tail and skin.
China is well known for its astonishingly bold experiments. In experimenting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ommune System, thirty million lives were lost; in experiment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ntire society was brought to the verge of collapse. What will result from releasing the country’s resources from the smothering grip of a mammoth bureaucracy?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other societies with vision and courage to experiment. East Bloc countries are now sweeping fundamental changes. They are initiating new courses to dismantle the communist monopoly. They are terminating subsidies to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y are privat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y are lifting price regulation, reforming systems of banking, taxation, and motivation, reestablishing social welfare system. Last but not least, they are trying to buy bureaucrats out of office. They are fighting to achieve new economy which is subject to market forces. As the new Poland cabinet puts it, “to open a new perspective of proper living”, and to give recognition to " skills, knowledge, talent, and willingness to work." Their cause is noble, but the future course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Let us start learning from their experiments; the tuition is being paid by Poles, Hungarians, Germans, Czeches, Russians, and Rumanians. In a couple of years we will find these experiences extremely useful when we have our turn to build a new system in China.
Let me use some humor to underscore my point. Three persons are arguing which profession is the oldest. The doctor says it must be medicine, for illness and disablement emerged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y needed cure. The engineer disagrees. He contends that manufacturing should be older, since the world itself was produced from the chaos. “Come on,” the politician mocks, “without politics, how could we have the chaos?!” Now Chinese are enduring the chaos created by the politicians. The people are waiting for healing and producing. While conceding good politicians are of very high marginal utility, I speculate that the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the bulk of our members is not in the political arena. 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 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To conclude, I’d like to quote Abraham Lincoln. “The occasion is piled with difficulty, and we must rise with the occasion,” Lincoln said ami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s our case is new, so we must act anew.”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