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光大·世紀中國論壇演講：中國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
本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中國光大集團聯合舉辦的“光大·世紀中國論壇”在香港舉行。觀察者網受邀參加。此論壇共分4場，分別為：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內地全面深化改革與香港、內地學者與香港媒體、內地學者與香港媒體見面會。
第一場“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由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致辭，陳昕表示，中國在過去35年的時間裏取得了其他國家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像中國那樣提出要在未來35年這麼短的時間內實現那麼多的目標，直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本次論壇演講者林毅夫教授、陳平教授、張軍教授、張維為教授及陳文鴻博士等就中國經濟回顧與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議題發表演講。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史正富也做了精彩發言。**他認為，中國經濟可以維持另一個35年高達8%的增長，中國在過去30餘年的投資效率並不低下，另外，中國經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觀察者網特此整理首發（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以下為史正富講演全文：
我比林毅夫還要樂觀
首先我想解釋一下，名單上印着我的頭銜是“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實際上我是不上課的教授，也不帶學生，我的本職是做投資。我是上一屆上海股權投資協會的理事長，主要任務是發展企業，這次有機會到香港與各位交流，非常高興。
我從美國回來在中國做企業有20年了，自己創辦這個投資公司有15年，投資過幾十個企業，大量時間接觸中國基層的企業、地方官員、老百姓，所以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我的看法與學術界並不完全一樣。根據我的觀察，我歷來都是樂觀的。這次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前前後後，世界上發生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甚至是“中國會不會經濟崩潰”這樣的討論。我聽起來很可笑。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怎麼會全世界有不少人討論。
在世紀出版集團總裁的邀請下，我把我的想法寫了一個小冊子，叫《超常增長——1979到2009年的中國經濟》，這是我從事企業工作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現象。我是比較樂觀的，比林毅夫教授還要樂觀一點。我的測算是，到2049年前，中國可以維持另一個35年高達8%的增長。到2049年中國GDP可達到550萬億人民幣。不管用什麼匯率來算，都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幾倍。
《超常增長——1979到2009年的中國經濟》 史正富著
如果這個可以實現，在經濟上中華民族的復興這個幾代人的夢想，完全可以實現。剛巧林毅夫教授剛才把我們講的“傳奇經濟增長”的主要理由已經清楚地闡述了，我就不再講。林毅夫講的主要思想，通過進一步、有效的市場改革，釋放我們還存在的後發優勢，實現新一輪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所帶動的勞動市場裏的增長，實現中國經濟的增長。
我主要補充一下中國特殊的一部分優勢。就是韓國、日本、我國台灣這樣的國家與地區所不具有的特殊條件，我認為這些特殊條件可以為中國GDP貢獻額外每年1-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我把這個定義為“超常增長”，是在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能出現的情況。
中國的投資效率低嗎？
我想修正前面林教授講過的，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到今天為止一直被認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費太少。其實這個有誤判。中國三大主要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消費總規模與投資總規模，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是同步增長，中間有擴大主要是外貿的擴大，就是在2000年以後，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差距不大，消費增長几比GDP增長低一個百分點，消費也只低一個百分點左右，談不上“犧牲消費發展經濟”。
原因也看的很清楚，為什麼在高投資的同時，消費也跟着高增長，是因為我們的投資效率並不低，衡量投資效益的資本與產出比，中國大概4塊投資可以產出1塊的GDP，這是過去34年的數字。
我們過去認為投資效率低，是因為沒有比較過國際上的經驗。**美國在1965年至2007年，是投資5塊錢才帶來1塊錢GDP。實際上中國作為一個後進國家，反而比美國的效率要好。這其實是反常的。**美國在19世紀至本世紀初期就完成了國家的國有化、大規模的城市化已經基本告一段落，在這之後第三產業、高科技產業應該是資本產出比下降，就是GDP需要的投資額在減少。而相反，中國恰恰處在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重發展為主導的時代，這個階段按理説我們資本產出比是上升的，也就是説我們GDP的增長需要比美國更多的投資。但實際情況沒有比美國多，反而更少。什麼道理呢？微觀看，美國的企業比中國的企業做的好，效率比中國高，為什麼上宏觀上投資效率高呢？
這是幾年前我沒想過的事。09年提到此事時我還在批評中國投資效率低，但去年做研究時查了資料發現，實際上這是市場經濟的問題。**美國在1980年以來經濟波動程度比較大，發生三次金融危機，大規模地毀滅固定資產，每次都以千億、萬億美元來計。存活下來的企業效率高了，但前提是大規模的、宏觀的資本被毀滅。**因為統計發現，宏觀上我們投資效率並不低，只是他們存活下來的單個企業比我們效率高。這是我現在一個初步的一個解釋。
**我想特別強調一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本來不應該討論的。但這兩年討論的很多問題，比如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責任都歸到經濟增長上面去，認為經濟增長太快，導致這麼多毛病：污染、收入分配、投資效率，都怪罪到經濟增長上。**其實世界上想把經濟增長提高兩個點的國家多的是，但非常困難。我們這幾年增長很快，有點外面的企業困難了。我舉了一個例子，假如我們過去34年是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像實際情況那樣超高速的增長，會是什麼情況？就是底下紅的部分。我們如果消費佔比像美國，高達70%以上，我們的投資肯定不會超過30%。增長率就要掉到7%，最多7.5%，而我們實際增長是9.9%，差了2.5%。
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作者史正富）
我測算了一下，如果我們平衡增長，7.5%的增長，到2011年我們只有22.8萬億的GDP，而我們實際情況2011年近50萬億人民幣，差了一半還多。每年差2個點，幾十年就會有非常巨大的差別。如果7點幾，我們今天20幾萬億，即便80%都拿去消費，也只有17萬億左右的消費額。現在雖然只有50%的消費，我們只有25萬億左右的消費總額。不算帳是看不出增長的重要性。要維持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才是我們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發達國家的基本保障。離開了傳奇的經濟增長，環保、收入分配、治理官場腐敗也好，都沒有條件。
但是我們現在經濟增長受到很多挑戰，從媒體、學術界、政策研究部門，從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後發優勢的減退，技術優勢的產業號稱與國際水平在縮小，國際上超強購買力的消失，這是我的定義，**過去34年來我們的出口主要依賴了美聯儲發行貨幣的能力。它維持了美國長時間的赤字經濟。沒有這個中國做不到現在的樣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幾十年長期的消費赤字、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只有美國做的到。**因為美國可以發行世界通用的貨幣，這是美國的力量。美國不用勵精圖治，她沒有及早地糾正自己錯誤的經濟戰略，這碰巧地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極好的外部條件。這是實現高增長的外貿條件，但今天就不存在了，已經隨着世界金融危機而過去，以後不可能再靠這個。
再有我們生態條件，土地與水資源嚴重短缺，污染嚴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區域發展不平衡，還有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還有國際方面，過去幾十年其它國家都歡迎我們的改革開放，今天不這樣了。我們現在已經GDP排在第二，僅次於美國。現在在美國電視上批評中國了，而二十年三十年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沒有人關心中國的，當時關心日本、拉丁美洲、歐洲。所以國際形勢也比以前錯綜複雜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表明，過去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的很多條件都變了，我們沒有繼續按老的辦法走下去，所以要研究新階段下經濟增長的戰略調整與相應的安排。現在綜合內部的研究，簡稱叫“新四化”，新工業化——進一步產業升級，新城鎮化——以人為本的，農業現代化，還有信息化——帶動中國產業升級。“新四化”是這樣的大的主題。
體制上是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市場改革，到2020年大概打造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這是目前的戰略。我剛才講過，這個戰略會實現多少的增長率呢？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中心一個聯合估算，到2030年，年均增長率6.6%，我自己把這個時間段分成兩半，前十年7.6%，後十年5.6%，這是比較中間的估計。最高的估計是一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預測到2024年，中國增長8.6%；最低的就我看到的，是《大預測》的作者，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是5.7%。不管哪一個，到那時，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新增長階段的超常增長（作者史正富）
這個“新四化”以市場化和轉型升級兩個大問題來推動，實際上是常規增長。中國還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可以利用。
發展實體經濟是唯一途徑
如果未來30年我們年均增長率7.5%，我們需要多大投資呢？剛才我説過我們4塊錢可以帶來1塊的GDP增長，也就是説我們要投資30%（7.5%*4）左右，只要GDP的30%用於投資，我們可以實現。但是中國現在儲蓄率高達48%左右，差了17個點。中國人儲蓄太多，如果沒有比較高的增長，中國人消化不掉。**儲蓄率過高不是好事，會導致經濟的腸梗阻。**靠什麼來釋放多餘的儲蓄呢？無非是提高消費，但這不是一天的事。剛才林教授算過，如果做到7.3%的年均消費增長，我們就能實現到2020年人均消費翻一番。7.3%還低於7.5%，如果提高消費到8.3%，儲蓄率還是在40%以上。唯一的途徑就是發展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發展什麼？光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行不行？我的判斷是不行。在過去34年高增長中，除了常規經濟體系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一個是中國特別的經濟體制，叫“三圍市場體制”，與西方市場經濟體制既相同又不相同。核心部分是右邊這個小三角形，地方政府是一個競爭性的體系，作用是提高企業的長期投資均衡水平，這是經濟學裏一個概念，核心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資補貼體系，和幫助企業解決問題的工作，讓中國企業在對抗地方保護主義中佔有先天優勢。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純粹補貼，而是一種投資行為。一塊錢的補貼可以帶來幾塊錢的收益。這張圖是我自己做企業體會的一個東西。用一個循環體系，通過增值税、所得税、房地產、商貿的帶動，最終使用地方政府補貼企業的錢回籠。
過去34年，除了地方政府提高投資水平外，還有我們的過剩產能在國際市場得到了消解。那麼未來30年還有什麼超常規的投資機會呢？除了技術進步、產業轉型？看中國的地域就知道了。**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實際上是一個偏癱的巨人。**我們有一大半的國土是不能用的，是沙漠、荒山野嶺、戈壁荒灘，我國水資源實際上很豐富，但每年有7000億立方米白白地流到印度洋，而黃河很少，只有500億立方米的水。因為黃河缺水、西部缺水，中國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只要有水，西部就可以有變化。所以淡水的短缺是第一要素。
第二是能源。中國有世界上極豐富的太陽能資源，每年可以發10萬度的電，而光伏技術在突飛猛進地發展。只要有投資，我們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能源問題。舉兩個例子，水好土好能源也好，統統都能解決，關鍵在於技術進步與投資。
我列出的幾條，我統稱為國家戰略資產，一是生態資產，二是10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從中國的大西部調到中國的西北部，西水東調，而不是南水北調。造地，造兩億畝三億畝都不費事。最後是清潔能源，中國要把農民工變成日本、韓國那樣的技術工人。
五大資產積累實現超常增長（作者史正富）
最後像保障性住房、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我沒時間解釋了。
國家戰略性資產投資基金體系
這些戰略性資產的投資會耗費上百萬億的儲蓄，而這些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消化今天的過剩產能，所有的鋼鐵、水泥的過剩產量問題迎刃而解，接下來就是一系列中國長期發展所至關重要的資產，關係中國民族的百年大計。
最後我們融入了市場體系，這並不是單個國家的行為，這個行為我想用“資產負債”的概念，而不是“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概念。用國家去投這個錢是不行的，市場投也是不行的，一個項目幾千幾萬億，沒有企業投得起，只能創新投資機制。我根據我做股權投資的經驗，提出這樣一個動議，叫做“國家戰略性資產投資基金體系”，由幾十個投資基金組成，它的核心是一個準市場型的基金體系，它依賴國家的信用，國家財政的引導性投入，但是向全球的投資人進行募集。
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投資基金：籌資結構（模擬）（作者史正富）
**這樣把國民多餘的儲蓄引導到國家戰略性投資上去，三十年後，這個基金是交給全國人民的一盤菜，這個菜是更好的空氣，更多的水，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清潔能源，更好的勞動力素質，更好的收入分配，為中國民族的復興打造一個可持續的、長期的資產基礎，可以説這是一個改造中國、提升中國長期競爭力的一個偉大事業。**什麼時候能做不知道，我講的不是技術方案，因為我不是技術專家，我的這些都是引中科院、農科院專家的研究，具體怎麼做需要技術專家進行論證，但是，這些東西不是可有可無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國長期發展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工程。
誰做了，就是功在當前，立在千秋。
這是我的發言，謝謝各位。
史正富簡歷
史正富（Jeffery Shi），1954年生，安徽來安人。現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從事私募股權投資（PE）。
史正富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經濟系，1982年獲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1987年至1995年赴美留學，獲美國美利堅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馬里蘭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1993年至1994年曾任美國勞工部國際經濟研究局研究助理。1995年起進入企業界，先後任美國聯合太平洋投資公司、華夏西部經濟開發有限公司、安徽省滁州市信託投資公司等企業的總經理。
被譽為“富豪學者”的史正富此前不僅曝光率很低，在復旦也相當低調，甚至連復旦經濟學院很多的學生都不認識他。殊不知，他10多年來由於投資成功，2007年以15億元（排名第516位）身家入圍胡潤內地百富榜，2008年又以23億元的資產排名升至第351位。史正富是一個“少説話，多做事”的人，他表示，自己要邊做邊學，很多問題還沒有想清楚，還是要留到將來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