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光大·世紀中國論壇演講:中國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
本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中國光大集團聯合舉辦的“光大·世紀中國論壇”在香港舉行。觀察者網受邀參加。此論壇共分4場,分別為: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內地全面深化改革與香港、內地學者與香港媒體、內地學者與香港媒體見面會。
第一場“世界格局與中國未來”由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致辭,陳昕表示,中國在過去35年的時間裏取得了其他國家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像中國那樣提出要在未來35年這麼短的時間內實現那麼多的目標,直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本次論壇演講者林毅夫教授、陳平教授、張軍教授、張維為教授及陳文鴻博士等就中國經濟回顧與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議題發表演講。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史正富也做了精彩發言。**他認為,中國經濟可以維持另一個35年高達8%的增長,中國在過去30餘年的投資效率並不低下,另外,中國經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觀察者網特此整理首發(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以下為史正富講演全文:
我比林毅夫還要樂觀
首先我想解釋一下,名單上印着我的頭銜是“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實際上我是不上課的教授,也不帶學生,我的本職是做投資。我是上一屆上海股權投資協會的理事長,主要任務是發展企業,這次有機會到香港與各位交流,非常高興。
我從美國回來在中國做企業有20年了,自己創辦這個投資公司有15年,投資過幾十個企業,大量時間接觸中國基層的企業、地方官員、老百姓,所以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我的看法與學術界並不完全一樣。根據我的觀察,我歷來都是樂觀的。這次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前前後後,世界上發生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甚至是“中國會不會經濟崩潰”這樣的討論。我聽起來很可笑。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怎麼會全世界有不少人討論。
在世紀出版集團總裁的邀請下,我把我的想法寫了一個小冊子,叫《超常增長——1979到2009年的中國經濟》,這是我從事企業工作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現象。我是比較樂觀的,比林毅夫教授還要樂觀一點。我的測算是,到2049年前,中國可以維持另一個35年高達8%的增長。到2049年中國GDP可達到550萬億人民幣。不管用什麼匯率來算,都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幾倍。

《超常增長——1979到2009年的中國經濟》 史正富著
如果這個可以實現,在經濟上中華民族的復興這個幾代人的夢想,完全可以實現。剛巧林毅夫教授剛才把我們講的“傳奇經濟增長”的主要理由已經清楚地闡述了,我就不再講。林毅夫講的主要思想,通過進一步、有效的市場改革,釋放我們還存在的後發優勢,實現新一輪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所帶動的勞動市場裏的增長,實現中國經濟的增長。
我主要補充一下中國特殊的一部分優勢。就是韓國、日本、我國台灣這樣的國家與地區所不具有的特殊條件,我認為這些特殊條件可以為中國GDP貢獻額外每年1-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我把這個定義為“超常增長”,是在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能出現的情況。
中國的投資效率低嗎?
我想修正前面林教授講過的,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到今天為止一直被認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費太少。其實這個有誤判。中國三大主要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消費總規模與投資總規模,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是同步增長,中間有擴大主要是外貿的擴大,就是在2000年以後,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差距不大,消費增長几比GDP增長低一個百分點,消費也只低一個百分點左右,談不上“犧牲消費發展經濟”。
原因也看的很清楚,為什麼在高投資的同時,消費也跟着高增長,是因為我們的投資效率並不低,衡量投資效益的資本與產出比,中國大概4塊投資可以產出1塊的GDP,這是過去34年的數字。
我們過去認為投資效率低,是因為沒有比較過國際上的經驗。**美國在1965年至2007年,是投資5塊錢才帶來1塊錢GDP。實際上中國作為一個後進國家,反而比美國的效率要好。這其實是反常的。**美國在19世紀至本世紀初期就完成了國家的國有化、大規模的城市化已經基本告一段落,在這之後第三產業、高科技產業應該是資本產出比下降,就是GDP需要的投資額在減少。而相反,中國恰恰處在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重發展為主導的時代,這個階段按理説我們資本產出比是上升的,也就是説我們GDP的增長需要比美國更多的投資。但實際情況沒有比美國多,反而更少。什麼道理呢?微觀看,美國的企業比中國的企業做的好,效率比中國高,為什麼上宏觀上投資效率高呢?
這是幾年前我沒想過的事。09年提到此事時我還在批評中國投資效率低,但去年做研究時查了資料發現,實際上這是市場經濟的問題。**美國在1980年以來經濟波動程度比較大,發生三次金融危機,大規模地毀滅固定資產,每次都以千億、萬億美元來計。存活下來的企業效率高了,但前提是大規模的、宏觀的資本被毀滅。**因為統計發現,宏觀上我們投資效率並不低,只是他們存活下來的單個企業比我們效率高。這是我現在一個初步的一個解釋。
**我想特別強調一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本來不應該討論的。但這兩年討論的很多問題,比如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責任都歸到經濟增長上面去,認為經濟增長太快,導致這麼多毛病:污染、收入分配、投資效率,都怪罪到經濟增長上。**其實世界上想把經濟增長提高兩個點的國家多的是,但非常困難。我們這幾年增長很快,有點外面的企業困難了。我舉了一個例子,假如我們過去34年是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像實際情況那樣超高速的增長,會是什麼情況?就是底下紅的部分。我們如果消費佔比像美國,高達70%以上,我們的投資肯定不會超過30%。增長率就要掉到7%,最多7.5%,而我們實際增長是9.9%,差了2.5%。

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作者史正富)
我測算了一下,如果我們平衡增長,7.5%的增長,到2011年我們只有22.8萬億的GDP,而我們實際情況2011年近50萬億人民幣,差了一半還多。每年差2個點,幾十年就會有非常巨大的差別。如果7點幾,我們今天20幾萬億,即便80%都拿去消費,也只有17萬億左右的消費額。現在雖然只有50%的消費,我們只有25萬億左右的消費總額。不算帳是看不出增長的重要性。要維持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才是我們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發達國家的基本保障。離開了傳奇的經濟增長,環保、收入分配、治理官場腐敗也好,都沒有條件。
但是我們現在經濟增長受到很多挑戰,從媒體、學術界、政策研究部門,從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後發優勢的減退,技術優勢的產業號稱與國際水平在縮小,國際上超強購買力的消失,這是我的定義,**過去34年來我們的出口主要依賴了美聯儲發行貨幣的能力。它維持了美國長時間的赤字經濟。沒有這個中國做不到現在的樣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幾十年長期的消費赤字、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只有美國做的到。**因為美國可以發行世界通用的貨幣,這是美國的力量。美國不用勵精圖治,她沒有及早地糾正自己錯誤的經濟戰略,這碰巧地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極好的外部條件。這是實現高增長的外貿條件,但今天就不存在了,已經隨着世界金融危機而過去,以後不可能再靠這個。
再有我們生態條件,土地與水資源嚴重短缺,污染嚴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區域發展不平衡,還有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還有國際方面,過去幾十年其它國家都歡迎我們的改革開放,今天不這樣了。我們現在已經GDP排在第二,僅次於美國。現在在美國電視上批評中國了,而二十年三十年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沒有人關心中國的,當時關心日本、拉丁美洲、歐洲。所以國際形勢也比以前錯綜複雜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表明,過去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的很多條件都變了,我們沒有繼續按老的辦法走下去,所以要研究新階段下經濟增長的戰略調整與相應的安排。現在綜合內部的研究,簡稱叫“新四化”,新工業化——進一步產業升級,新城鎮化——以人為本的,農業現代化,還有信息化——帶動中國產業升級。“新四化”是這樣的大的主題。
體制上是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市場改革,到2020年大概打造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這是目前的戰略。我剛才講過,這個戰略會實現多少的增長率呢?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中心一個聯合估算,到2030年,年均增長率6.6%,我自己把這個時間段分成兩半,前十年7.6%,後十年5.6%,這是比較中間的估計。最高的估計是一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預測到2024年,中國增長8.6%;最低的就我看到的,是《大預測》的作者,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是5.7%。不管哪一個,到那時,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新增長階段的超常增長(作者史正富)
這個“新四化”以市場化和轉型升級兩個大問題來推動,實際上是常規增長。中國還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可以利用。
發展實體經濟是唯一途徑
如果未來30年我們年均增長率7.5%,我們需要多大投資呢?剛才我説過我們4塊錢可以帶來1塊的GDP增長,也就是説我們要投資30%(7.5%*4)左右,只要GDP的30%用於投資,我們可以實現。但是中國現在儲蓄率高達48%左右,差了17個點。中國人儲蓄太多,如果沒有比較高的增長,中國人消化不掉。**儲蓄率過高不是好事,會導致經濟的腸梗阻。**靠什麼來釋放多餘的儲蓄呢?無非是提高消費,但這不是一天的事。剛才林教授算過,如果做到7.3%的年均消費增長,我們就能實現到2020年人均消費翻一番。7.3%還低於7.5%,如果提高消費到8.3%,儲蓄率還是在40%以上。唯一的途徑就是發展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發展什麼?光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行不行?我的判斷是不行。在過去34年高增長中,除了常規經濟體系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一個是中國特別的經濟體制,叫“三圍市場體制”,與西方市場經濟體制既相同又不相同。核心部分是右邊這個小三角形,地方政府是一個競爭性的體系,作用是提高企業的長期投資均衡水平,這是經濟學裏一個概念,核心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資補貼體系,和幫助企業解決問題的工作,讓中國企業在對抗地方保護主義中佔有先天優勢。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純粹補貼,而是一種投資行為。一塊錢的補貼可以帶來幾塊錢的收益。這張圖是我自己做企業體會的一個東西。用一個循環體系,通過增值税、所得税、房地產、商貿的帶動,最終使用地方政府補貼企業的錢回籠。
過去34年,除了地方政府提高投資水平外,還有我們的過剩產能在國際市場得到了消解。那麼未來30年還有什麼超常規的投資機會呢?除了技術進步、產業轉型?看中國的地域就知道了。**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實際上是一個偏癱的巨人。**我們有一大半的國土是不能用的,是沙漠、荒山野嶺、戈壁荒灘,我國水資源實際上很豐富,但每年有7000億立方米白白地流到印度洋,而黃河很少,只有500億立方米的水。因為黃河缺水、西部缺水,中國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只要有水,西部就可以有變化。所以淡水的短缺是第一要素。
第二是能源。中國有世界上極豐富的太陽能資源,每年可以發10萬度的電,而光伏技術在突飛猛進地發展。只要有投資,我們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能源問題。舉兩個例子,水好土好能源也好,統統都能解決,關鍵在於技術進步與投資。
我列出的幾條,我統稱為國家戰略資產,一是生態資產,二是10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從中國的大西部調到中國的西北部,西水東調,而不是南水北調。造地,造兩億畝三億畝都不費事。最後是清潔能源,中國要把農民工變成日本、韓國那樣的技術工人。

五大資產積累實現超常增長(作者史正富)
最後像保障性住房、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我沒時間解釋了。
國家戰略性資產投資基金體系
這些戰略性資產的投資會耗費上百萬億的儲蓄,而這些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消化今天的過剩產能,所有的鋼鐵、水泥的過剩產量問題迎刃而解,接下來就是一系列中國長期發展所至關重要的資產,關係中國民族的百年大計。
最後我們融入了市場體系,這並不是單個國家的行為,這個行為我想用“資產負債”的概念,而不是“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概念。用國家去投這個錢是不行的,市場投也是不行的,一個項目幾千幾萬億,沒有企業投得起,只能創新投資機制。我根據我做股權投資的經驗,提出這樣一個動議,叫做“國家戰略性資產投資基金體系”,由幾十個投資基金組成,它的核心是一個準市場型的基金體系,它依賴國家的信用,國家財政的引導性投入,但是向全球的投資人進行募集。

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投資基金:籌資結構(模擬)(作者史正富)
**這樣把國民多餘的儲蓄引導到國家戰略性投資上去,三十年後,這個基金是交給全國人民的一盤菜,這個菜是更好的空氣,更多的水,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清潔能源,更好的勞動力素質,更好的收入分配,為中國民族的復興打造一個可持續的、長期的資產基礎,可以説這是一個改造中國、提升中國長期競爭力的一個偉大事業。**什麼時候能做不知道,我講的不是技術方案,因為我不是技術專家,我的這些都是引中科院、農科院專家的研究,具體怎麼做需要技術專家進行論證,但是,這些東西不是可有可無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國長期發展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工程。
誰做了,就是功在當前,立在千秋。
這是我的發言,謝謝各位。
史正富簡歷
史正富(Jeffery Shi),1954年生,安徽來安人。現任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從事私募股權投資(PE)。
史正富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經濟系,1982年獲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1987年至1995年赴美留學,獲美國美利堅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馬里蘭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1993年至1994年曾任美國勞工部國際經濟研究局研究助理。1995年起進入企業界,先後任美國聯合太平洋投資公司、華夏西部經濟開發有限公司、安徽省滁州市信託投資公司等企業的總經理。
被譽為“富豪學者”的史正富此前不僅曝光率很低,在復旦也相當低調,甚至連復旦經濟學院很多的學生都不認識他。殊不知,他10多年來由於投資成功,2007年以15億元(排名第516位)身家入圍胡潤內地百富榜,2008年又以23億元的資產排名升至第351位。史正富是一個“少説話,多做事”的人,他表示,自己要邊做邊學,很多問題還沒有想清楚,還是要留到將來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