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列維特：在哪兒做事都離不開“找關係”

踏入職壇最初幾年，我一直籠罩在出身名門望族的陰影之下（我父親曾是紐約州審計長）。可以説，這對我來説是一筆財富。不過，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種財富。

首要的裨益是，我可以向諳熟專業的人請教學習，他們用自己的職業生涯以身作則。我享有我父親頗為廣泛的人脈網，我為進入職場所做的準備鮮有人能企及。當然，我至少有一兩份工作是靠熟人的關係，包括第一份工作，在《生活》雜誌（Life）當實習生。

然而，調查美國主要銀行與中國跨國公司（這樣的公司聘請的員工往往來自顯赫的中國家庭）招聘的金融監管機構卻認為，僱用我的人可能違背了道德和法律準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指出，這種海外招聘形式產生的影響會事與願違，其性質近似於賄賂外國官員照顧生意。

據外媒報道，美國證交會此前調查高盛等五家投行在華“官二代招聘”

這樣的責難既惡劣，又虛偽。在任何一個美國機構的大廳裏——國會、聯邦法院、大型企業、白宮、使館、甚至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辦公室——你都會和權勢人物的朋友或是家人不期而遇。

有些人自大學起無需面試，即可在國會辦公室當實習生。有些人則是重要客户或是競選金主的親戚。有些人即使沒有專業或學術方面的成就，仍然被優先考慮。然而，找工作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平等的。

這種現象的是與非，公平與否，並非重點所在。重點是，金融監管機構虛偽地批評甚至是處罰海外的招聘慣例，而罔顧這些慣例在華盛頓、紐約以及其他政治經濟中心已是見怪不怪。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若是真想一視同仁，就應該對美國國內同樣的招聘慣例重拳出擊，進行一次“實地考察”。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經常僱傭重要金主的孩子。監管機構將會發現，眾多男男女女佔據着美國企業的實習生崗位或是初級職位，只因為機構裏的上層人物點頭默許。

在憤世與懷疑之外，其實這些招聘發生在國外也有其好處。

首先是確定性——你清楚你所僱傭的人。招聘不是一門科學。構建組織的人在填補空缺的時候需要全盤考慮能力與經驗。求職簡歷無法取代某些品質。國外市場尤其如此，經理和一線員工必須瞭解商業文化與市場的現實狀況。你需要本地人，他們懂得怎樣打交道辦事兒，怎樣完成工作。如果他們還能帶來自己的人脈網絡，那是最好不過。

這在金融服務業尤其重要。在公開的平台上，所有銀行可以平等競爭提供服務的機會，然而主要的商業往來並不是在公開平台上完成的。交易出現在銀行家、律師、企業領導以及行業內部人士緊密的人脈網絡之中。為了杜絕一切不得體與任人唯親的表象而斷絕進入這樣的人脈網絡，實為不智之舉。

其次，僱用有影響力的權勢人物的親屬——或是僱用他們所推薦的人選——其實利用了有利優勢：能和那些清楚自己所作所為，取得偉大成就，而又小心選擇自身人脈的人物積累關係。公司若不僱用他們的推薦人選，會使企業組織和客户喪失重要的潛在優勢。我曾經僱用多位成功人士的子女和朋友。無一例外，這些青年能夠同樣出色地完成我交付的任務。

其三，如果我們要否定跨國公司招聘當地薦才的能力，那麼底線又該如何劃定？權勢官員的配偶是否超出底線？他們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又當如何？兄弟姐妹如果不行，那麼表親、叔伯、子侄呢？朋友的問題接踵而來：金融監管機構如何判定一個權勢人物的朋友能得到工作機會，是誠意所致還是人情關説？

很多人倚靠家庭關係而獲得工作機會，我不願去想象，如果同樣的標準應用到這些人身上，金融界人士當中，沒有通過關係而獲得聘用的人，大概不多。

（本文原載於《華爾街日報》網站2013年12月25日，原標題：“Influence Peddling”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任致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