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青年學生的來信：讀楊奎松先生文章有感-高領

2013年12月29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刊登楊奎松文章《以論帶史的尷尬》，評析清華大學汪暉教授《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文。日前，華東師範大學羅崗教授轉來學生的一封信，談論閲讀楊奎松文章的感受。青年學子如何看待這場爭論？觀察者網特此刊發。

羅老師：

楊奎松發在《上海書評》的《以論帶史的尷尬》您見到了吧。楊先生的書以前我讀過一些，他對於材料蒐羅求備的能力以及恪守了價值中立的立場，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未讀文章之前，着實期待他能寫出精彩的對話文章。讀罷卻是大呼失望，我覺得這樣的意氣文字不該出於一個嚴謹的史家筆下。對照楊文，我又重讀了兩遍您前幾天發來的汪先生的文章，有一些自己的不成熟想法，想聽聽老師的意見。

一、關於“跨界”。楊先生治黨史出身，似乎對接受系統文學訓練的汪先先“跨界遊走”到中共黨史的行為頗為不滿。我想公允地説，無論是不是該領域的專業學者，只要論之有據，言之成理即能對相關研究做出貢獻，大可不必如此挑剔“出身”。楊先生指出的語病，我初讀時沒看出來，但我覺得既然説得對，治文學出身的汪先生大概也不會因為楊先生的“史學出身”而視而不見吧。拋開這些不説，我還覺得楊先生同樣以出身為由，直接撇開對汪先生對抗美援朝戰爭研究框架的置換等重點問題不談，是不是有點畫地為牢的意思呢。我雖後學無知，卻也知道無數學人對如今學者囿於學科分科越來越細密的格局以及自身精力，僅能在極微小的領域內發出聲音的現象的無比痛惜之情。而要杜絕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現象，不正是需要更多的其他領域學者的跨學科視野麼？

二、關於論證。楊文以沒有舉證質疑汪文，但令我納悶的是，楊文以“以史帶論的尷尬”為題，開門見山便要挖苦“政論長才”者，為汪文貼上來政論的標籤，然後再強“政論”所難，以歷史考據的標準相非難，這個邏輯似乎前後矛盾。楊先生是知道“汪文中涉及朝鮮戰爭史方面的錯誤”的，只可惜限於篇幅，“只能如此‘點評’一二”。放過這些問題，轉而在局部細節上吹毛求疵，指出一二語病固然不錯，但放大抓小，豈不可惜。楊先生把握史料的功力不容質疑，但白玉微瑕，比如汪文説“不可能像自居於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那樣”，到楊文引述，意思就不知不覺就成了汪氏要“自居客觀地位”了，這完全相反的理解，怕在任何意義上，都恰恰是屬於對“史料”的誤讀。這恐怕不能符合“有一分史料，説一分話”的治史準則。

再比如楊先生所指責的“誰打第一槍並不重要云云，這怕是矯枉過正得也太遠了一點”，而在汪文的論述中，這句話是在他對一系列戰爭原因的追問後，指出的“這些問題比誰打響第一槍更重要”。顯而易見，“並不重要”與“更重要”意思相去甚遠，楊先生的這個舉證，着實有斷章取義之嫌。再舉“政黨轉型”一例，楊先生説：“為了論證自己的重大‘發現’，即中共歷史上存在着一個所謂‘政黨轉型’現象，作者在沒有認真研讀過史書的情況下即已主觀認定，早期中共，一直到江西蘇區形成前，都沒有高度重視工農運動，更沒有意識到發動羣眾配合戰爭的重要意義”。汪文所謂的“政黨轉型”是在他有關“人民戰爭”的論述過程中闡述的，我前後查找對照並未發現汪文有“沒有高度重視工農運動”之類的意思，不知楊先生是如何得出他上述看法的。或許汪先生文風是有一些所謂的“艱深難懂”，但此文寫作是嚴格遵循了學術規範的。而楊先生筆下雖是書評短文，但意氣之辭溢於言表，非學術性的商榷文字文間亦比比皆是，並沒有體現出一種應該的學術批判的態度。

楊奎松《以論帶史的尷尬》部分內容

三、關於研究框架。汪文主要質疑的是現有冷戰史框架下的以對民族利益和大國關係的研究為出發點的範式，而汪氏則要將朝鮮戰爭置於“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戰爭的脈絡中”，以此“內部視野”為我們理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政治決斷及其形成機制提供線索，重新將此事件置於當時的複雜語境之下討論，不但不取價值中立的立場，而恰恰是要思考的起點回歸到當時的意識形態框架之下。這一“內部視野”，是在不忽視其他“內部視野”的情境下強調的。他指出，“這個‘內部視野’與其他的‘內部視野’在相互糾纏、並置和衝突中共同構成了那一時代政治生成的動力”，在此基礎上，他“試圖將政治決斷置於歷史理解內部，就不可能像自居於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那樣，徹底地排除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他為這段歷史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向度。這不僅僅關乎如何看待歷史研究，其重要意義更在於如何重新審視歷史的遺產。在這裏，歷史不僅僅是逝去的歷史事件，更是活生生的思想資源。在這個氣象上説，“政論”一詞也非全無道理，因為這或許恰恰是囿於一隅之地，畫地為牢的“專門家”不能做，也做不到的。

正是楊先生的文章，我反而得以更加仔細地體會到了汪先生文章中的深意，理不辯不明，我倒是更希望看到楊先生直面汪先生所提出的重要問題的商榷文章。不知老師您怎麼看？

高領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