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信息公開”需要全社會的配合努力

北京警方昨天通報安徽女青年袁某在北京南城京温商場墜樓事件的偵破情況，排除了中毒、性侵以及他殺的可能，做出死者“自主高墜死亡”的結論。警方昨天還通報抓獲一名在網上散佈謠言的女嫌疑人，後者在微博上自行編寫“京温女孩被七名保安強姦，警察拒不立案”等博文。至此，網絡上近日的又一熱點傳聞有了較完整的官方回應。

質疑和“網絡破案”成了一段時間以來互聯網上的焦點羣，它們不斷更替，都編入了一些針對警方的情節，誘發更多想象，使本來性質清楚的案件複雜化，最終質疑到警方道德。不知道今後這樣的事情還要反覆多少次。

我們顯然需要走出這個怪圈。很多人提出，官方公開信息和加快對輿論的反應速度，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關鍵性環節，也是減少對官方質疑的必由之路。這個判斷有其道理。事實上，官方這兩年總體上接受了這一認識，各部門對熱點問題的回應率和回應速度都在上升。當然，重要部門設置與民眾溝通的專門機構或渠道似已成當務之急。

但中國成為“信息充分公開”的社會尚需一個過程。對什麼信息公開，什麼信息不公開，不僅官方，其實全社會都在摸索。比如中國各界人士對涉及自己的信息都很敏感，這要求官方的信息必須“很準確”，中國一時還較難做到對敏感的事情邊處理邊發佈信息，大多數部門和官員還是願意有了“完整結果”、“搞準確了”以後再做發佈。

這同輿論的要求構成差距。微博等對事件做到了完全的即時傳播，要求官方的回應也應即時和同步，但官方顯然做不到。由於官方已經缺少公信力，官員回應速度跟不上成了“隱瞞事實”的新證據。這樣的輿論一旦形成，涉事者提什麼樣的“公開”要求都成了合理的，儘管其中一些要求涉及到其他人的權利，未必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互聯網輿論的不冷靜給官方造成額外壓力，會影響一些官員對究竟該怎樣回應輿論產生猶豫。他們不得不考慮回應的效果，因為雖然對民眾來説“官方”是一個整體，但對處理具體事情的公務員來説，他們都承擔着具體的責任。

信息公開的“突圍”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它不是官方單方面的事。少數人可以把質疑一切當成樂子、甚至狂歡，但輿論在提出具體質疑的同時，也應肯定官方這些年在信息公開方面的進步，對官方的誠信度給予客觀評價。

比如把最近針對警方的質疑串在一起，中國警察的形象就是不作為、故意隱瞞真相、包庇作案者等等，彷彿他們站到了民眾利益的對立面。但讓我們離開互聯網，看看我們身邊的那些警察吧。在夜路上你看到他們，會不會更有安全感？在街上問路，如果能問到警察是不是更放心？一旦遇到危險，你會不會想到撥打110？總之，現實中的警察是你的對立面嗎？

在一個案件中，聽警方的説法，肯定比聽任何單一當事方的説法有更高接近事實真相的概率。因為後者多少都會帶有自己的情緒和意願，警方背靠的卻是法律和公共利益。

中國警方是當下社會較好治安和重案高破案率的貢獻者，讓我們在鞭策他們的同時，也肯定並尊重他們，信任這個羣體對恪盡職守、服務人民的赤誠。這樣，質疑就不會走向偏執，輿論不僅活躍，而且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