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象中的ST天龍：國資委官員違規兼職
從2008年戴上ST的帽子之後，ST天龍就再也沒能摘掉這個恥辱的象徵，若非是2011年的那筆超過一億元的債務重組收益，將公司從退市的懸崖上拉了回來，恐怕早已是萬劫不復了。如今的ST天龍單季度營業收入僅在百萬元計，依靠着房租苟延殘喘，完全喪失了自身的持續經營能力。即便如此，卻還擁有着375名在職員工，並負擔了785名離退休職工的薪酬，由此在2012年付出了882.46萬元人力成本。
如果説針對在職和離退休職工的薪酬支付，是體現了企業應有的責任感，那麼ST天龍針對高管人員的薪酬支付，就實在讓人有些看不懂了。就拿2011年7月份履任董事長的王英傑來説，在董事長的位子上只待了一年，2012年7月便離任了，在2011年和2012年中各履職了半年時間。有意思的是，在2011年履職的半年中，從ST天龍分文未取，而在即將卸任的2012年上半年中，卻領取到多達16.19萬元、折算月收入近3萬元的高額薪酬。如此高的薪酬額度，對於一家幾近退市的公司來説，恐怕有欠妥當吧？同時本刊還注意到，在2012年7月履任董事長的李同玉，在2012年下半年同樣分文未取，且於今年4月遞交了辭呈。但不知是否又會在今年的這4個月中“大撈一筆”？
其實，這恐怕還不是ST天龍最大的問題，本刊將繼續深度剖析。
違規的官員兼職
我們注意到，擔任ST天龍董事職位的劉軍華，並非是ST天龍的專職董事，目前主要職務則是太原市國資委副主任。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由國資委官員下到國有參股的ST天龍還推動公司重組、保殼，也足以説明地方政府對於上市公司的鼎力支持。但此舉的合規性，恐怕就難言妥當了。
因為早在2004年，中紀委會同中組部就聯合發佈了《關於對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進行清理的通知》(中組發【2004】第2號)，其中明確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是實行政企分開、依法行政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現在企業制度，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也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需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各地、各部門要對此前制定的有關政策和文件進行清理，凡與國家法律法規、中央規定不一致的，要予以廢止。”
更何況，《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規對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的現象也有明確規定。其中《公務員法》第5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同時，《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27條也規定：“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的，給予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
由此來看，任職太原市國資委副主任的劉軍華，在ST天龍“兼任職務”是確定無疑地涉嫌違規了。
離奇的費用數據
與此同時，ST天龍2012年的經營數據，也存在着頗多疑點。
首先從年報披露的信息來看，公司在2012年上半年中還擁有部分產品銷售類業務，但是在2012年下半年中便被剝離，僅剩下房產出租類業務。這一點體現在財務數據上面，ST天龍2012年全年的工業類收入為1252.36萬元，這與2012年上半年此類收入1189.96萬元基本相當(見表1)，且工業類業務實現利潤在2012年下半年還是負數。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發現管理費用中包含“經銷商渠道費”項目，全年發生額為175.78萬元，而在2012年半年報中還未曾涉及過此項費用，這意味着這部分費用的發生時點在2012年下半年。
令人不解之處在於，此類費用發生應當是與產品銷售業務相匹配的，因為只有存在產品銷售的業務需求，才可能存在所謂的經銷商招募、維護，或者經銷商渠道建設，進而發生“經銷商渠道費”。
但ST天龍恰恰在產品銷售類業務已經被剝離的2012年下半年，才列支了此項費用，這如何能不令人生疑？由此來看，很可能是這筆近兩百萬元費用的真實發生時間是在2012年的上半年中，但公司在半年報中並未及時確認為費用，採用了掛賬的方式拖延到了下半年才予以確認，導致的結果便是延遲確認費用、提前確認利潤。
要知道，彼時恰是ST天龍的上一輪重組衝關的關鍵階段，能夠拿出一份相對虧損額較小的財報業績單，對於該公司的保殼重組自然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如果對比ST天龍2012年年報和半年報中各項期間費用明細發生額，便不難發現存在矛盾的費用科目實在是很多，體現為全年費用發生額竟然小於上半年發生額(見表2)，這違背了基本的會計核算原則，是否意味着該公司在2012年年報中也存在“人為減虧”的利潤操縱行為？
事實上，目前停牌、並計劃重大資產重組的ST天龍，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按照相關退市規定，如果該公司在今年下半年仍然無法完成資產重組，便將惜別於A股市場了，留給上市公司的時間已然不多。但是，該公司的這場命運多舛的資產重組，卻是一波三折、至今難見曙光，其背後又潛藏着多少隱秘和利益糾葛？本刊將持續予以關注。(《紅週刊》作者 田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