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議會立法保護小販利益 成為小販需繳納會費

對於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快速城市化的當下，大量的農村人口來到城市謀生。低門檻、低投入的沿街售賣，成為他們養家餬口的“最佳”選擇。然而，他們有時會發現，自己在為城市付出的同時，卻難以融入城市。即便如此，印度小販不用擔心自己的面容影響城市的市容，而被管理者歧視，甚至是驅逐，因為法律會與小販肩並肩。

62歲的香提，在印度新德里普拉布市場的路邊，售賣一些小玩意和小零食。之前，丈夫曾在香提做生意的那一小塊地方，賣了40年水果。丈夫去世後，他們的兩個兒子也相繼去世，香提就在丈夫生前擺水果攤的地方繼續做生意。香提一天所得，不超過25盧比（約合人民幣2.6元）。

香提沒有做小本買賣的許可證。在“街邊小販議案”通過之前，她隨時都有被警察驅逐的可能。

城市扶貧部出政策護小販

香提的情況在印度很普遍。據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貧部的統計，目前印度約有1000萬街頭小販，大多集中在孟買、德里、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孟買的街頭小販多達25萬人。大多數小販來自農村。他們在城市的棚户區內住下，靠沿街兜售一些小商品為生。大多數人一天工作12小時，僅能勉強餬口。

在印度，街頭小販需要獲取許可證後才可以沿街售賣。但一直以來，多數城市都對許可證的數量設立了上限。以孟買為例，許可證的上限是1.4萬張，但該市小販卻有25萬之多。大多數無以為生的貧困人口，只能無證售賣。

很多城市人認為，街頭小販的存在，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亂。城市管理者也秉持類似態度。此外，在小本買賣經營艱辛和收入微薄的壓力下，大多數街頭小販還要面臨警察突如其來的“清理”。影響市容、有礙觀瞻、堵塞交通、無證上崗，這些都成了警察驅逐小販的理由。由此，衝突不斷髮生。

印度當局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多年來，保障小販權益的努力從未停止。

從2004年起，印度就出台了“街邊小販政策”。2009年，住房和城市扶貧部起草了“保障生計及管理街邊售賣議案”，要求印度所有邦和自治區都出台政策，保障小販利益。不過，這些政策和議案當時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全國各地，以清理市容為名而驅逐小販的行動，繼續上演。

小販聯合會上訴最高法院

2010年，印度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成為了印度小販權益保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最終促使印度通過了全國性的保護小販利益的法案。

當年10月，英聯邦運動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早在運動會舉行前的一年，新德里就開始“市容清理工作”，清理的一項重點是：流浪狗、乞丐和街邊小販，一律不得出現在首都的街頭。

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在運動會前夕開始了，很多小販被驅逐，剩下的也只能暫停擺攤，幾十萬人瞬間失去了謀生的手段。香提所在的地攤市場，也在清理之列。儘管這是正規註冊的地攤商場，然而為了保障運動會安全，也要暫時關閉。

此時，印度小販維權組織――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站出來了。

在其看來，街頭小販是印度快速城市化中出現的弱勢羣體，就算政府有正當理由驅逐他們，也應該為他們提供一個替代的地區，讓他們可以繼續擺攤以維持生計。

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指責政府的做法等於將幾十萬小販推上了絕路。為給小販們爭取權益，他們舉行了多次抗議，向相關部門遞交文件，甚至還向倫敦英聯邦運動會秘書長遞交了公開信。

隨後，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將新德里政府告上了最高法院。在歷時4個月的審判之後，最高法院最終決定站在小販這一邊。

印度最高法院否決了政府部門（以保障行人自由行走為名）隨意發起“清理小販”的行為，對以維護市容市貌為名的清理行動予以嚴格限制。

最高法院再次明確，街頭叫賣是印度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小販誠實經營的自由和尊嚴不可剝奪。最高法院還裁定，印度政府必須在規定時間內頒佈相關法律，保護街頭小販。

在維權過程中，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的作用備受矚目。2003年，為了團結分散的小販組織，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正式成為一個註冊組織。如今，該聯合會包括了全國各地的715個小販協會、工會和非政府組織。它在全國擁有37萬會員。

印度議會立法保護小販利益

迫於最高法院的壓力，在印度國家諮詢委員會的操作下，一份保護小販利益的法案得以起草。該委員會主席為印度執政黨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

2012年9月6日，在印度內閣和議會通過之後，這份保護小販利益的法案最終成為法律。

根據該法律，任何年滿14歲的公民，都可以向當地的城鎮售賣委員會註冊，繳納一次性費用之後，就可以正式成為街頭小販。

談到這部法律，香提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儘管法案通過後，我依舊是窮人。不過，我可不必害怕被警察或者市政機構驅逐了。”

街頭叫賣是民眾謀生的一項基本權利，政府需要貫徹一項成文法來規範街頭小販，而非打壓他們。不能因為路邊攤販貧窮、無組織，就讓他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處於混亂狀態，也不能用不斷變化的行政規劃，來決定他們的基本權利。――印度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