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員回應貨幣超發：高房價不是“印出來的”

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最新一期的《中國金融》雜誌撰文指出：“有人説高房價是印出來的，這是不準確的。與其説高房價是‘印出來的’，確實還不如説是‘炒出來的’。”

他認為，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主要源於其供需失衡。這也使盛松成成為首位公開回應“貨幣超發論”的官員。

房價上漲不決定於貨幣供應量

盛松成認為，從全球範圍看，貨幣與房價上漲並不總保持一致。首先，兩者的漲幅差異很大。他指出，近十年，我國M2和房價都保持了較快增長速度，但由於我國住房商品化時間還不長，還未經歷一個完整的房地產週期，因此不能從表象判斷我國房價上漲由M2高增長導致。而事實上，我國M2與房價也會出現背離。“我國房價上漲最快的時期，並不是M2增速最高的時期。從全國房屋銷售價格指數看，我國房價漲幅超過10%的年份是2004年（10.3%）和2007年（10.4%）。而2004年M2增長14.6%，比上年回落5個百分點；2007年M2增長16.7%，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盛松成説。

此外，全國範圍內貨幣完全自由流通，但各個區域的房價漲幅不盡相同。近年來，我國大部分中小城市房價平穩，而部分大城市（並非全部大城市）房價漲幅較大。而同樣是大城市，房價漲幅也可能相差很大。他舉例説，北京和上海的房價在全國(大陸31個省市)排名前兩位，但兩者的上漲週期不完全相同。北京房價漲幅較高的年份是2005、2006、2007和2010年，上海房價則在2003和2009年漲幅較高。上海房價上漲的年份，我國M2增速較高，而北京房價上漲的年份恰好是M2增速小幅回落的年份。

再者，各區域的房價漲幅與區域存款增長速度也不完全一致。2005-2011年，我國本外幣存款年均增速排名前三位省區是青海（24.7%）、內蒙古（24.6%）、西藏（24.3%），而同期這三個省區的房價上漲幅度在全國處於偏低水平。而同期，我國房價上漲幅度最高的三個省市分別是海南（20.6%）、北京（18.8%）、浙江（17.9%），而同期這三個省市存款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1.4%、17.7%、19.3%，處於全國中等水平。

盛松成指出：“這些都表明，房價並不決定於貨幣供應量，而決定於房地產供求關係。”因此，我國貨幣政策同時考慮經濟增長與穩定物價，而針對房價採取的是結構性信貸政策。2010-2012年，央行運用了相同的結構性信貸政策調控房價，但由於這幾年的物價和經濟運行情況有所不同，因此貨幣政策的取向也不相同。

貨幣政策目標仍是穩定價格總水平

除房地產價格外，市場中廣為流傳的“貨幣超發論”將包括石油、黃金等很多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都歸因於貨幣供應的增加。盛松成指出，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單一商品價格與價格總水平的決定因素。單一商品的價格取決於該商品的供需狀況，而貨幣供給影響的是價格總水平。他稱，可以把單一商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大致分為兩個部分：與通脹率相等的是貨幣因素，而超出通脹率的部分則是非貨幣因素。當某一商品價格的漲幅遠高於通脹率時，貨幣總量的調節對該商品價格的影響是有限的。

盛松成稱，2007年末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銀行的視野已不再侷限於通脹率，央行開始監測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貨幣政策也更強調與宏觀審慎措施相協調。從近年來央行實踐看，各國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更多的是“關注”，貨幣政策更重要的目標依然是價格總水平。

他坦言，貨幣是商品的計價、交易手段，名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可能引起商品的貨幣價格上升，也就是價格總水平的上漲。“貨幣本身並不產生投機，而只是投機活動使用的交易工具。穩定的貨幣供給可能會抑制投機的發展，但不能避免投機的產生。”盛松成強調。

他指出，衡量貨幣供應量是否合適的主要標準是經濟增長與物價水平，而不是任何一種特定商品價格的高低。“當物價總水平並不很高而某一商品價格的漲幅較大時，緊縮貨幣未必能抑制該商品的價格，反而可能導致通貨緊縮、傷害實體經濟，因為緊縮貨幣會抑制總需求，而不能直接抑制對某一商品的需求。結果可能是，該商品的需求並未減少，而總需求卻下降了。”

他同時解釋説，我國的貨幣供應儘管保持較高增速，但與社會交易需求是基本一致的。我國的社會交易需求迅速擴大，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貨幣化進程加快、住宅商品化、資本市場從無到有等導致我國商品交易量增加。同時，由於我國國民儲蓄率高、直接融資佔比低、金融資產結構單一等原因，貨幣的週轉效率下降，即貨幣的交易流通速度降低，於是相同的名義商品交易量，需要更多的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