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草根上海漂流記：壓力太大買不起房子
越來越多的外國年輕人來到中國，從底層職位做起，他們與中國的年輕人拿着同樣的薪資，乘地鐵上下班，為商務區昂貴的午餐而煩惱。
Kiera出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小鎮。5年前，她逃離了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美國，懷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來中國闖蕩。為了讓自己更好地融入這個國家，Kiera換了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李麗”。
剛到上海時，李麗在人民廣場的地鐵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她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人。洶湧的人潮和喧囂的都市，讓這個來自全球最發達國家的姑娘極不適應，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
以前，李麗經常和丈夫參加同鄉聚會。一次，一羣太太聊得正開心，突然其中一位轉頭問李麗住在哪裏，她回答説虹口，於是整個房間突然安靜了，空氣裏全是尷尬。
那次之後，李麗再也沒去參加住在古北那個“富人區”的美國朋友的家庭聚會。她發現，自己與這些“老鄉”已經不再是一路人。
初到上海
李麗很快就發現，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説，上海的工作並不如想象中好找。
“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資企業面試，遇到四個競爭對手，一個是墨爾本回來的，一個是倫敦回來的，一個剛從法國的大學畢業，最後一個雖然不是海歸，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經歷，於是這個人拿到了工作機會。”
外國人的身份有時還會讓企業產生額外的擔憂。“很多外企不僅希望員工英文沒問題，還需要中文流利。所以外國人在外資企業找工作並不容易。”李麗對《瞭望東方週刊》説。
唯一讓她欣慰的是，雖然屢次失敗，但她總能獲得面試機會，而且都是讓她興奮的公司和職位。相比之下，籠罩在金融危機陰影中的美國顯得暮氣沉沉。
到上海三個月後，李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貿公司擔任總經理助理。這份工作並不算理想—公司只有幾個人，薪水也只有幾千元人民幣，日子過得緊緊巴巴。但“總經理助理”這個頭銜依然讓遠在美國的家人欣喜不已，畢竟與她在美國披薩店裏當服務員的同學相比，這實在“太體面了”。
不久，李麗感覺有些不對勁。對她來説，在這家公司上班太“輕鬆”了，只要坐在辦公室裏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參觀，或是陪老闆偶爾把國外來的生意夥伴從機場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飯、聊聊天。至於公司的主營業務，李麗沒有絲毫參與的機會。最終，她主動放棄了這個充當“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的外教。李麗依然不滿意，因為薪水不高，競爭卻異常激烈。像她這樣大學畢業後直接來上海淘金的外國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從外教這個“門檻較低”的行業起步。
“菲律賓人、法國人、西班牙人，這些母語並非英語的人都可以去做英語外教。”李麗對此很不理解。
最關鍵的是，雖然和公司簽了勞動合同，但公司卻不願給員工辦理在華就業證和居留證，這讓學過法律的李麗心懷忐忑，因為這意味着她得不到中國《勞動合同法》的保護。
於是，在到上海半年後，李麗第三次跳槽。這一次，她又回到外貿行業，負責企業與美國客户的日常聯絡。這次不像上次那樣輕鬆，因為時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週還有幾次白天要加班，這讓她疲憊不堪。
“中國人的節奏實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沒有時間去享受生活。”李麗一度感到很沮喪，甚至動了回國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後，李麗遇到了現在的丈夫。這讓她下定決心留下來。“為了表示在上海創立一番事業的決心，我們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麗的丈夫Brett也是美國人。Brett在美國的大學裏選修過中文，併為自己取了一箇中文名“李潤”，為了表示是一家人，他給老婆Kiera取的“李麗”這個名字，都姓李。
不過對李麗來説，同一個姓氏並不能掩蓋他們之間最初的巨大差異。“我來中國是因為興趣，也沒有好工作。但他卻是一個高富帥。”
就在李麗四處“打工”的時候，李潤已經是一家美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裝修豪華的公寓裏。
古北是外籍商務人士聚居區，一套公寓的月租金，差不多相當於李麗的月收入。在這裏，李麗感受到了上流社會的氣息。豪華公寓、專屬司機、住家保姆，還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會，以及聚會中種種有關文化差異、水土不服引起的笑話，這些讓李麗覺得自己真的“融入”了上海。
不過，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李潤“上位計劃”失敗了。在來上海前，李潤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擔任銷售主管，因為業績好，所以有了提升為總部銷售總經理的機會。
為了給自己的上位增加籌碼，李潤主動要求到中國市場工作，“當時中國業務剛開始，大家都認為這將是公司未來最重要的市場。這就像在中國，官員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層幹幾年，工作經驗很值錢。”直到現在，李潤還為自己“充滿中國智慧的政治頭腦”而得意。但那時他還沒體會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這句中國老話。
在一輪激烈的競爭後，李潤落敗，公司要把他調去歐洲市場，那裏的銷售業績正連年下滑。
權衡再三，李潤選擇離開原來的公司，留在上海。“在歐洲公司，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緩下滑，但在中國，你要考慮的是如何獲得更快的增長。”
實際上，李潤對於自己在中國的前景還是估計得過於樂觀了。
一番挑揀，李潤最終在一家跨國公司謀得了一箇中層職位，薪資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資，還有住房津貼、小孩教育津貼等很多津貼，還能享受和美國一樣的假期。但現在，因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總部派來的，所以待遇跟中國員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資，其他的津貼全部沒了，假期也沒了。”
這對李潤是一個很不容易適應的落差。他感到自己與本土員工相比，已經沒有了任何優越性。
輾轉流離
2012年聖誕節過後，李潤和李麗就住房問題爆發了一次爭吵。
李潤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離職後房租成了沉重的負擔。李麗堅持換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潤卻有心理障礙，認為這會讓他逐漸疏遠原先的圈子。李麗卻覺得那種心理是不切實際的“虛榮”。
最終，李潤還是向“殘酷”的現實低頭了。他們搬到了楊浦的新江灣城。雖然沒有古北那麼高檔，但這裏也是上海一個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國際化社區。每個月9000元的房租，對李潤來説輕鬆多了。
但是，通貨膨脹、房租上漲和雷打不動的工資，還是讓李潤的壓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準備續約的時候，房租從9000元漲到了令人咋舌的1.3萬元。
李潤只得另謀住處。
朋友告訴李潤，中山公園還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聯洋也有月租金1萬元以下的公寓，有時候運氣好，還能租到更價廉物美的房子。
可李麗親自去轉了一圈後才發現，朋友説的已經是“去年的行情”。進入2013年，這兩個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漲了近30%，傳説中的低價房早已被一搶而空。無奈之下，李麗在朋友的推薦下住到了虹口，雖然沒有了高檔國際社區的氣氛，但房租卻比原來便宜了1/3。
當然，代價就是“老鄉們”與李麗一家有意無意的疏遠。對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説，住在哪裏，是劃分圈子的一個重要標準。“那能體現出公司的實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只是李麗一家面臨的諸多問題中的一個。物價飛漲，小孩的教育經費和醫療問題等讓李麗一天天深陷“柴米油鹽”的困擾。當年雄心勃勃的李潤也開始動搖，考慮回國。
“中國的壓力太大，而我也買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潤自嘲道。
有人選擇離開，也有更多人選擇進來。
跨國獵頭企業翰德最新一次的亞太區域招聘趨勢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達10%到20%，這也就意味着，超過80%的中國企業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經濟最低迷的時候，中國還是有33%的企業在增聘人手。
不過，雖然來中國工作的外國人總量一直有增無減，但近幾年，這個趨勢卻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越來越多的外國年輕人來到中國，從底層職位做起，他們與中國的年輕人拿着同樣的薪資，乘地鐵上下班，為商務區昂貴的午餐而煩惱。當外國人的身份不再成為企業用人的參考，他們在中國待遇的變化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而像李潤與李麗這樣在中國“打拼”的外國人，或許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