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獨立董事由智囊變身“掮客”

在一片質疑聲中，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發佈公告稱，不再準備聘請3位前省部級官員擔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

事實上，人們對中國重汽密集引進“位高權重”的政府退休高官的疑慮，主要是擔心在政府權力過大的大背景下，獨立董事會由智囊變身“掮客”，為企業謀取不正當利益。

從積極的層面看，政府退休官員的“政治生命”結束並不意味着其經驗和能力的消失，通過到企業任職等方式，可以讓其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在政府退休高官中，不乏學識水平、管理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人才，並且其經驗和精力都處於依然非常旺盛的時期，可以説是非常難得的高端人才資源。如果他們真的隨着告別官位而不再發揮任何作用，不僅對於其本人是嚴重的浪費，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而言也是巨大的損失。

就是在人力資源相對充沛的發達國家，也有大量政府高官在退休後到企業任職繼續發揮“剩餘價值”。美國前副財長法蘭克·紐曼是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他從美國財政部退休後先後擔任美國信孚銀行CEO、韓國第一銀行董事、中國深發展銀行CEO等眾多企業職務。他在深發展銀行任職期間，用鐵腕推動內部改革，重點推進“人”和“流程”重建。5年間，使深發展的利潤增長了13倍，並以1741萬元人民幣的年薪成為中國“最貴CEO”。

和發達國家主要利用退休官員的自身價值相比，中國企業更喜歡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員身上的“官場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有能力影響到審批環節。一些企業之所以熱衷於聘請政府退休高官到企業任職，正是看中了高官們猶存的“餘威”而不是“餘熱”，希望利用高官們在相應政府機構的影響力和溝通能力，在審批等方面獲得各種便利。

顯而易見，政府權力過大，特別是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權力過於集中，是退休官員型獨立董事由“管理智慧”異化為“權力掮客”的根源。如何克服高官型獨立董事價值的中國式異化，讓政府官員在退休後釋放更大的價值和能量，使原本短缺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得到更充分的開發和利用，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必須回答的問題。

由“審批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是消除退休官員價值異化的治本之策。退休官員之所以還有着巨大的“官場價值”，是因為責任官員的權力過大。所以，約束責任官員的權力比阻止退休官員到企業任職，對於防止企業的權力尋租具有更大的效用。客觀上講，許多退休高官比企業高管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在宏觀經濟趨勢把握、經濟政策理解、跨行業和區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獨到的優勢，是企業發展中不可替代的優勢資源。

建立並嚴格執行相應制度是約束和規範官員型獨立董事“掮客”行為的基礎“設施”。利用前政府高官進行權力尋租，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世界各國都普遍存在。只是發達國家建立更嚴格規範的制度和處罰措施，防止這一問題的發生。比如，美國政府規定，前官員根據職位高低在1—2年的冷卻期內，不得聯繫原就職部門;日本一度將官員離職後在企業任職情況上升為立法層面進行管制。中國在引進獨董制度之後，證監會雖然也相應地建立了官員任職獨董的制約性制度，卻缺乏落實。

改變全社會權力迷信是退休官員注重自身的榮譽和價值生態約束力量。 在現今社會中，一些退休官員依然對權力有着格外的迷戀。把能夠為企業打通官方渠道，謀求“官場利益”，看做是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所在。建立“以發揮智慧作用為榮，以幫助‘走後門’為恥”的退休價值觀，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讓退休高官自覺退出“權力磁場”。

因噎廢食顯然不應當是我們對待高官型獨立董事的態度和做法。在制度框架內，更大程度利用退休高官的智慧能量不僅是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

近期以來，中央在約束政府權力、取消行政審批方面做了大量努力，這為獨立董事迴歸自身價值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高官型獨立董事由受質疑到受尊重，不僅是其個人價值的迴歸，而且也標誌着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和發展潛力。（丁是釘 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