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新四萬億”關鍵在控資金流向

在宏觀經濟走勢疲軟、穩增長壓力凸顯的重壓之下，國內新一輪投資熱潮正在興起。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近日透露，下半年，國家將採取多方面措施，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隨着中央政府穩增長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出台，地方政府刺激投資計劃也正在陸續出台。可以預見，投資將在下半年經濟增長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儘管官方媒體極力將新一輪投資熱潮與當年的“四萬億”切割，強調這一次投資更加註重合理性和科學性，定位更準確，目標更明確，更有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未來可持續發展。但是，民間還是自然不自然地把這輪新投資熱與當年的“四萬億”聯繫在了一起，微博上充滿了關於新一輪投資熱會不會造成新的浪費和產能過剩的質疑。

這些擔憂並非沒有道理。當年“四萬億”計劃的負面效應至今讓人心有餘悸。“四萬億”在短期內有力地穩定了就業和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其付出的代價也不可謂不大：經濟轉型遲滯，產能過剩加劇，地方債務高築，投資效率不高。人們憑什麼輕易相信新一輪投資熱潮就能不重複當年的老路呢？

然而，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要想保持穩增長，依靠投資發揮關鍵性作用，在短期來看，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如此，目前的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增加投資，而是如何投資，以什麼樣的方式來使其在最大限度發揮穩增長作用的同時，也將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降至最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時，我們不妨重新檢討一下當年“四萬億”的教訓。即便不能讓我們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新型投資之路，但至少亦可以降低我們重蹈覆轍的幾率。

面對社會各界的質疑之聲，有關人士指出，相比“四萬億”，如今的投資都是在補短板行業和歷史欠賬，是有重點的、有選擇的，不是一哄而上，不會造成浪費。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四萬億”的投資定位和投資方向亦不可謂不明確。彼時，中央政府文件明確規定“四萬億”主要用在保障房、農村基礎設施、鐵公基、醫療文化、生態環保、自主創新及災後重建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投入與建設上。然而，在投資過程中，依然出現了上述諸多為人詬病之處，這是我們在觀察這輪投資熱潮時必須首先注意到的。投資的最終流向遠非中央層面的意願就能決定的，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的考量因素顯然要複雜得多。

毋庸諱言，除了保增長的壓力之外，激情式投資背後還有地方官員樹立政績的需要。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一直就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具。“四萬億”出台之時，恰逢地方政府換屆之後。在業績考核壓力之下，新一屆領導班子迫切需要點燃新上任之後的第一把火。在中央政策的東風之下，“大幹快上”能夠在短期內出政績的投資項目無疑成了地方官員的優先選擇。今年，恰好也是地方政府換屆之後第一年，在穩投資的同時，能否抑制地方政府的激情式投資，使得新增投資真正流向經濟轉型、結構調整最需要的地方，是首先需要充分警惕的。

民間對新一輪投資熱潮的另一層面的擔憂是鉅額的地方債務風險。當年的“四萬億”重點投向是中西部地區，但中央直接轉移支付的僅佔投資總數的1/4強。其餘的配套資金則要依靠地方財政、地方債、政策性貸款、企業債和中期票據、銀行貸款以及民間投資。

這些經濟本來就不發達地區，多數早已是債台高築，且財政收入增長緩慢。自己沒錢，只能借錢。各地政府只能以行政干預的方式，要求銀行給政府和企業貸款，僅2009年一季度新增貸款就達到4.58萬億元，佔到全年信貸指標的90%以上。時至今日，“四萬億”投資留下的地方債務仍未得以化解。此次，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再次成為穩投資的重點，如何科學統籌規劃資金需求，避免出現底特律式的政府債務風險，也是必須要考慮的。

實踐早已證明，政府從來都不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機構。即使政府短時期內的規劃能夠勝過市場，長遠來看，也會輸給市場。“四萬億”的教訓提醒我們，在投資流向的選擇上，企業遠比政府更有經驗、更在行，也更講究效益。當政者約束自身慣性衝動，儘可能避免指手畫腳，把投資流向的主導權還給企業，還給社會資本，或許才能真正讓我們避免走上“四萬億”的老路。

當然，市場並非萬能。在市場不及之處，政府仍鬚髮揮重要作用。“四萬億”計劃中，地方政府之所以能激情式投資，一是對地方政府預算缺乏監督，二是地方投資即使失誤也無完善的追責機制。這需要在制度設計上改進，非一日之功。當前來看，管控好政府部分的投資，一方面中央層面要加強對地方政府投資流向的監察和審計，避免重複建設亂象再現;一方面也要管好銀行，合理評估地方債風險，迫使地方政府走出激情式投資。

穩增長背景下，我們已經走在穩投資的道路上。現在的關鍵是怎樣把這條路走好。管控好投資流向，可能是當前最緊要的任務。(孟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