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成案背後：新型城鎮化土地困局
隨着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徵地所引發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焦點問題。
8月10日，財新傳媒記者陳寶成因拆遷維權被山東平度警方採取強制措施。11日，平度警方微博證實陳寶成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至此，平度金溝子村村民歷時七年的土地維權路因此轉折並受到廣泛關注。
《中國企業報》記者在基層採訪時瞭解到，目前，農村徵地陷入困局——失地農民很難滿意，即便得到物質補償也難消除內心的焦慮;徵地企業也是滿腹怨言，解決爭議的代價就是由企業來承擔額外的負擔，直接結果是加大了土地成本。
持續發酵：90餘法律人士力挺陳寶成
8月18日晚，由90多名法學界人士組成的專家顧問團、律師觀察團、辯護律師名單在網絡上出現，將全面介入陳寶成案並作集體無罪辯護。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著名律師張思之等擔任顧問團成員，律師張青松、李霄霖、陳光武、周澤等或將擔任陳寶成系列案候補律師。
此前，陳寶成曾對《中國企業報》記者表示，金溝子村的大部分土地沒有經過徵收手續，性質依然為集體所有，所以無論是市政修路還是商業開發，都屬於非法施工。
今年4月8日，陳寶成和律師朱孝頂等人曾到平度市城鄉建設局查閲人民路與廣州路的施工許可證，建設單位和政府官員承認，作為公益項目和市政工程，這兩條路沒有辦理施工許可證。
關於金溝子村的舊村改造工程是否合法的問題，平度市國土局、東閣街道辦及村委會均稱，舊村改造是村民自治行為下對宅基地的處理。但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令指出，城中村改造或新農村改造等名義，不能改變其違法的實質。
“事關陳寶成家的拆遷及暴力拆除，未經任何上述法定程序，未見任何法律文件。”王令説。
“六七年了，誰都沒想到這場土地維權會持續這麼長時間。”這是陳寶成之前對自己維權歷程的感嘆，他曾對記者這樣説，“再難也要堅持。”一向堅強的陳寶成母親，直到8月15日見到黑龍江遲夙生律師事務所的遲律師到來，老人家再也忍不住老淚縱橫。
淨地不淨：企業施工遭遇“民擾”
日前，《中國企業報》記者收到《浙江省寧海縣躍龍街道望府村大路李自然村就新建城南污水處理廠非法徵地聯名狀》，聯名狀質疑寧海縣4月24日徵用大路李村近100畝土地建城南污水廠徵地不合法，認為是以公益項目旗號在非法違規徵地，且實際地址與規劃地址不符，雖多次到縣國土局信訪，但對於處理結果均不能接受。
由於部分村民的要求一直無法達成最終共識，已經開始動工的城南污水廠無法繼續施工。《中國企業報》記者在現場看到，除已經建起了圍牆，規劃中的污水廠並無施工跡象，不時有工人出入臨時搭建的板房，很多村民也不時在周圍出現。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局面？《中國企業報》記者來到了寧波寧海躍龍街道，在躍龍街道辦公室，政法委員楊明輝聽明記者來意後，給記者出示了城南污水處理廠的規劃圖，針對被徵地村民質疑的實際地址與規劃地址不符一事，楊明輝解釋説：“那個是縣國土局報規劃寫錯了，已經更正了。”
儘管如此，失地村民仍然堅持質疑項目實際佔地超出了徵地規劃的約77畝，村民認為實際佔地90餘畝，因此，寧海縣重點工程之一的城南污水廠，目前因村民不同意而施工無法繼續進行。
按照國土資源部規定：成片開發建設的土地應統一規劃，統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按“淨地”分塊供應;不得“毛地”出讓。
而淨地不淨，造成企業施工時“民擾”、延誤施工工期、投資期被無限期拉長，給企業造成的負擔卻只能由企業買單。
責任費用：徵地現灰色地帶
“不是100畝，我們公司是花了120畝的錢買了70多畝地的使用權。目前錢已全部到村裏，即使這樣，我們施工中還是遇到了圍牆被推翻、建材被堵在門外等所謂的民擾問題。”《中國企業報》記者又為此採訪了負責投資興建城南污水廠的浙江寧海水務集團，總經理潘曉春向記者做了詳細解釋。
記者拿到的資料顯示，城南污水廠規劃用地72畝，因污水廠的南面、西面均是公路，按相關法規要求，公路邊一定距離不能建造建築物，故該工程帶徵了10餘畝地，儘管今後用地單位能歸還徵收款，但對企業來説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對於記者提出的企業承擔的負擔問題，潘曉春表示，“我們是縣直屬的國有企業，多徵的地也是用於道路建設，我們要配合，這也是我們國企的責任。”
就實際佔地超出規劃面積一事，潘曉春毫不諱言：“這是帶徵地，不是我們想圈進來的。”此説法也在寧海縣躍龍街道楊明輝處得到了證實。據楊明輝介紹，多出的部分是帶徵土地。
所謂帶徵土地，指的是在非農業建設徵用土地過程中，因客觀原因由建設單位一併辦理徵地手續、非單位建設用地範圍的土地。
而對於企業，多支付的土地費用、因民擾而延誤的工期以及滿足被徵地村民各種要求已經成為潛規則，而由此也帶來了地價成本的上升。“總不會政府買單吧？最終，企業為了和諧大局，也為了投資早日收回，只能花錢消災滿足一些有理無理的要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企業家向《中國企業報》記者抱怨。
但失地農民並不買賬。“眼看着被徵去的土地變成商品房後，房價翻着番地長，我們農民按標準拿到手的補償款根本不能應付以後的生活。”一位農民大嫂追着記者訴説着：“我只會種地，我們又沒有地了，以後怎麼辦？”（記者 李金玲 張豔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