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上海自貿區：中國的“二次入世”
國務院近日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驗區範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税區、外高橋保税物流園區、洋山保税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税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繼加入W T O後又一次更高層級的開放，它將遠遠超越“特區”“新區”爭取優惠政策的層面，探索要素市場開放、政府邊界釐清和行政管制放開，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引擎。
上海自貿區獲准設立的重大意義還在於，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依靠資源消耗和無限要素投入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迫切需要一場“洗禮”，來釋放新的增長能量，指引中國邁向新的時代。
開放新高度———“二次入世”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站到了新的歷史關口。
當前，發達國家重新塑造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過程和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而W T O多邊貿易體系經過了70年的發展，侷限性也日益突出———主要涉及貨物貿易而很少涉及服務貿易，只協調關境外壁壘而不涉及關境內壁壘。作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中國下一階段的開放路在何方？
上海W T O事務諮詢中心總裁、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指出，目前全球貿易和投資正在發生三個顯著變化：一是由於技術革命，智能化製造和數字化服務結合，推動了新產業形態和新商業模式；二是服務貿易迅速發展，服務已經脱離製成品，成為重要的貿易產品；三是全球貿易規則發生了變化，過去的重點是貿易規則，現在是投資規則，過去是多邊，現在越來越多是雙邊的、區域的、諸邊的。“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樹立對外開放的新思維。”
“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將是中國繼加入W T O之後，又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變革。”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説，“中國通過加入W T O獲得了通往國際市場的機遇，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全球化；設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將開啓中國第二階段的全球化，通過減少貿易壁壘，加大開放，並倒逼國內加快改革步伐。”
不少專家認為，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意義堪比1979年建立深圳特區。深圳特區建立標誌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而時隔30多年後，上海自貿試驗區獲批意味着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
“前3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思維是‘特區-優惠政策’模式，通過局地開放、優惠政策來吸引要素流入。降低關税是上一階段開放的標誌，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提交的方案沒有側重降關税，而是強調貿易投資便利化，並且從一開始就強調‘可複製、可推廣’。”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説。
有研究人士指出，雖然我國在加入W T O時，承諾開放100多個服務行業，但事實上不帶附加條件、實現完全開放的僅20多個。
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等執筆的《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佈局》報告指出，當前宜重新全面審視我國加入W T O時保留的限制措施，下決心加快仍然留有保護和限制措施的行業、特別是服務業的改革開放步伐，儘快主動推出取消限制和保護、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實質性舉措。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生表示，如果説加入W T O是貨物和部分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則更注重投資和金融領域更深層次的開放，是全方位、各領域的對外開放，相關的法律法規、管理體制都要深度調整，未來還要推廣到其他沿海城市甚至全國。
在上海綜合保税區管委會副主任簡大年看來，上海試點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項“國家戰略高度”的歷史使命，將成為中國深耕亞太、融入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載體，為中國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徑。
當前，亞洲正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心，跨國公司不斷向亞洲集聚。然而，中國不斷攀升的要素成本正成為國際競爭的不利因素，行政審批、外匯管制等重重束縛也限制了在華跨國公司機構的功能提升。
“上海自貿試驗區就是要通過進一步的開放，吸引更多跨國公司總部到上海，並且賦予其功能。同時，試驗區也將搭建平台，讓中國的企業走向全世界。”上海W T O事務諮詢中心總裁助理姚為羣説。
改革新標杆———簡政放權
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宣佈，擬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於授權國務院在試驗區內暫停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明確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探索負面清單管理”，並把這段表述放在首位。
顯而易見，國務院並不打算給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送禮”，而更傾向於“鬆綁”。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就是最重要的“鬆綁”手段之一。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指出，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是指，針對與外商投資相關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簡言之，“正面清單管理”是規定企業“只能做什麼”，而“負面清單管理”是僅限定企業“不能做什麼”，並以“清單”方式進行列示，法無禁止即可為，體現了“放權”的改革思路。
從現實情況看，對企業管制過多，大大限制了其經營活力。國內一家造船公司高層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於造船市場需求萎靡，公司遭遇客户“棄船”。“原計劃設立一家融資租賃子公司，把這些棄船租出去。沒有想到的是，總經理出馬跑了半年都沒辦下來。後來我們改變思路，轉到香港去註冊，結果半天功夫就搞定了。”
王新奎表示，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終結審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後監督為主，准入前負面清單方式許可管理為輔”的投資准入管理體制。“現行投資審批制度帶來了資源錯配、宏觀調控邊際效率下滑和腐敗頻發等一系列問題，已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攔路虎’。”
“我國現有的投資管理體制，對於外資要進行審批和備案，但是在國外通常都是對外資實施准入前和准入後的國民待遇，程序非常簡單。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就是以開放倒逼改革，按照國際規範，觸動體制改革中最難改的審批制度‘硬骨頭’。”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説。
對於人均G D P已超過1 .3萬美元、服務業佔G D P比重超過60%、正在深度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上海而言，改革也早已從外在推動變成內生需求。
“把改革開放在第一位，把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這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內涵。”張幼文説，在對外開放上，就是要進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場、服務市場、推動投資貿易便利化；在政府職能轉變上，就是要探索如何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提高政府服務的透明度、便捷性等。這不僅是上海自貿試驗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避不開的問題。
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在變成一場新的制度改革的起點。通過帶動金融、税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變革，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可能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的示範效應。
發展新動力———轉型引擎
有分析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上海自貿試驗區通過擴大開放、釋放改革紅利等頂層設計，將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引擎。
今年以來，我國外貿出口大幅回落，對國內經濟造成衝擊，內需增長緩慢，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轉型任重道遠。中國經濟迫切需要一個“起搏器”，引領中國經濟復甦，並邁向更高能級的新階段。
張軍生指出，經濟轉型我們喊了20年，但並沒有按照我們的意願真正轉型。以往出台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補貼等，在基層執行中很多都“變了味”，沒有真正形成創新能力，反而形成了大量低端過剩產能。“當前，通過內部改革動力不足，必須引入外來的力量，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才能倒逼企業轉型，為經濟注入活力。”
專家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不僅有助於提振外貿，更將加速要素資源流入，建立適應新的全球產業鏈架構的對外開放新體制機制，以支撐中國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發展。
在上海“四個中心”建設過程中，一直困惑決策者的一個問題是，儘管上海已經集聚了400多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外資研發中心和外資投資性公司，但這些總部機構絕大多數是行政性質的，資金運作並不在其中，最有實際價值的內容都沒在中國。
“隨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先行先試，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兑換等，資金、市場、業務創新都會向中國集聚，我們一直期待的價格話語權、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會真正實現。”姚為羣説。
近日，上海出台42條金融措施，明確提出要結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要求，爭取先行先試，使國家金融改革、創新有關部署在上海最先落地。包括信貸資產證券化常規化運作，擴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保險等領域使用，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研究探索設立民間資本發起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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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迪拜港自由港區
迪拜港自由港區建於1985年，由港口和自由貿易區組成，面積135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區。主要功能為港口裝卸、倉儲物流、貿易及加工製造。
該區為海關監管區域，陸域設立圍網，進行封閉管理。主要政策包括：貨物在區內存儲、貿易、加工製造均不徵收關税及其它税收，如進入阿聯酋關税區時再徵税。海關對區內貨物採取隨時抽查的方式進行監管。外國貨物從海上進出該區均須向海關和港口進行申報。區內除中轉貿易、加工製造業務以外，其他與之相關的中介服務行業等也可進入，除酒店、醫院外，銀行、法律事務、寫字樓業、餐飲業等均可入區經營，但此類企業均須為阿聯酋本國所有，外資企業不得進入。阿聯酋對港口、自由貿易區、海關採取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其管理機構是迪拜港董事局，為政企合一的實體，統一管理、經營港口和自由貿易區，董事會主席為皇室指派，對協商事宜具有最終裁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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