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傑：上海自貿區試水靠法治護航

近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批准設立。對此，《中國企業報》記者帶着若干問題採訪了中倫律師事務所(上海)合夥人張明傑。

張明傑表示，自貿區的設立，最重要的是全面放鬆外匯管制，而目前外資進入中國尚存在三大障礙。同時張明傑也坦言，此次設立上海自貿區最大的亮點就是——批准外資銀行跳過冗長的審批程序，此項行政審批改革成功的經驗或可以複製推廣到全國。

《中國企業報》：選擇上海設立自貿區有什麼樣得天獨厚的條件？把“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兑換、金融業對外開放和離岸金融中心等”作為自貿區先行先試的重點，您有什麼看法？

張明傑：首先注意上海自貿區的性質，不是一個保税區的升級版，而是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試驗田”。 選擇上海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從商業、金融的繁榮度以及對外開放的活躍度來看，上海是中國最接近成為全球性的商業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自貿區的設立，將加快實現這一目標。

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兑換、金融業對外開放和離岸金融中心的概括不夠全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全面放鬆外匯管制。從我長期從事外資業務的經驗來看，外資進入中國至少要面對三大障礙：嚴格的外資審批、複雜的外匯管制和税收制度執行中的任意性和不可確定性。如果我國目前繁縟的外匯管理法律、法規和操作流程不做大幅度改革，任何中國城市想進一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都是難乎其難的。

《中國企業報》：按15%的税率徵收所得税，税收創新力度是否足夠大？批准外資銀行跳過冗長的審批程序，直接在自由貿易區設立業務部門，如何評價這種做法？

張明傑：我們要避免一個誤區，不能一提“税收創新”，就條件反射地想到“税收減免”。企業所得税的減免，應當首先考慮在不發達和欠發達的地區予以適用，而不是在經濟發達地區。所以，我認為，對港口、物流、貿易、地產、金融等方面的產業准入的放寬以及對流轉税方面的改革意義，要遠遠大於企業所得税的減税意義。

批准外資銀行跳過冗長的審批程序，直接在自由貿易區設立業務部門，這麼做提高了效率，對外資肯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我認為這項改革，是這次國務院批准設立自貿區的最大亮點。實際上，是經濟上的行政審批制的改革。比如規模稍大的項目，不僅要經商務部審批，還要經過發改委審批，地方上也是複製此種模式，許多地方宣傳的“一站式”審批都是自欺欺人。長期以來，產業項目的審批權的高度集中助長了權利尋租和壟斷現象，制約了市場經濟的深化。我建議，如果這項實驗成功，完全可以複製到國內經濟上，意義是全方位的。用李克強總理的話説就是：要用開放擴大內需，用開放形成倒逼機制，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

《中國企業報》：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必須依賴高度法治的環境，您覺得可以從哪幾個點入手？葛蘭素史克等大型外資藥企陷入“行賄門”被工商部門調查，將對跨國公司對華投資信心造成哪些影響？

張明傑：高度的法制水平至少包含三個重要方面——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立法權、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爭議解決機制、不可或缺的高水平律師隊伍。在立法權方面，上海自貿區到底有多大的立法權尚不得而知。至於爭議解決機制，上海的法院和國內、國際仲裁機構應當作出快速反應，例如，在區內設立派出機構，如專門的金融法庭、仲裁機構等。爭議解決機構應能夠更迅捷地介入經濟糾紛，例如簡便的訴訟保全、禁止令的許可和執行，同時應當賦予律師更大的取證權。

我國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原則”，任何不合理地限制外資和歧視外資的行為都是短視行為。因此，在查處企業違法上面，內資和外資應一視同仁。在執法時不應因所有制形式而區別對待。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沒有大量的外資湧入，就難以有經濟的高水平騰飛。（蔣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