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上海自貿區創新的真正主體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34年後，駛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破題，成為所有中國人乃至全世界共同的關注。

這一次聚光燈照射在上海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於日前獲得國務院正式批准。這個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税區、外高橋保税物流園區、洋山保税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税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的區域被寄望成為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和制度創新的集聚地。

制度創新在這次改革中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上海市市長楊雄日前在出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海研討會時透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調研時，曾三問上海市的主要領導，上海到底是要政策還是要改革，並強調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此前，上海市市委書記韓正在浦東考察時亦表示，“我們將要建設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國家戰略，是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創新，核心是制度創新，而不是優惠政策。”

在批准上海自貿區時，中央政府亦明確表示，設立自貿區主要任務是要探索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路徑和新模式，使之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發揮示範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培育我國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構建與各國合作發展的新平台，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制度創新這次之所以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地位與我國之前30餘年的改革經驗不無關係。30餘年前我國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正是起步於區域優惠政策。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優惠政策對於撕開舊體制的堡壘，培養推動新體制的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30餘年後，這種給優惠政策的做法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從本質上説，將特殊政策給予某地區，就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公平競爭的機會。更可怕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要政策似乎正在成為一些地方謀發展的“秘製良藥”，改革則被束之高閣，一旦沒了優惠政策，就幾乎寸步難行。這可能也是李克強總理三問上海市主要領導是要政策還是要改革的重要原因。

給優惠政策的另一負面效應在改革過程中也不斷凸顯。無論是區域優惠政策和產業優惠政策，本質上都是政府部門在主導。儘管想法可能很好，但由於政策本身對於市場具有的滯後性，在一些地區和行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過度貸款，過度投資，進而導致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

中央政府此次特意強調，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政府經貿和投資管理模式創新，應該就有對此方面弊端的警醒意味。

嚴格地説，自由貿易區在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根據1973年國際海關理事會簽訂的《京都公約》的定義，狹義上的自貿區即指一國的部分領土，在這部分領土內運入的任何貨物就進口關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認為在關境以外，並免於實施慣常的海關監管制度。從目前已經披露的設計方案來看，上海自由貿易區將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兑換、擴大服務業開放、税收更加優惠等政策，探索對國際人流、資金和貨物的全面開放制度。這對現有的市場服務和政府監管水平都提出了巨大挑戰。

商務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説以開放促改革，促什麼？就是促政府儘可能少管，特別是管不好的事情不要管，讓市場主體自由進入、自由退出、自由競爭。比如像中美BIT談判，涉及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就是禁止的説清楚，不禁止的可以隨便幹。”

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大市場，小政府”乃現代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政府從來都不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機構。即使政府短時期內的政策規劃能夠勝過市場，長遠來看，也會輸給市場。在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有關國家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問題時亦表示，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並直言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在筆者看來，上海自貿區建設，同樣需要這種勁頭。這塊“試驗田”能否形成與其它地方不同的“耕種”方法，真正像起始於35年前的那場改革一樣“殺出一條血路來”，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的示範效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我們能否給以企業更多的自由空間，能否把制度創新的主導權真正還給企業。

相關政府部門能否管住自己過去“閒不住的手”，順應市場的需求，為市場服好務，而不是由政府部門按照自己設計的理想模式去指定創新主體，發展創新產業，設計制度創新，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自貿區建設的成敗，乃至未來中國改革的方向。（孟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