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當心30年前債務危機重演

提醒更大風險在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醖釀

“我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當前的動盪並不意外。從2010年美歐日開始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起,到今年5月這一輪新興市場出現動盪,我寫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放鬆貨幣政策的第一階段並不是最大沖擊,收緊貨幣政策的第二階段才是最大沖擊;如果再加上初級產品行情下行,這種衝擊還會更大。”昨天,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反覆強調和提醒:這場危機並不侷限於亞洲,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風險更大。

分析此次動盪,梅新育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理由:

由於新興市場經濟體近十年的經濟增長,普遍高度依賴於資本流入和信貸膨脹(換言之即債務膨脹),某些熱門新興市場此前幾年的成就,也給他們埋下了經濟逆轉、倒退的風險。因為他們吸引了更多的熱錢內流,資產泡沫更大。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2008年以來高強度的反危機措施,本已帶來了資產泡沫極度膨脹和通貨膨脹壓力上揚的副作用,美歐日等西方中央銀行量化寬鬆政策又給資產泡沫火上澆油,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必然到來的西方中央銀行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有很大風險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1970年代“尼克松衝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和後發國家債務融資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引爆了席捲幾乎全球第三世界國家和東歐的債務危機,我認為,新興市場潛在危機並不僅僅侷限於亞洲,而是整個新興市場,可能重演1980年代債務危機,而不僅僅是重演“1997~1998危機”。

他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未來十年將面臨劇烈分化。作為一個整體的高增長時期將走向結束,轉而進入經濟與社會震盪高風險期。在經濟上,初級產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動將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發展態勢的轉折點。西方中央銀行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有很大風險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外加初級產品行情下行將引爆危機。

此外,對比此輪亞洲金融市場出現的震盪,與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時相較,梅新育認為相同之處在於資產泡沫、當事國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不同之處在於程度、範圍差異。

梅新育認為,中國作為亞洲經濟穩定器的作用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凸顯出來的。“這一次會更加明顯,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經濟分量加重,另一方面是因為上次東亞金融危機後反危機安全網建設已經大大進步。”

梅新育提到震盪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尤其是資產泡沫、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問題。此外要重新審視前幾年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過度抨擊。他認為,更大的風險藏身其它新興市場。包括印度、南非、巴西和其它非洲、拉美國家,俄羅斯也將受到較大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