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被指將超生罰款與財政掛鈎發獎金

“社會撫養費”，俗稱“超生罰款”。金額到底幾何，究竟用於何處？多名律師近日向衞生計生、財政、審計部門申請信息公開，卻未能算清這筆“糊塗賬”。

這説不清、道不明中，是否隱藏着“秘密”？有人懷疑這筆鉅款被截留挪用、中飽私囊，有人認為社會撫養費已經成為地方部門創收手段、明碼標價的“超生許可證”，有人投訴徵收過程中存在不開票據、私自議價的行為……

律師們申請公開支出情況是合理的

今年7月，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有水致信31個省份的計生、財政部門，申請公開社會撫養費收支、預算等相關信息。吳有水只收到了17個省份的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徵收總額，共計165億元。其他14個省份或不予回覆，或直言不能公開。至於支出情況，竟沒有一個省份願意公開。

就19家省級計生部門、12家省級財政部門未在法定期限內公開社會撫養費信息，吳有水已致函國家人口計生委和財政部，提起行政複議。

9月1日，在《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實施11週年之際，14位女律師加入追問社會撫養費來龍去脈的行列。北京瑞風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溢智告訴記者，那14個未回覆或不公開的省份肯定是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因此她們14名律師聯名致信審計署，申請信息公開，詢問社會撫養費的收支情況是否屬於審計事項。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説，這筆錢需要監管。我認為律師們申請公開支出情況是合理的，這裏面沒有需要保密的。

社會撫養費很難做到足額徵收

一項有法可依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為何收上來多少竟會“沒數兒”？吳有水認為，首先是因為徵收標準不一，彈性空間很大。《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的徵收標準，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徵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實際收入水平和違規生育情節確定徵收數額。

吳有水説，現實中，兩個收入數據是以縣為單位統計的。各省級政府往往只公佈一個基本的徵收倍數。這個倍數各地不統一，有的收3倍，有的收9倍；有的規定一個區間，比如3到7倍……

由於種種原因，社會撫養費很難做到足額徵收。

在擁有85萬人口的河南省西平縣，據縣計生委統計，該縣每年超生户大約1000户，2012年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總額為700多萬元，平均每户不到1萬元，遠遠低於該縣徵收標準。其他年份徵收的社會撫養費一般僅為兩三百萬元。

江西省人口計生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2013年江西城鎮居民計劃外生育需繳納13萬餘元的社會撫養費，而農村居民也需要繳納大約4.5萬元，徵收難度非常大。

江西省一名縣人口計生委主任説，省裏規定每年要完成社會撫養費徵收任務的60%以上。但是，由於徵收“手段有限”，完成這個任務仍有不少困難。

記者從西平縣計生委瞭解到，現在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工作一般委託鄉鎮計生辦。縣計生委和鄉鎮計生辦不是上下級關係，只是業務指導關係，所以很難掌握超生户是否足額繳納了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亟須規範

“對計生部門而言，有兩個互相‘打架’的任務指標：一是人口控制指標，二是社會撫養費徵收指標。”吳有水説，“一些地方為了多收錢而鼓勵超生，村幹部可以拿提成；一些地方不按標準徵收，搞‘降價促銷’；一些地方收了錢還不給收據。”《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徵收社會撫養費要有專用收據。社會撫養費收據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統一印製、發放。

近日，河南西平縣一場意在清查黨員幹部職工違法生育情況的活動，暴露了當前基層計生工作中存在的“收錢放生”、不開票據、私自議價等亂象。

當地一名小學教師告訴記者，2011年，鄉計生辦動員老師們説，現在計劃生育政策有口子，只要交2萬元就可以生育二胎，並且保證工作不丟。於是，這名老師便在2012年生育了二胎，“2萬元沒有開任何票據。”交錢之後，果然沒有計生人員再找他們“麻煩”。然而，這次清查活動卻讓他們陷入困境：2012年出生的政策外二胎，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86736元。

另一名教師説，她2008年生了二胎，鄉計生辦收了6000元，沒有票據。後來被人舉報，本來要再交3萬元的，找人説情減成了1萬元。

一些地方將社會撫養費收繳情況與財政撥款掛上鈎。吳有水説，現在很多地方社會撫養費的90%以上甚至全部返還給縣級，用於縣鄉兩級的辦公經費、人員經費、獎金等等。

吳有水説，社會撫養費已經徵收多年，亟須規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應在省市區內執行同一標準；應由省級財政統一支配，明確其用途，如失獨家庭的補助等等，不能縣收縣用；倍數必須全國統一，且裁量權不能過大，以免留下腐敗的空間。

而翟振武認為，各地徵收社會撫養費幅度不一是合理的。法律上允許存在一定彈性，因為個人的財產情況不一樣。大多數人覺得罰2萬元很艱難，但對有些人無所謂，交了錢就能生，這樣就產生不平等。所以有的地方出台政策，特殊情況下按個人上一年實際收入的標準來徵收。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馬廣海認為，社會撫養費初衷是為了補償社會公共資源的不足、控制人口數量。實際上，在某些地區成了多生、超生的一條渠道，有錢就可以多生，多生政府就可以多收錢。“這一政策是為了攫取私利，還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如此鉅額的資金，去向何處？有無黑洞？”馬廣海呼籲，相關部門應該儘快信息公開，以透明換取社會信任。

回應

徵收社會撫養費有法可依

國家衞生計生委宣傳司副司長、新聞發言人姚宏文4日晚回應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有關問題。他表示，國家衞生計生委要求各地衞生計生(人口計生)部門在當地政府指導下，依法依規做好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的各項工作，包括信息公開工作。

姚宏文説，徵收社會撫養費有法可依。《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l條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2002年國務院頒佈了《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357號)，規定了社會撫養費徵收的基本標準、徵收主體、徵收原則、經費管理及相關的法律責任等重要內容，並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徵收標準；各地出台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或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對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作出了具體規定，要求基層計劃生育部門以《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和地方性法規、規章為依據，依法徵收社會撫養費並及時足額上繳國庫。

姚宏文指出，社會撫養費納入地方政府預算管理。《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社會撫養費上繳國庫後，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連同其他財政收入一起，統籌用於本地區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支出。因此，社會撫養費不屬於中央財政收入，也不屬於衞生計生部門收入；社會撫養費的收入沒有對應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許與計劃生育支出掛鈎，更不是一一對應關係。

姚宏文同時表示，計劃生育工作所需經費是由同級財政預算給予足額保障。各縣級人口計生部門作為社會撫養費徵收的主體，應依法依規嚴格執行，並及時上繳國庫。

另外，審計署有關負責人4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已於9月3日收到律師關於社會撫養費的信息公開申請，審計署將依法依規辦理。

評論

不清不楚的賬目遮蓋了什麼

浙江律師吳有水申請公開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17個省份依申請公佈徵收總額，但沒有任何省份依申請公開社會撫養費的預算情況或用途。

特殊的人口國情，決定了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必須將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考慮到相對公平性以及在基層實施的可操作性，徵收社會撫養費相對比較公平合理，也在實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各地實際徵收的過程中，由於監督不嚴密，管理不完善，社會撫養費“走形”的情況頻頻發生，徵管亂象屢遭詬病。收費標準不一，程序混亂；收了多少、花到何處也無從知曉……一些地方社會撫養費逐漸淪為“糊塗賬”。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真相被一些地方緊緊捂在手中，疑問必將在公眾心中持續發酵。“以罰代管”如果引發權力腐敗，久而久之，政策的權威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將深受影響。

讓數目龐大的社會撫養費公開透明，讓每一分錢都真正用在“社會撫養”上，重要的是穩步推進改革的智慧和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勇氣。在改革成為社會共識的當下，決不應允許社會撫養費成為“糊塗賬”。惟其如此，才能讓政策和制度長久取信於民，贏得理解。(本版稿件均來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