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政局：部分託老所是空殼 未面向社會運營
原標題：北京民政局：一部分託老所是空殼 未面向社會運營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94億，2013年底將突破2億。作為“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北京市户籍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62.9萬，佔總人口的20.3%。到2040年，全市老齡人口將達到560萬。
北京市於2009年提出“9064”養老服務新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即居家養老），6%的老年人在社區養老，4%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逐步建立集中照料服務與社區居家服務互為補充的養老服務體系。
今年重陽節是全國首個法定老年節。節日前夕，京華時報記者深入社區村鎮，探訪各類養老機構，分別關注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這三種養老方式的現狀和存在問題，並問計專家學者和官方人士，以期探尋解決之道。
機構養老
或等待百年或月花數萬
截至2013年1月，北京市各類養老機構共有牀位9萬張，預計到2020年，全市將建成16萬張養老牀位，這一數字遠遠不能滿足全市老人的需求。與此對應的另一組數據是：目前全市養老牀位平均使用率只有60%，有的民營養老院空置率達到90%，存在服務水平高低不同、養老設施分佈不均衡等問題。京華時報記者在探訪中發現，在北京最熱門的養老院，想要排到牀位要等100年！而在一些高端定製的養老機構，安享晚年每月大概需要花費3萬至5萬元。
□案例1
5000多人排隊牀位難求
家住石景山區的高女士家裏最近面臨一個難題，70多歲的爺爺癱瘓在牀，全家人出動輪番照顧，但畢竟精力有限，情急之中，她想出一個主意：把爺爺交給養老院照料。
高女士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撥打電話兩三次都沒人接聽，高女士在“一福”網站上看到，擁有1100多張牀位的“一福”簡介中明確表示，主要接收國家優撫老人，需要照料的離、退休老人，歸國華僑老人。“聽同事説，在‘一福’，老人的房間佈置得特別温馨乾淨，書畫室、康復室什麼的都有，覺得自己找對了地方。”就在高女士覺得這事兒“妥了”的時候，她被告知在“一福”登記排隊的老人有1萬多人，現在開始排隊大概要等100多年！
隨後，高女士聯繫了另外一家堪稱示範的養老院：
四季青敬老院。工作人員告訴她，兩人間收費分幾檔，其中較低一檔的牀位費、伙食費、服務費加在一起是2500元。該院一共756個牀位，排號的老人有5000多位！
高女士問：按照現在每年新入住幾十位老人的速度，5000多名老人還不得等上50年100年？“照目前這個情況，您爺爺恐怕等不到牀位。”工作人建議高女士聯繫其他敬老院。
□案例2
1000多牀位100多人入住
眼看爺爺入住公立養老院無望，高女士將目光轉向私立養老院。她走訪了昌平區立湯路附近的一傢俬立養老院，這家養老院隱匿在一片雜亂無章停放的車輛中間，由於去的當天陰有小雨，儘管是正午，高女士進入養老院樓道時仍感覺陰森昏暗，用她的話形容，“整個牆壁都是涼的，看不到生氣”。院區幾乎沒有綠地，沒有健身康復設施，沒有公共空間。這家養老院在網上報價為牀位費1000元、餐費700元、服務費300元。全院有將近600張牀，目前只有不到60人入住。
除了這種類似“大雜院”的養老院，部分私立養老院收費適中，環境也好，卻同樣不受追捧，高女士稱“算不過來這筆糊塗賬”。
根據高女士的指點，記者昨天走訪了位於昌平區沙陽路的一處中高檔養老機構，電話諮詢時，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兩人間一張牀位是1200元，伙食費600元，服務費300元。記者趕到這家養老院，入眼的先是幾十米寬的一片銀杏林，穿過林子是一片温室，老人們吃的蔬菜據説都來自這裏的綠色種植，園內有湖，湖邊有多棟別墅，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就是養老院。
在工作人員帶領下，記者參觀了一套75平米的兩居室，室內有一衞生間，再問及收費時，工作人員報出“一次性繳納60萬”的價格。原來，這裏的養老院有多種租住模式，如果按月收錢，這套房子所有收費在1萬元上下，而園區特別推出“60萬元住30年”的模式，可以全家入住養老院。記者在一張密密麻麻的收費表上看到，一共有近十種房型可供選擇，每種房型又有多種支付方式，比如10萬+1000元/月/套的小一居，30萬+6000元/月/套的大一居、140萬住30年的四居室等，再加上膳食費、護理費、通訊費、暖氣費、醫療押金、入住設施費、水電費，這筆賬不帶個計算器還真算不明白。
據瞭解，該養老機構可接納1000多名老人，目前只有100多人入住。
□案例3
最低收費標準每月9800
隨着養老需求走旺，近兩年北京出現了一些定位於“高端養老”、價格不菲的養老院。北京雙井恭和苑老年持續照料生活社區就是其中代表。
這家養老機構位於雙井橋東北角、樂成中心北側的黃金位置，養老院有5000平方米的精緻綠地和各種活動設施，從網站宣傳圖片上看，進入這家養老院如同進入了一個私人大公園。區別於其他養老院先諮詢老人的情況，這家高端養老中心的工作人員提出讓高女士聽一下報價再諮詢。儘管好的條件必然會匹配較高的收費標準，但工作人員報出的“最低價格9800元”的收費着實讓高女士一驚。
工作人員告訴高女士，這9800元是一間30平米的房間，是這家養老機構最小的房間，包含了吃住和基本醫療的費用，如果老人不能自理，還需要增加護理費，這護理費是按照養老院給老人基本情況的評分“按分收費”。
“價格實在太高了，相當於每年十多萬，要住到單間套房裏，每年要在這裏花四五十萬，簡直是天價。”高女士説。
專家解讀
市場資源配置畸形是問題根源
一邊是一個牀位要等100年，另一邊是養老院空置率高達九成，有專家表示，這一系列誇張的數字背後，反映的是養老市場資源配置的畸形，是養老機構服務參差不齊的體現。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表示，公立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職能應有所區分，前者主要起到保底作用，保證三無、低收入老人在需要的時候有地方可住，民辦機構則主要面向市場上的各種需求，“一些條件好的老人希望住更好的養老院，也就催生了這方面的市場。”
北京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此前表示，北京的養老機構主要是按照低、中、高三檔建設，各自比例分別為養老機構總數的30%、60%和10%。城區主要以中、低端護養型養老機構為主，郊區發展中、高端的養老機構，“但低檔並不是服務層面的低檔，而是指其價格能讓普通市民接受。”
該負責人説，低端養老機構將由政府加大投入，滿足普通家庭老人的基本養老需求，主要針對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中端養老機構在政府扶持同時引入社會資金，保障舒適型的牀位建設；高端養老機構主要引入社會資金，針對收入較高的老人的個性化需求建設，政府也將在數量上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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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養老
部分託老所日間照料功能虛設
社區託老所是近幾年興起的“居家式社區養老”新模式，也被視為北京居家養老體系的重要支撐之一。相較於養老機構，社區託老可以讓老人居住在熟悉的生活環境裏；相較於純粹的家庭養老，老人又可以享受更多專業人員的服務。2010年開始建設的北京社區託老所，一路走來其實並不順利。起步時的“急行軍”，使得託老所最初設定的日間照料功能，在大部分社區未能正常發揮。而其後天發展也因政策缺失，遇到註冊、場地、補貼等諸多問題。北京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昨天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北京市近4000家託老所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空殼”託老所，沒有實際的服務內容。
□案例1
日託型：老人白天住晚上回
位於朝陽區麥子店霞光里社區的託老所，是北京開展日間照料服務較好的一家託老所。目前，託老所裏住了18位老人，基本上是生活能自理的老人。白天，老人們由託老所的專車接到託老所，晚上再坐專車回家。
日託所創辦人蘆少華介紹，託老所的場地由麥子店街道免費提供，所以託老所的定價不高，一個月託老費用為每人1200元，老人一日三餐都包，託老所還設有活動室等。
80歲的高老太太在霞光里社區託老所已經住了一年多了。她説，自己一個人住，孩子們有工作有子女，平時要上班，只是週末來看她，歲數大了，她做飯也不方便，就乾脆住進了託老所。
“來託老所還能跟大夥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有什麼不開心的，跟別人説説也就好些了。”老人説，託老所就在社區，周邊都是老人熟悉的環境，她覺得，這個託老所就像個温暖的家。
蘆少華在建外街道也開設了一家託老所。這家託老所最初也是提供日間照料服務，“有不少老人因為家裏沒人照顧，希望常住。”託老所負責人蘆少華説，後來託老所就適當轉型，不僅為老人提供日間照料服務，也可以全託。
蘆少華告訴記者，建外街道託老所的場地也由街道提供，水電費也給予了優惠，所以即使是全託，老人每個月費用也只有1500元每月，“街道給我們免費提供場地，讓託老所省了房租，我們也要回報社會，收費肯定不會定價太高。”
□案例2
全託型：招失能半失能老人
成立於2010年的松齡愛老家園社區託老所，最近剛剛搬到了豐台馬家堡嘉園一里社區。這是託老所第三次搬家。
託老所主要接收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搬家對託老所和這些老人來説，是雙重的折磨。“這次算是安定下來了。”託老所創辦人翟長寶説，之前託老所一直都是租房運營，光房租每年就得10萬多，“房東一不願意租，我們就得搬家。”
後來馬家堡街道終於給翟長寶找到了一處平房，“象徵性地收一些房費，但比我租民房便宜多了。”翟長寶在這塊場地上建成了一個有25張牀位的託老所。
新建成的託老所掩映在一片楊柳葉中，仿古的大門讓託老所別有一種幽靜，院裏面則是陽光房式的庭院。老人們在庭院中喝水、吃飯、看報、散步。
“我喜歡這裏，乾淨，環境也好。”老人康秋香説，她找了六七家託老所，但環境衞生都覺得不太好，後來找到松齡愛老家園，“第一眼就看中了。”老人把自己最愛的十字繡也帶到了託老所，閒暇時就坐在小庭院裏，繡上幾針。
老人説，這裏的護工服務也好，經常問老人愛吃什麼菜，然後給做，有些老人自己不能吃飯，護工會挨個給餵飯，“我剛來時不習慣他們很早就做清潔，跟他們一説，馬上就推後了半個鐘頭。”
託老所負責人高婷婷説，松齡愛老家園裏目前住了8個老人，配有5個護理人員和一名廚師，“託老所希望能夠為老人提供温馨的家庭式養老服務”。
□案例3
輻射型：依託託老所上門做服務
以託老所為依託，由專業的人員上門為老人提供專業的康復護理服務，這種為老服務形式，使得託老所不再拘泥於牀位限制，讓更多的老人能夠享受到專業服務。
作為一家專業的康復護理機構，青松居家康復護理機構在北京各個社區建設有50多個託老所，這些託老所多隻有三五個牀位。
青松居家康復護理機構總裁王燕妮介紹，社區裏的場地有限，能夠提供的牀位也有限，如果僅僅侷限在託老所，那麼能接受服務的老人就會非常有限。所以青松依託的模式，除了依託社區場地承建託老所外，更多的是將康復護理服務送到老人家中，這些康復護理服務包括助浴、消毒、清潔、肢體康復鍛鍊、語言康復鍛鍊等等。
“我們只是把託老所當做一個工作站點，工作人員以託老所為駐點，為社區裏的老人提供上門服務。”王燕妮説，青松提供的服務不是替代性的服務，而是專業的肢體、語言康復等服務，經過這些專業的康復鍛鍊，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肢體能力等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據瞭解，青松的收費也會根據老人的病情、提供服務的種類等來確定。
目前，青松在全市1000多個社區開展康復服務，覆蓋11萬多名老人。得益於這種服務方式，青松的專業康復人員擺脱了場地限制，而是能前往任何地方，為有需要的老人服務。
□專家解讀
正常運營託老所不足1/3
2009年底，北京市提出“九養政策”，其中一項就是要在城鄉社區（村）建立託老所。按照當時的設想，託老所設置有一張或多張牀位，為老人提供日間照料服務。政府希望藉此能解決社區老人的照料難題。2010年，全市各街道、社區的託老所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成立。到當年4月，全市託老所的數量，已達到2484家。但這些託老所並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
東城一家社區託老所負責人告訴記者，託老所只有一個牀位，沒有專業人員，不能自理的老人根本無法得到照顧。
據瞭解，當時按照要求設立一張或多張牀位的託老所，牀位後來要麼撤掉，要麼空置，其中朝陽區480多家託老所中，至少有2/3的託老所沒有牀位，能夠正常運營的不到1/3。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坦言，4000家託老所中，確實有一部分是空殼，沒有服務內容，沒有面向社會運營。
原標題：北京民政局：一部分託老所是空殼 未面向社會運營
“急行軍”引發的後患
託老所之所以名不符實，在一名基層民政工作人員看來，是因為“託老所當初提的建設目標有點急”。
這名基層民政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九養政策”是2009年底提出，2010年開始建設託老所，最初提出的目標是3年內在全市社區全覆蓋，但不久就要求各個街道社區在當年“五一”前實現全覆蓋，導致很多社區盲目建設託老所。為了應付檢查，很多社區臨時找出一間房屋擺了一張牀充作託老所，等檢查期一過，這些所謂的託老所又恢復了原狀，“至少有一半以上社區的託老所是應付、擺設。”
而另一個尷尬的現實是，從託老所開始建設到現在，一直沒有相關的標準和規範。“託老所應該建成什麼樣，多大面積，應該符合什麼樣的條件，要配備哪些設施、風險如何防範、專業護理人員培訓等等，都沒有明確。”這名工作人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託老所的完善和發展。
由於缺乏相應的政策規範，託老所的註冊、場地、補貼等問題遲遲未能解決。
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證實，由於街道、社區的房子有限，很多託老所多采取租賃的方式，“這也是現在託老所運營中比較常態的方式。”但租房的支出，對於本就微利或虧本經營的託老所來説，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社區養老設施用地有了硬性規定
託老所最難解決的場地問題，或有望於今年得到解決。日前，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各地新建城區和居民區，養老服務設施要按人均用地不少於0.1平方米的標準建設，老舊小區也要通過購置、置換、租賃等方式，在限期內達標。
北京市副市長戴均良日前表示，北京市目前正在制定貫徹落實國務院意見的相關文件。北京即將出台《關於加快推進養老服務業的意見》和《關於養老機構建設的若干意見》兩個文件，要求新建社區必須有專門的養老設施，如託老所等，老的社區可以通過挖潛、置換、購買等方式，配套新的服務設施。記者瞭解到，這兩個文件近期即將下發。
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北京的很多新建小區實際是留出了相關的配套設施用於社區服務的，但由於誰來管理沒有明確，以致很多設施被建設成了別的場所。他表示，今後本市將逐步明確由民政部門來接收並負責管理小區這些配套設施，真正地把這些設施用在社區養老和服務上，“這些設施將是託老所建設的一個很大保障。”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目前牀位空置或撤掉的大多是街道或社區自辦的託老所，而交由社會力量運營的託老所，基本都還在運營，多個託老所已實現微利經營，如松齡愛老家園託老所、朝陽區麥子店的日託所等。
據瞭解，2009年底提出的“九養政策”，也提出託老所的創建可以有兩種形式，一是街道、社區可利用社區服務中心等場所來建立託老所，二是可與養老機構或企業、民辦非公組織等合辦託老所，即社區出場地，交給專業的社會力量來運營。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下一步，將在空殼託老所中引入專業的社會力量，真正面向社會提供老人們需要的服務，“引入的社會團隊一定是要面向社會的，它們可以是政府專一專業的人員，但更多的將是社會團體、社會組織和企業，個人、家庭也可以開辦小微型的託老所。”
居家養老
居家養老有本難唸的經
受傳統觀念等因素影響，居家養老仍是我國目前最普遍的養老方式。在北京，大約90%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記者在探訪中發現，部分老人因病致貧，老年生活面臨諸多困難，他們期待國家政策對低收入人羣有更多傾斜。社會熱議的“常回家看看”入法，目前看來並未對那些空巢老人的生活帶來多少變化。
□案例 1
看病花光老兩口退休工資
2005年，在地鐵工作的張萬榮退休了，這原本是件好事，可退休不到一週，她母親的腿摔折了，需要馬上做手術。正當張萬榮手忙腳亂在醫院照顧母親時，丈夫韓志嘉又查出患有尿毒症，一時間，張萬榮覺得自己的天塌了。
由於女兒從國外回來不久，剛找到工作，還沒有穩定下來，照顧母親和丈夫的責任全部落到了張萬榮的頭上。那時她和丈夫的退休金加起來約3000多元，而丈夫做透析和看病的錢每月就需要6000元，鉅額的醫藥費使他們雪上加霜。因住不起醫院，他們選擇在家養病，自己購買醫療器材，張萬榮負責給丈夫打針。“我哪會打針啊？自從老伴病了，我就變成了半個小護士。”
張萬榮説，丈夫退休前是一名老師，有醫保，但只能報銷部分藥品。“但架不住藥品樣數多，用藥時間長，靠退休金根本無法承受，靠的都是家裏以前的積蓄。”每逢學校放假，是老兩口最困難的時期，這意味着3個月的醫藥費不能報銷，要等到學校開學，才能有錢看病。這些年，老兩口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在看病上。
老來因病致貧，韓志嘉深有感觸，他説，國家應加大對養老服務的投入力度。“國家規定對教育的投入應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但養老服務應投入多少，沒有明確規定。”韓志嘉表示，隨着社會“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養老問題刻不容緩。
□案例2
半路夫妻盼兒女回家看看
李力今年75歲，兩任妻子因病去世後，李力遇到了比自己小21歲的王永梅，兩人的婚姻也得到了雙方子女的支持。但隨着兩位老人年齡的增長，兩個孩子回家看父母的次數卻越來越少，甚至連電話也很少往家裏打。
李力説，他女兒和他之間有個打不開的心結，女兒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感情很好，但第二任妻子因病去世後，女兒非常難過。後來，女兒有了自己的家庭，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和她上次見面，還是在今年五一，其實我很想讓她回家看看，哪怕不買東西，跟我一起聊聊天也挺好。”
每次李力給女兒打電話，女兒都以自己工作忙為由，不回來看他。“有時候，我打電話説去給她們做頓飯，可還是被拒絕。”多次被拒絕讓李力傷心了，他希望在他還健康的時候，一家人一起享天倫之樂。等他哪天病了，再和子女在一起，就成了給子女添麻煩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妻子王永梅身上，王永梅離婚後，一直帶着兒子生活。後來兒子要結婚，王永梅把自己通州的房子送給兒子當新房，兒子卻要求住王永梅的老房子，王永梅沒有同意。兒子就開始疏遠她，甚至從來都不回來看她，連個電話也沒有。老兩口在傷心之餘，還是盼着子女們能回來看看他們，他們甚至為子女租了一個四室兩廳，希望子女們常回家看看，但子女們依然沒有來。
李力表示，雖然“常回家看看”已經寫入法律，但對於他們家來説，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並且他們也不希望孩子是因為怕違法而回家看看，那意味着他們和子女之間毫無感情可言。他們真心希望子女是發自內心地關愛他們，這才會讓自己感到温暖。
54歲的王永梅身體健康，對於養老這個話題，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建議建立一種新型養老模式，由政府牽頭，讓年紀相對較小的老年人照顧社區裏年長的老年人，免費當義工幫助他們，並在社區建立一個養老義工服務檔案。社區按照義工工作的時間長短，讓他們今後年老時兑換相應的養老服務內容。記者陳蕎 韓旭 劉雪玉 實習記者 樊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