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談蔣介石抗戰 從周旋到全面抗戰
書中説,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北方的勢力一直都很薄弱,日本深明此中情勢,故步步進逼,從未稍緩。國民政府面臨日軍進逼及江西蘇區中共的雙重壓力,一方面保有華北行政主權,一方面力圖與日方妥協,爭取緩衝時間,其方式為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以蔣介石摯友黃郛(同為張羣留日摯友)為主任委員,與日本交涉緩衝。
因效果不彰,撤銷華北政務委員會,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由何應欽主持,亦不能為日本接受,完成何梅(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協定後,何應欽被迫離開北平,再組華北政務委員會,由西北軍將領宋哲元主持其事,與日本週旋。
當時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天津市長張自忠,均為宋哲元第29軍所屬師長,北平市長秦德純亦為西北軍系統,此等原非嫡系將領,為日本所接受,而進行其所謂“華北特殊化”。
迄1935年,江西第五次對中共圍剿成功,“共軍”由贛南突圍,歷經湘、黔、滇、川、甘、陝,至延安。此際華北特殊化情勢亦日趨明顯,軍校12期在北平已不能公開招生,故本期華北同學,均秘密而來。
1936年,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名,而實際倒蔣的六一事變失敗,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基本上有形內戰已告終,蔣一心以3至5年時間充實國力,準備抗日。
日本軍閥明白,以此際情勢,若予蔣如此時間,則全面侵略中國,勢益困難,故乘國際綏靖主義高漲,日軍侵略行動自由的時機,策動了盧溝橋事件。
七七事變起,西安事變善後僅初告段落。蔣原意仍由宋哲元以地方偶發事件,與日本交涉,避免事態擴大,但此際國內民情激憤,西安事變既和平落幕,抗日呼聲高漲。
其實蔣深知安內基礎並不堅實,抗戰準備仍極不充分,能多爭取一日之緩和則爭取。
直至7月17日,亦即10日後,一為安撫國內抗日情緒,一為對日軍閥提最後警告,期其適可而止,乃毅然宣佈“最後關頭已到”,亦即在國策上,由“安內攘外”,轉為“攘外安內”。日本於7月28日攻佔北平,顯然以此回應蔣的宣示,則全面抗戰已無迴旋餘地。
北平淪陷,輿論對宋哲元多有責難,蔣特於8月1日在南京軍校舉行擴大紀念週時(郝柏村當時亦參加),不但未責宋哲元,更贊其數年來與日本週旋,爭取時間,對國家非僅無過,而且有功。
日閥攻佔北平重鎮,乃顯示全面侵華的決心,但其如意算盤,以3個月速戰速決,擊滅蔣的嫡系黃埔系統為目標。
全面抗戰既無法避免,軍事戰略的首要考慮,是主戰場與主作戰線的決定。
淞滬戰役戰略意義
書中説,若任敵由平漢、津浦兩線南下,“國軍”均居不利態勢,故於8月13日,對上海日租界主動採取攻勢,將主戰場移至長江南岸,將主作戰線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這是完全正確的戰略,其理由:
一、上海為中國當時首要的精華地區,亦為國民政府兵力最易集中的地區。
二、上海為國際都市,每日戰訊引起關注,且上海租界地區可做為“國軍”的依託,日軍不能將戰爭波及租界,“國軍”炮兵陣地均放列於鄰近租界,一路之隔,使日軍炮兵無法還擊,如日炮彈落在租界,則引起國際糾紛,為日閥當時所忌。
三、淞滬戰役,均為嫡系部隊主力,戰鬥意志及戰鬥力堅強,先後參加戰役者,超過70個師,傷亡達30萬人,堅守3個月,打破了日軍3月速決的戰略,更鼓舞了全民抗戰意志,贏得了國際同情與尊敬,亦使猶圖觀望、保存兵力的割據軍頭,有所警惕。
淞滬戰役犧牲雖慘重,實為奠定勝利的基礎。淞滬會戰後,徐州會戰繼之,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擅自放棄陣地,予以處決,使所有非嫡系部隊,再不敢自保實力,乃能集中意志,服從軍令,而獲得台兒莊的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