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談蔣介石抗戰 從周旋到全面抗戰

書中説，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北方的勢力一直都很薄弱，日本深明此中情勢，故步步進逼，從未稍緩。國民政府面臨日軍進逼及江西蘇區中共的雙重壓力，一方面保有華北行政主權，一方面力圖與日方妥協，爭取緩衝時間，其方式為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以蔣介石摯友黃郛(同為張羣留日摯友)為主任委員，與日本交涉緩衝。

因效果不彰，撤銷華北政務委員會，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由何應欽主持，亦不能為日本接受，完成何梅(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協定後，何應欽被迫離開北平，再組華北政務委員會，由西北軍將領宋哲元主持其事，與日本週旋。

當時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天津市長張自忠，均為宋哲元第29軍所屬師長，北平市長秦德純亦為西北軍系統，此等原非嫡系將領，為日本所接受，而進行其所謂“華北特殊化”。

迄1935年，江西第五次對中共圍剿成功，“共軍”由贛南突圍，歷經湘、黔、滇、川、甘、陝，至延安。此際華北特殊化情勢亦日趨明顯，軍校12期在北平已不能公開招生，故本期華北同學，均秘密而來。

1936年，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名，而實際倒蔣的六一事變失敗，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基本上有形內戰已告終，蔣一心以3至5年時間充實國力，準備抗日。

日本軍閥明白，以此際情勢，若予蔣如此時間，則全面侵略中國，勢益困難，故乘國際綏靖主義高漲，日軍侵略行動自由的時機，策動了盧溝橋事件。

七七事變起，西安事變善後僅初告段落。蔣原意仍由宋哲元以地方偶發事件，與日本交涉，避免事態擴大，但此際國內民情激憤，西安事變既和平落幕，抗日呼聲高漲。

其實蔣深知安內基礎並不堅實，抗戰準備仍極不充分，能多爭取一日之緩和則爭取。

直至7月17日，亦即10日後，一為安撫國內抗日情緒，一為對日軍閥提最後警告，期其適可而止，乃毅然宣佈“最後關頭已到”，亦即在國策上，由“安內攘外”，轉為“攘外安內”。日本於7月28日攻佔北平，顯然以此回應蔣的宣示，則全面抗戰已無迴旋餘地。

北平淪陷，輿論對宋哲元多有責難，蔣特於8月1日在南京軍校舉行擴大紀念週時(郝柏村當時亦參加)，不但未責宋哲元，更贊其數年來與日本週旋，爭取時間，對國家非僅無過，而且有功。

日閥攻佔北平重鎮，乃顯示全面侵華的決心，但其如意算盤，以3個月速戰速決，擊滅蔣的嫡系黃埔系統為目標。

全面抗戰既無法避免，軍事戰略的首要考慮，是主戰場與主作戰線的決定。

淞滬戰役戰略意義

書中説，若任敵由平漢、津浦兩線南下，“國軍”均居不利態勢，故於8月13日，對上海日租界主動採取攻勢，將主戰場移至長江南岸，將主作戰線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這是完全正確的戰略，其理由：

一、上海為中國當時首要的精華地區，亦為國民政府兵力最易集中的地區。

二、上海為國際都市，每日戰訊引起關注，且上海租界地區可做為“國軍”的依託，日軍不能將戰爭波及租界，“國軍”炮兵陣地均放列於鄰近租界，一路之隔，使日軍炮兵無法還擊，如日炮彈落在租界，則引起國際糾紛，為日閥當時所忌。

三、淞滬戰役，均為嫡系部隊主力，戰鬥意志及戰鬥力堅強，先後參加戰役者，超過70個師，傷亡達30萬人，堅守3個月，打破了日軍3月速決的戰略，更鼓舞了全民抗戰意志，贏得了國際同情與尊敬，亦使猶圖觀望、保存兵力的割據軍頭，有所警惕。

淞滬戰役犧牲雖慘重，實為奠定勝利的基礎。淞滬會戰後，徐州會戰繼之，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擅自放棄陣地，予以處決，使所有非嫡系部隊，再不敢自保實力，乃能集中意志，服從軍令，而獲得台兒莊的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