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過三代是中國的特例嗎？家族財富可以N代傳承

據Clark教授的研究，包括民主、教育普及以及所得累進税、高遺產税等權、利再分配的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會流動性。

所謂“富不過三代”這種説法的流行，相當程度上可能是先由少數人以點概面、後來由多數人以訛傳訛，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把訛誤重複成偏見的結果。何以這麼説？美國的Gregory Clark教授長期研究世界經濟史和社會史，通過分析大量統計資料證明，家族家庭財富可以N代地傳承下去。

據Clark教授提供的研究，如果只按家庭父子收入的相關係數來考察代際收入，則家庭地位穩固程度和家庭財富傳承率有40%，亦即父子收入的相關係數有0.4；如果擴大至家族，英國人的代際地位穩固相關性和財富代際傳承率可達75%，亦即代際收入的相關係數有0.75。Clark教授還指出，如果把過去七個世紀分成不同的時間段，英國社會財富階層的連貫性基本沒有變化，富有的姓氏家族70%至80%的可能性繼續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兩代後仍然富有。Clark教授還用統計數字證明，自13世紀以來，英國政治精英階層的家族穩固程度更甚，“官二代”有91%的可能成為政治精英。

Clark教授還用這種研究方法觀測中國的家族權力穩固程度和家族財富傳承概率。他以長江下游的縣為基本單位，時間從1645年到現在，結論是：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家族的中舉人數是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還有4倍多，到民國時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後降到1.5倍(對民國時期和1949年後，以考入北大、清華等大學代替舉人定義精英)。這即是説，一家族姓氏一旦進入精英階層，這種地位可以跨越朝代、跨越體制相當穩固地傳承下去。

中國的情況並不特別。據Clark教授的研究，瑞典從1936年推行“社會主義政策”以來，基於姓氏的社會地位代際傳承係數僅從0.85下降到0.66(1相當於絕對的代際傳承)；英國於1944年普及中等教育以來，該係數值僅從0.7-0.8下降到0.6-0.7，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日本戰後推動民主、以及教育均等化，但代際傳承係數值居高不下，政商兩界皆為“世家”，用中國話正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印度1947年獨立以來推行民主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規定低種姓人羣在大學生和選民中的最低配額，但代際傳承係數值最近50年一直維持在0.89；美國精英大學錄取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階層的優惠也效果不彰，並未提升社會流動性。Clark由此得出了一個與前述一致的結論：包括民主、教育普及以及所得累進税、高遺產税等權、利再分配的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會流動性，沒能撼動家族地位和財富的穩固傳承。

當然，Clark教授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推翻國人口耳相傳的“富不過三代”的説法。因為很明顯，自1645年以來，中國人收入水平、財富擁有量的獲得與其家族、前輩的相關係數是逐漸走低的，即從0.8逐漸降至0.15。那麼，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問題的複雜性正在這裏。希望提升所謂社會流動性，即中下層羣體成為中上層成員的人可能認為這是好事，而那些惋惜、哀嘆“富不過三代”、希望保住家族財富的朋友，可能認為這是壞事。而不論是從社會層面，還是從家族、個人立場，都不大容易對家族地位、財富穩固好還是社會成員流動性好的問題做出價值判斷。

有人可能會提議，可從社會、家族、個人財富是否共同增長來對這個問題做出是好是壞的判斷，如果社會、家族、個人的財富實現了共同增長，那麼不論是社會及其成員流動性高，還是家族、個人財富穩固性、傳承率高，都是好事；反之，如果社會、家族、個人的財富沒有實現共同增長，抑或是此消彼長，那麼不論是社會及其成員流動性高，還是家族、個人財富穩固性、傳承率高，都不能判定是好事或壞事。不過，這又會牽引出另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如何定義財富，並使這種意義上的財富觀能包容、調和社會、家族(或團體)、個人的財富，使得三者的財富相一致？因為從大量史實情況看，不同的主體有時候在有些情況下有不同的財富定義，他們有不同的目標和偏好。社會當然會把潔淨的空氣、無污染的水視為財富，而某些團體如化工企業卻會把財務利潤視為財富，有人還會把GDP增長率當成財富，當成向上流動的渠道、路徑、天橋。

(□胡飛雪 作者系知名財經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