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小村官頻成“大貪”政經不分滋生腐敗
原標題：媒體稱小村官頻成“大貪” 政經不分滋生腐敗
“十·一”期間，北京一村委會副主任在國家會議中心辦婚宴，3天擺酒250桌，總花費約160萬元。這則消息，讓村官腐敗問題再次走入聚光燈下。
儘管紀委初步調查顯示，暫未發現該村官動用公款辦婚宴的證據。但這儼然如一記重磅炸彈，“炸”開了公眾對近年頻現的村官型“土豪”的種種記憶：
從2009年，在國家級森林公園花費千萬為其家眷修墳墓及建祠堂的山東村官李德海，到2011年全國“村長”論壇上，隨處可見的豪車座駕；從今年2月，被舉報坐擁20億身家的深圳村官周偉思，到最近剛剛宣判的海口5名村官，夥同他人侵吞近1300萬元徵地款……
村官不是“官”，但貪腐起來，卻比真正意義上的公務員“胃口更大”。以致中央黨校教授林喆慨嘆：“腐敗‘落勢化’，村官腐敗問題已是老生常談。”
是什麼制度讓“小”村官頻成“大貪”？
資源性腐敗成村官斂財大宗
什麼是“村官”？
“村官並不是我們所説的官員或公務員，主要指兩個組織的成員及負責人——即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又稱“兩委”——記者注）。少數情況下，也包括村會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看，村委會主任是村民自治組織的管理者，村支書則是各級黨組織聯繫9億農民的“神經末梢”。他們大多沒有公務員編制，“有公事是幹部，沒公事是農民”。
俗話説“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針”就是活躍在9億農民中的村官。在一些紀檢幹部眼中，他們“是官非官，是民非民，兩頭不靠”，但權力的“含金量”卻非常高：管理村務資金、發放土地徵收補償款、申領惠農補貼……
這些，都可能是村官腐敗的“切入口”。
2012年9月，陝西省吳堡縣一位檢察官撰文稱，從近年查處的村官腐敗案件看，腐敗的主體80%以上為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貪污、挪用公款居多，公款來源“幾乎遍佈‘兩委’職權所涉及的各個方面”。
村官腐敗，在不同地區形態各異。有媒體梳理發現：在經濟較發達地區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遷、徵地和項目建設中；而在偏遠和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則主要集中在截留惠農補貼、五保金、低保金等項目上。
“廢除農業税之前，是從農民家裏收錢，農民對村務比較關心；現在農業税廢除了，各類種糧補貼的力度又在加大，當上級往下撥款時，很多名目農民都不知道。”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向中國青年報分析其中一種村官貪腐形態，“現在，很多農民外出打工，有的村官就盯上了這些人的應得款‘漏洞’，通過造假名單、做假賬等方法，套騙國家補貼款，虛報、冒領比較嚴重。”
另一種形態，更容易成就“身家千萬”的村官。
“那就是資源性腐敗——從村集體的土地、礦產和林業等資源中牟利。”支振鋒説，“而且，越是涉案金額大的村官腐敗，越是和資源關係密切。”
河南省金水區人民檢察院曾發佈數據稱，在1994年至2002年，其查處的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中，發生在土地轉讓、資金管理環節的案件約佔92%。今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檢察院也發佈調研結果稱，在2009～2012年查辦的44件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中，逾七成涉及徵地拆遷領域，與開發商“互利互惠”，結成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損害集體利益“肥”了個人，成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
浙江永嘉縣新橋村委會原主任餘乾壽，在拆遷和安置房項目中，貪賄3000餘萬元；深圳龍崗區村官周偉思，在舊城改造項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產公司逾千萬元“好處費”……盤點近年一些知名的“小村官大貪”案件，很容易發現土地等資源的影子。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黨國英分析，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土地、礦產等資源市場價值激增，村官權力的“含金量”也急劇膨脹。“一些徵地項目對農民來説並不公平，鄉鎮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間人’的調節作用。農民和政府、開發商不直接面對面，村官‘壟斷’信息資源，可以從中找到有利可圖之處。”南開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農村政治學專家程同順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對村官的“監督之眼”去了哪兒
頻發的村官腐敗催生一個疑問：“監督之眼”去了哪兒？
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村民監督。其他村民自治法規規定，在村官日常權力運行中，民政部門管選舉、農委管集體資產和離任審計、違法違紀歸紀檢監察、土地徵用由國土部門管……可謂方方面面都有監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門管理，其實是‘多家管理誰都沒有管理’。”有學者將對村官的監管概括為“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
來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監督，首先“阻力重重”。
“法律規定，村裏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村民會議，村委會只是常設執行機構。但現在，‘村民自治’往往變成‘村委會自治’。”支振鋒説。有學者撰文指出，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設計中，村委會“一支獨大”，權力機構不常設，監督村委會還要靠被監督人“召集”，以致有學者慨嘆：如果説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是“四駕馬車”，“絕大多數的村民自治，目前只完成了選舉環節，其他三個環節成了‘擺設’。”
“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加劇了這種監督困境。”程同順補充説。
比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要罷免村委會主任，須有本村1/5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或者1/3以上的村民代表聯名提出，並有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過半數投票，並須經投票的村民過半數通過。“這種監督方式，條件苛嚴，農民又往往擔心打擊報復或不願得罪人，而不願、不敢監督。”
來自同級的監督，同樣顯得“疲軟無力”。
“現在的村官腐敗，往往是‘窩案’。”支振鋒表示，“一出事，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副主任、會計等一起抓，有的崗位乾脆是一個人兼任。”
記者梳理發現，在一些農村，拉動基層發展有“三駕馬車”之説——黨組織（黨支部）、自治組織（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經聯社），但“三駕馬車”多由一套人馬運作：有的村官身兼數職，可謂集黨務、管理權和財權於一身；有的村官，把會計等職位弄成自家親戚擔任，導致“打白條”、“自批自支”現象氾濫。
來自上級的監督，成效如何？
有學者用“狀態尷尬”形容。對村委會幹部，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嶽經綸教授曾向媒體分析，村委會是自治組織，鄉鎮和街道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上級”，更多時候，鄉鎮和街道還需要村居協助進行社會管理。
“目前，鄉鎮對村組織只能進行諸如税費收取、換屆選舉、計劃生育等事務性工作的指導，而難以在集體資產處置等方面進行具體監督。”徐勇表示，“有時，鄉鎮幹部和村幹部之間還可能存在‘相互勾連’問題。”
對村党支書的監督，程同順告訴記者，來自紀委的“黨內監督”也常面臨“難以落實”的困局。“由於村官級別有限，級別高的紀檢部門對村官腐敗問題，有精力查處的少；而縣級、鄉鎮級紀檢部門，與村官基本上互相認識，屬於‘利益共同體’，一般不願受理這樣的舉報。”
於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難”。一些人不惜賄選收買人心，一旦贏得選舉，就萬事大吉，忙於大肆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職幾十年，腐敗連連，卻很少遭到罷免。
“政經分離”或是釜底抽薪之策
對怎麼給村官套上“緊箍咒”，各地一直在摸索。
落實《村委會組織法》中規定的村務公開制度，是較為傳統的一個。有媒體總結，無論土地徵用還是惠農款發放，村官在“二傳手”角色下，難免“暗箱操作”。村民無從知道土地徵用數量和補償款數額，大宗腐敗便由此滋生。
根據《村委會組織法》，這類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項的公開原則，是“隨時”。但該法對村官“不公開”或“公開不實”的應對，卻規定得疲軟乏力。在一些農村，村務公開走形式、黑板報上的“糊塗賬”等現象，令村務公開制度頻遇尷尬。
“城市化讓農村管理變得更加複雜，《村委會組織法》需要調整，要對村民自治中涉及的所有權利和利益進行全面界定。”深圳大學行政管理學教授馬敬仁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馬敬仁還提示，“審計進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官聯手製造財務“黑洞”。
“現在，村集體往來賬目等經濟問題比較多，像村官‘白條’、‘內部私分’等貪腐現象，大多與此有關。”長期以來，審計機關無法對村級組織進行審計，對村官的審計監督基本處於“盲區”。馬敬仁表示，現在，按照新修訂的《審計法》，可以將村集體作為集體經濟單位，納入審計範圍內。
記者查詢發現，2007年後，“審計進村”已經在黑龍江、江蘇、山東、廣東等省市的農村開始了探索。“對村官監管，還有一些鄉鎮建立了紀檢、審計、監察‘三合一’的長效制度，審計部門負責財務，監察部門考核績效，紀委負責廉政建設。”馬敬仁説，“這樣做，對村官監督更有效率，也能‘防微杜漸’。”
來自村民的監督智慧，更加不可忽視。
2008年，四川馬巖村曾創造了“五瓣梅花章”來先行審計村財務，贏得輿論關注：五位村民監督員各持公章的一瓣，村裏的每一項支出，須由五人一致同意才能報銷。“為了解決村民‘想監督又不知如何監督’的困局，近年，村務監事會也是一個創舉。”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項繼權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瞭解到，2007年，村務監事會在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芳心村率先試點。在縣、鎮的支持和組織下，村民選舉老幹部、老模範和老黨員等委員，組成獨立於“兩委”之外的村務監事會。監事會成員提前把村裏的一切大事告訴村民，在廣泛收集村民意見的基礎上，對村委的決策和財政進行監督和公示。
這些舉措能釜底抽薪嗎？項繼權認為，最可能釜底抽薪的，還是“推行‘村社分開’”，即削弱村官與土地等資源的天然聯繫。
“村委會本身是政治自治組織，現在村官腐敗多發，是因為在農村基層權力中，政經不分、村社不分。”項繼權表示，目前，本應屬於集體的土地等資源，卻由村委會來代行各種權利，“村官在經濟方面的權力太大、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長，讓腐敗滋生不止。”
記者查詢發現，在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已開始探索這種“分離”。
比如在廣東南海，正探索將村委會的自治職能——包括社會服務職能，與對集體經濟的管理職能分開。村居委會成員不得兼任村集體經濟的負責人，傳統意義上的“村官”只專注於基層自治和公共服務，村居集體經濟則引入“職業經理人”管理。
“把集體經營性資產的管理獨立出來，交給類似‘股份社’這類經濟組織。村幹部權力的‘含金量’就變小了，監督成本就會大大下降。”黨國英説。
本報北京10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