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税”，離中國有多遠 這種方式是否是真公平？
宋頌興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
王丹青 睿信致成管理諮詢合夥人
崔新生 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
牛海鵬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
編者按：
法國富人們看來難逃被奧朗德總統“剪羊毛”的命運。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近日投票，批准在今明兩年內針對年薪超過100萬歐元（約合830萬元人民幣）的個人徵收高税率的“特別富人税”，實際税率接近75%。儘管還需提交參議院審批，但即使在參議院否決的情況下，國民議會仍有最終審議權和投票權。此舉對於法國社會是喜還是憂？
而回望中國，也同樣面臨着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增速放緩等狀況，那麼中國是否也有必要徵收“富人税”？這種方式是否是“真公平”？“富人税”，究竟離中國有多遠？
話題一
能否重振經濟
“短期來看，這種方式可以平息社會對貧富差距、經濟不振等不滿情緒。但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影響工作效率和公平等問題的出現。”
實際上，想開徵“富人税”的絕不止法國總統奧朗德一人。據媒體報道，英國政府去年9月將“富人税”提上日程，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兩年前便打起了“富人税”的主意。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富人税”的推動更是矢志不渝。法國政府稱，這一新税種每年可為法國政府帶來2.1億歐元收入。那麼，是否真的能通過“富人税”來重振經濟？是否只是政治作秀罷了？
宋頌興：徵收“富人税”的好處主要不是經濟上的，甚至可以説是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對法國來説，即使真的能徵收到2.1億歐元，對國家財政也僅是杯水車薪。這種方式更多的意義是一種“政治戲碼”，奧朗德上任前，提出的幾項承諾中就包含了“向法國的富人徵税”。
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發生以來，法國經濟增長不振的同時，失業問題長期難以解決，社會矛盾可能激化。因此，短期來看，這種方式可以平息社會對貧富差距、經濟不振等不滿情緒。但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影響工作效率和公平等問題的出現。
王丹青：個人税賦是一種財富再分配的手段，通過徵收“富人税”有助於在經濟發展萎靡階段，更好地平衡國內的財富分配，緩解國內矛盾。但是，對於重振經濟的價值並不好説。
此外，例如奧朗德承諾徵收“富人税”的舉措也不一定是“政治作秀”，因為畢竟“富人税”的確有助於國內的穩定。
崔新生：對富人課以重税，並不是法國一家的傳統，實際上，早先一些歐洲其他國家早已用過類似的税負手段。就法國看，75%的水平是個相對恰當的水平。首先，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很多國家，都是高福利國家，即税負的使用是合理合法，有保障的；其次，客觀而言，法國要抵擋住新一輪的經濟衝擊，通過納税的手段，可讓政府的資金相對充裕，這樣對未來可能的危機才能作準備。
牛海鵬：從歷史上看，法國社會黨一般都會主張打壓富人，給中下層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這是社會黨的習慣，但也是為了取悦選民。站在這個角度，可以説這是奧朗德作秀的體現，但客觀上也是其執政理念的體現。
從經濟角度看，為了滿足中下層人民的需求，政府必定會擴大財政開支。這就要法國政府“開源節流”。在“節流”可能引起公職人員公憤的情況下，“開源”或許更好。因此，富人成為了法國政府的目標。
話題二
是不是“真公平”
“對於收入和資產徵收累進制的税賦，基本是國際慣例，因而‘富人税’也是無可厚非，重要的是如何設定標準、税額等。”
英國《金融時報》分析稱，“富人税”來勢洶洶，反映出西方社會日益擴張的仇富情緒。同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觀察到，西方社會的富人階層與其他社會羣體間的差距較上一代有顯著擴大。分析普遍認為，正是這種社會差距造成的不平等現象加深了民眾對富人的敵意。
那麼，徵收“富人税”，這種“劫富濟貧”的方式是不是“真公平”？
宋頌興：現如今全世界的貧富矛盾都比較突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財富的創造就主要依靠資本和技術，因此就會造成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局面。
事實上，對於“公平”一詞很難定義，公平是個相對的概念。從財富收入角度來看，當前社會的貧富差距的確很大，也存在創造財富機會、規則不平等的狀況。但從生產力過程來看，資金和技術的高付出者本應該獲得更多財富。
王丹青：北歐地區的高税負，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總體上促進了國內的和諧和經濟的穩定。徵收“富人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差距和矛盾。對於收入和資產徵收累進制的税賦，基本是國際慣例，因而“富人税”也是無可厚非，重要的是如何設定標準、税額等。
崔新生：是否公平，這就要看從何種角度去理解。站在貧困人羣的角度，他們肯定會同意，畢竟生活有了保障。但站在富人的角度，他們會發問：同樣對社會做出了貢獻，為什麼要對我們課以重税。
牛海鵬：站在富人階層的角度，確實不公平，也可能會產生“移民”等副作用。因為他們本就是依法獲得的財富，現在超額徵收，自然會引起不滿。
但税收的另一個功能是財富的再分配。站在另一個角度，如窮人一直處在“温飽線”以下，那從政府層面看，就不應該了。因此，徵收富人税，又有一定的合理性。
話題三
中國能否借鑑
“從經濟層面來看，目前中國還處於資本積累階段，財富向少數人匯聚是正常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財富在誰手中並不重要，資本使用更有效率才是關鍵。”
中國貧富懸殊仍在不斷擴大。今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公佈，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億萬富豪人數達到創紀錄的168位，相較於前一年的113名出現大幅提升。
與此同時，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一直低於經濟增速，因此不少人擔心2020年收入倍增目標可能落空。有觀點認為，收入倍增不僅僅取決於GDP的增長，如果中國GDP一年增長10%到15%，但收入結構不進行深層次改革，收入增速恐怕也不會加快。而要想讓收入真正落到老百姓腰包裏，國家必須在調控個人所得税方面下功夫，可以學習國外成熟經驗，例如法國推行的“富人税”。那麼，在您看來，中國是否也有必要開徵“富人税”？
宋頌興：中國還沒發展到這個階段，目前不適合開徵“富人税”。這主要基於兩方面原因：從思想層面來看，法國是現代民主的發源地，平等觀念根深蒂固。開徵“富人税”有一定的思想基礎。而從經濟層面來看，目前中國還處於資本積累階段，財富向少數人匯聚是正常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看來，財富在誰手中並不重要，資本使用更有效率才是關鍵。
王丹青：其實，個人所得税的徵收，以及房產税的推廣，都是財富再分配的手段。而“富人税”只是一個名稱而已，本質上還是增加高收入人羣的税賦比例。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説，重要的還是採取有效的手段，實現財富和個人收益的合理分配，僅從税賦角度入手無法真正實現這一目的。
崔新生：實際上，站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富人税或是必須的。中國貧富分化一直存在，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雖然官方未公佈基尼係數，但實際上已迴避不了這個問題了。但假如實施，也是有難度的。首先，中國不少富人階層，並沒有做到財富的完全透明化、公開化，甚至不少有所謂的“原罪”。其次，就社會層面看，富人掌握着更多的話語權，能否真正得到實施，都得打一個問號。更關鍵的是，中國的税制不完全合理，即使課以重税，能真正完全用到該用到的領域，真正解決貧富分化嗎？
牛海鵬：對於富人階層，首先，中國沒有明確的一個定義，到底擁有多少資產才算富人。其次，就算對富人徵税，那麼，如果他轉移財富怎麼辦？隱瞞灰色收入，又該怎麼計算？至少目前看，暫時不具備技術上和政策上的操作空間。
話題四
是否存“副作用”
“政府有關部門怎麼協調各方面利益，是不是能在已有的税收基礎上，對部分貢獻較大的人羣，減免相關税收。”
據報道，高達75%的富人税，使法國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的人們將要繳納三倍於以往的税金，很多企業老闆和公司經理表示，他們“正在經歷一場噩夢”。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會湧現“移民一族”？除此之外，徵收“富人税”還將面臨哪些困境？徵收“富人税”的真正意義在哪裏，這一税種是否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宋頌興：正如我上述所説，徵收“富人税”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一方面，會影響到工作效率。舉例來説，原本靠技術吃飯的人每年能賺到100萬歐元，現在因為税收問題，可能就不會再拼命工作，將收入保持在徵收“富人税”的標準線以下，這無疑會拖累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還可能湧現“轉移潮”，資本外流無法避免，事實上這種現象已經發生。
不過，相對而言，在法國徵收“富人税”對當地社會的震動不會太大。據瞭解，大多數法國人以公平觀念作為基本思想，同時愛國熱情也比較高漲，資本外流現象會少些。而如果這種方式被運用在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會更激烈。
王丹青：税賦的增長，一定會造成相關階層的“用腳投票“，而且也會降低相關階層的工作積極性。在我看來，徵收“富人税”的意義在於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而這也決定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如何徵收，包括對象、額度和標準等具體因素。
崔新生：副作用一定是有的。對於目前的環境，之前就有部分富人表達了不滿。一旦政府有關部門真的下發了文件，可能會讓更多的富人移民。但換個角度思考，富人並不是沒有貢獻，至少其所在的企業是納税大户，也能承擔社會責任。因此，政策的出台，要看有關部門如何協調各方面利益了。
牛海鵬：副作用不可能沒有。富人階層會想，我們不是沒有繳納個税，企業也不是沒有繳納營業税。關鍵在於，政府有關部門怎麼協調各方面利益，是不是能在已有的税收基礎上，對部分貢獻較大的人羣，減免相關税收。
話題五
如何緩解“税痛”
“應降低對中小企業的税收，減少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的税收，這樣才能造成公平的發展環境。”
中國當前的税收制度被民眾戲稱為“劫貧濟富”的逆調節。1994年以來，中國個人所得税法先後經歷了5次修訂。2011年，中國對個税法修改後，個税起徵點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納税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這就意味着有約6000萬人不需要繳納個税，只剩下約2400萬人繼續繳税。儘管提高了個税徵税起徵點，但對富人沒什麼影響。那麼，中國“税負”究竟高不高？是否有進一步調整的必要，又該如何調整？
宋頌興：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夠，財政對於税收的依賴非常重。隨着市場化程度的加深，這種依賴度會逐漸降低。
近年來，儘管政府在不斷地提高個税起徵點，但物價水平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漲，百姓仍深刻感受到税負之重。對於個税來説，提高起徵點是當務之急。與此同時，還可以增加税率幅度，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幅度的增加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此外，政府還應優先考慮削減企業税，創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環境，扶持企業發展。
總體來説，税收政策要以社會的基本穩定為前提，同時要保證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效率，對於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就要考驗政治家的智慧了。
王丹青：調查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高達0.61，相比全球0.44的平均水平，中國家庭的基尼係數明顯處於高位。實際上，工資性收入、勞動性收入並不是真正富人階層的收入來源，而更多的是資產型的收入。就税負水平來説，中國在全球處於較高的水平，合理的減税有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而調整的方向，還是真實有效地實現財富的再分配，有針對性地選擇徵税對象和徵税模式，促進社會的和諧。
崔新生：最關鍵的，不在於對富人課税，而是改變目前的税制結構，這才是最大的不公。未來，應降低對中小企業的税收，減少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的税收，這樣才能造成公平的發展環境。
牛海鵬：中國的税制需要進一步地完善和改革。首先，減免中小企業的賦税，讓他們更充分地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並避免受客觀條件的侵擾；其次，要讓間接税更多地變為直接税，降低普通人羣的消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