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北上廣高房價讓年輕人能否有張牀成問題
原標題：媒體稱北上廣高房價讓年輕人能否有張牀成問題
編者按
堅守還是逃離？正成為越來越多在“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打拼的年輕人面臨的一道選擇題。
當專家們還在從數據裏論證“逃離北上廣”是不是個偽命題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漲對他們發展空間的擠壓。為此，我們試圖以北京為樣本來探討這一現象。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全國房租價格已連漲42個月，北京市房租價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來連續52個月上漲。9月，北京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3.3%，其中房租同比上漲4.5%。
飛速上漲的房價，對許多打拼的年輕人來説，已經不是買不買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張牀的問題。居住成本的持續上漲引發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漲，讓“堅守”更加艱難，也讓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越發遙遠。
然而在我們看來，不管是在“北上廣”的地下室裏苦守打拼，還是在家鄉的辦公室裏安穩地喝茶，兩種選擇，無所謂高低。然而“北上廣”這些一線城市，如何對待奮鬥中的年輕人，其意義卻不尋常。
最近，北京市啓動了7萬套自住商品房供應規劃，儘管其對房價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是從中卻可以見到，一座城市在與高房價博弈時屢敗屢戰的堅持。
雖然從數據上分析，由於地區差異，人口向一線城市聚集的趨勢短期內不會逆轉，但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輕心。毫無疑問，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奮鬥中的年輕人的一張牀，那麼從長遠看，這座城市創新發展的動力勢必衰減，它的繁榮也難以走得更遠！
(一)魏雪明：“逆襲”後，更明白奮鬥含義
“拼了命、盡了興，你才知道青春是什麼”
幾乎每一個城市的火車站都有一個鐘樓。它們鎮守在積聚了擁擠人羣和複雜情緒的廣場，迎來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對鐘樓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聳立在那兒，一到整點，必會傳來一段悠揚的《東方紅》音樂和點點鐘聲。每天，有20萬人聽着這鐘聲，或邁入繁華的城市，或轉身離開、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車。
5年前，K602次列車載着22歲的魏雪明從山西來到北京。剛剛大學畢業的魏雪明在火車上顛簸了10個小時後站在了北京站廣場，除了手裏攥着的硬座車票，他幾乎一無所有。魏雪明對那個華燈初上的夜晚記憶猶新，“當你站在皇城腳下，來北京之前那種虛無縹緲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間崩塌了”。
5年之後，魏雪明寫出了自己的逆襲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畫書，購了房、買了車。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個睡地下室、乘末班車的經歷有多痛苦。如果不是憑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逐漸攀升的物價早就會逼他逃離北京。
剛來北京時，魏雪明運氣不錯，找到了一份廣告設計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輕氣盛的他很快就厭倦了，居然辭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進了地下室
無業無收入的日子總是能讓人感到現實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試圖找一份工作餬口。但情況並不盡如人意：同樣的設計工作，在北京工資能有4000元，但武漢只有1200元，還得試用6個月，試用期工資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帶上簡歷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結果一無所獲。於是，魏雪明又一次來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這一天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一下車，就決定要混出個樣子來。於是像廣告片中意氣風發的精英人士，舉着手機拍了一張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進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個月還“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個月租金300元的牀位。在那間不足10平米的房間內，擺放着4張上下鋪，住了8個人，中間有張小桌子，上面放些鍋碗瓢盆。“擠得有些走不動”。
房東有點“摳門兒”，六月酷暑，會把空調的遙控器藏起來，他們費力翻出後就開着空調睡着了，夜裏又忽然被熱醒，原來房東把空調的電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樣年輕。年紀最大的不到30歲，是一名廚師，發了工資就請大家吃飯。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裏十一二點，回來後，發現廚師做了飯，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經不記得廚師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飯，“都是素菜”，8個人坐在下鋪，圍着那張小桌子，吃了起來。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間時經常已是深夜。這樣的工作魏雪明並不喜歡，但即便是這樣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讓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個人長期沒有工作的感覺嗎？就像跟社會脱節了一樣。”魏雪明當時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簡歷，幾乎全部石沉大海。
“看到別人苦，其實自己也很苦”
魏雪明得到了一些面試機會，但卻難以逃脱“人家都看不上”的命運。學新聞的他想要找一份廣告設計類的工作，但由於不能很好地證明自己，大大小小的面試結局無一例外是被拒之門外。“怎麼就找不到工作呢？怎麼就沒人要我呢？”魏雪明很着急，他開始懷疑自己，“再小的公司只要給錢我都去。”
最後，一家只有4個人的公司向他拋來橄欖枝。工作的地方離魏雪明的家有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每天早上，魏雪明6點起牀，晚上要十一二點才下班，有時末班車都開走了，只能打車回家，車費七八十元，這意味着他一天的辛苦算是白乾了。在試用期那個月，魏雪明的薪水是2000元，平均下來，每天收入不足70元。
當時，即便沒有任何娛樂開銷，地下室的租金、伙食費、交通費等加在一起也壓得魏雪明喘不過氣，還得需要家裏每月贊助1000元。
魏雪明回憶道，在之後漫長的租房生涯中，房租的價格以平均每年200元的速度在上漲。即便如今已經買了自己的房子，他仍然租住在公司附近，每月房租1500元，而去年房租還是1300元。
地下室的日子尤其令他難忘，一條長長的走廊，拐來拐去，像迷宮一樣。魏雪明也不知道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他只是看到許多的“老夫妻、小夫妻”，他們有時會在走廊裏做飯，帶來一種飯菜的香味混合着地下室酸腐氣味的奇特嗅覺刺激。
後來魏雪明搬進了單間，房間裏只能放下一張單人牀。他把行李塞進牀鋪底下，一個半米長可摺疊的橘色小桌子搭在牀上。那個冬天，魏雪明穿着羽絨服蜷縮在棉被裏，那件羽絨服的領口因為長期缺乏清洗，已經由淺色變成黑色。
在被這個城市牢牢踩在腳下的地下室裏，最令魏雪明印象深刻的是隔壁的女孩。大概連續兩三天，魏雪明都能在凌晨1點左右“準時”聽到隔壁傳來的聲音“快來看啊，這邊打折！”因為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隔壁女孩的夢話就像在魏雪明耳邊喊一樣真切。他只在週末見過女孩幾次，她個子小小的，乾乾瘦瘦，端着盆子在水房裏洗衣服。“看到別人苦，其實自己也很苦，但不知道哪來的信心，我覺得自己不會在這裏待太久”。
成功的信念比石頭堅硬
也許是出於不安分的性格，魏雪明決定在北京創業，一邊在原來的公司裏上班，一邊琢磨着創業的事兒。因為從小就喜歡畫畫，他開始進入插畫行業。
魏雪明為創業做的第一件事是製作網站。“我發現行業內很少有自己公司的網站，大多是在博客上上傳作品。我想，既然是要做個公司，要長期發展，那就做個網站吧。”腦中冒出做網站的想法時，魏雪明對網頁製作一竅不通。他白天在公司下載教程，晚上回家邊學習邊實踐。有時魏雪明在深夜研究三四個小時怎麼做網站後，就到時間上班了。熬了3個晚上，終於把一個簡單的網站搭建出來了。但有一天實在太累，他睡着了，遲到了幾分鐘，被公司罰款100元。月末，他帶着打工這一個月賺的1900元和複雜的心情離開了。
2009年8月3日是魏雪明的生日，也是他拿着東拼西湊的1萬多元錢開始創業的日子。那天，他的生日願望非常簡單：“只要公司不在下一個生日時關門就好。”
他買了3台電腦，花了四五千元，在中關村附近租了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間。在一次交了4000元3個月的房租之後，魏雪明手裏只剩三四千元，剛好夠給兩位員工發工資。
魏雪明説他發小廣告最在行。靠着混進出版社的QQ羣裏打廣告，魏雪明接到了公司的第一筆務。這筆業務的收入只有5000元，但想把這5000元賺到手裏着實不易。對方反覆提出修改要求，“好像要讓你改上半年才滿意”。眼看第二個月要給員工發工資了，魏雪明身無分文，只能伸手找家人借了三四千元。“最窘迫的時候不是手裏沒錢，而是手裏一分錢沒有，還得給別人發工資”。
靠着發小廣告的“宣傳戰”，魏雪明的業務逐漸走上正軌。後來他又招聘了兩位員工，將公司搬到了南三環。創業那年年末，魏雪明的純利潤有三四萬元。
第二年春天，魏雪明的公司已經達到20個人左右的規模，但他很快就遭遇了一場目前為止最為徹底的打擊——公司的主管帶着全部主力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公司。
上週五剛剛發完工資，新一週的週一，魏雪明去上班，才發現辦公室空空如也，有個同事甚至還順便帶走了一個價值300元的繪圖板。魏雪明病倒了，想站都站不起來。
病好後，魏雪明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看到同齡的老鄉已經在老家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魏雪明有些懊惱。無意間，他在王府井圖書大廈看見一個小女孩正在看書，她身後的書架上，大部分圖書都是魏雪明的公司繪製的。這讓他信心大增。朋友在一次聚會時對他説，“慢慢來，錢不好掙。好掙的話，誰不都發財了？”一句簡單的話令失落的魏雪明重燃信心。
他將公司搬到不遠處的北京寶隆大廈，重整旗鼓。從地鐵站走到寶隆大廈要經過一條300米的狹窄小路。路旁有烤羊肉串和炸臭豆腐的小攤，路邊的電線杆上貼滿了房屋出租的廣告。路面坑坑窪窪，偶爾飛馳而過的汽車捲起嗆人的塵土。
馬路的另一頭是北京的新地王，今年7月3日，這個地塊以17.8億元的總價被拍出，溢價率30.2%，業內人士預計，未來該地塊打造的產品售價可能達到10萬元/平方米以上。
就在這條路上，魏雪明獨自蹬着三輪車，跑了三趟，一個人把整個公司搬到了地王身後的大樓。為了節省運費和組裝費，魏雪明一整晚都沒閤眼。但那時候，他內心成功的信念比石頭堅硬。
現在的魏雪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車子，一年純收入四五十萬元。但他依然“睜眼閉眼都是壓力”。為了支撐整個公司的運營，他一個月的支出有10萬元，員工的工資佔了絕大部分。此外，房租已由4000多元漲到7000多元，水電費1500多元，公司運行的成本逐年增加。
他在個人主頁上寫下：有人一輩子遭盡苦難，卻毫無意義，有人經歷磨難，卻最終站上了人生的巔峯，突然頓悟，受苦的價值，取決於為什麼而受苦。
就像魏雪明在自己的漫畫裏引用作家劉同的一句話一樣：不要臉、拼了命、盡了興，你才知道青春是什麼，不然那只是一段日子罷了。
(二) 姜軒：回到老家才有穩定生活
在北京工作了6年後，他仍舊選擇離開
天津人姜軒(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後，回到老家當起了公務員。
姜軒説自己是“風險厭惡型”，他預感到繼續在北京生活，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戰，所以懦弱地逃離了”。
2007年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後，姜軒開始在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務專員，到項目助理，再到項目主管，到最後辭職回家，姜軒始終覺得生活不能稱之為“穩定”。
“穩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穩定。”在北京，剛工作時，姜軒住着房租600元的學校單身教師宿舍，筒子樓，單間，一人住。四五年之後，屋子裏的一切都沒有變化，但這裏的租金卻已悄然翻番，達到1200元，而姜軒的收入卻遠沒有隨之翻番。他的主要開銷是房租、吃飯、社交、旅行。他説自己那時候的工資“不吃不喝一個月可以買一部16G的蘋果手機”。
姜軒也考慮過買房，但2008年時，已經“買不起”了，而結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間，但是狹窄的宿舍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所以就不穩定了”。
而且，姜軒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給他提了個醒。“我的一個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個在河北農村，一個在天津，是集體户口。朋友今年懷孕，需要辦理準生證，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證明，所以辦不下來。三地‘踢皮球’，就差一個章的事，誰都不給蓋。後來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辦下來了，卻又面臨户口問題。小生命下個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麼辦”。
“小朋友降生後的户口很麻煩，不能隨母親在天津落户，因為集體户口不能給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們夫婦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農村。所以要想辦法在天津買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以後孩子長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還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學？在北京，不知道政策會變成什麼樣；在天津，他們都不住在天津。所以，這個問題在未來幾年就會爆發。我作為一個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會有相似的問題，雖然京津兩地很近，但問題依然在。”姜軒説，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來的自己。
現在離開北京，這些問題就都消失了。在家裏，姜軒不用付房租，不用買菜做飯，收入雖比以前要少一點，但“開源無望，可以節流”。公務員的工作也為他提供了穩定的上升渠道。
(三) 劉佔傑：在北京太累了
10年後的今天，他仍是一無所有
快30歲的劉佔傑來北京10年了，他所有積蓄只有幾千元。
“我想回家，但我什麼都沒有，怎麼回去？”2003年，初中沒有讀完，劉佔傑就從老家河北來到北京打工。他做過保安、幹過物業、也給別人當過司機，現在的他處於無業狀態。
他説自己比月光族還“光”。
他在北京的房租已由最初的每月300多元漲到了1200元，加上水電費、網費，每月的支出超過1300元。他從來沒敢想過在北京買房。沒有户口、收入不穩定，他做過的工作大多收入在2000元上下。很多時候，家裏的支出還要依靠在北京當導遊的女朋友。
開車是劉佔傑的特長，但因為沒有户口和納税證明，他始終拿不到牌照。在老家，務農的父母一年的收入不過3000元。在他讀初一那年，為了交學費，父親從親戚那裏借了200元給他。
那是劉佔傑第一次自作主張，他把200元帶去學校又帶了回來。把錢還給父親，他決定不讀書了，去北京打工。來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物業，一個月收入1200元，因為單位包吃包住，他基本把工資全部攢下來了。
沒過多久，他去上海投奔朋友，找了一份羣眾演員的帶隊工作。他的任務是將羣眾演員帶到拍攝現場。“多的時候，一個月能賺八九千元。”當時劉佔傑在上海閔行區租了房子，房租只有180元，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五年，攢了七八萬元。
後來他又回到北京做起了保安，一個月2000元工資，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跑去幫別人開車，月薪3000元左右。隨着公司的消失，劉佔傑這個司機也失業了。現在的他，只能依靠之前攢下的錢艱難度日。
“在北京，太累了。”劉佔傑看了一眼屏幕已經碎了的海爾手機，喃喃地説。
(四) 3個月後，周晨陽逃回老家
北京太冷了，最孤獨的時候，是坐地鐵的時候
90後周晨陽在北京工作了3個月，就“逃”回老家浙江台州。
他説，北京太冷了。之後加上一句，“我指人”。
周晨陽在北京做了3個月的房屋中介，唯一介紹成功的那位客户評價他説，“跟油嘴滑舌的其他中介比，周晨陽很書生氣”。
他剛走出校園，從麗水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後，周晨陽來到了北京，直接走進一家中介公司，問道：“你們要人嗎？”
他留了下來，月薪1500元，加上中介費裏12%的提成。他在北京工作這三個月的全部收入是4500元的底薪，和唯一一單2000元中介費的12%，也就是240元。這4740元，並不足夠支付周晨陽在北京3個月的全部開銷。
“房租每月700元，一天吃飯要30元，一個月就要花費900元，3個月光房租和飯費就要4800元。”因為做房屋中介，周晨陽更能深切地體會到北京房租的上漲。去年7月他初到北京，上班第一天看的房源就是東直門民安小區的一套兩居室，他記得當時的租金是每月6000元。今年3月，已經回到家的周晨陽跟同事通電話，得知那套兩居室已經漲到每月7000多元。
談起在北京的工作，周晨陽很失落。唯一一次成功的業務，他總共帶着客户看了3次房子。看的第一套房子，因為沒找到鑰匙，進不去。“當時心裏特別緊張，怕被客户數落沒準備，但客户很隨和，説沒關係，看下一套。”第二套房子快拆遷了，但周晨陽和房東聊過，得知近幾年不會拆。“那裏雖然瓦礫成堆，但是很安靜，房間很寬敞，但是不夠安全”。
“第三次看房終於做成了我3個月以來的第一單。這位客户人很好，好溝通，沒架子，每次叫出來看房子也都很禮貌、很含蓄。但是很多客户不是這樣，他們會擺架子，也不在乎你的感受”。
之前，周晨陽有一個馬上就要成交的客户，對方是餐飲集團的老總，叫他的員工幫他找房子。那位員工年齡不大，好溝通，所以但凡有房源，周晨陽都會帶他去看，看了一個星期的房子，範圍越來越大，最終在國家展覽館附近找好了一套。員工電話通知老總，老總當時口頭承諾，員工説可以就沒問題。“我很開心，我想我可以開單了！”
但是第二天，老總一看那房子，就説不滿意。“當時業主也在場，老總沒説什麼難聽的，但是一回到他車裏，就開罵了。意思就是我把房間吹得很好，害得他上當。但我是和他的員工一起看的房呀，他員工是看到房子並且滿意了。因為是坐在他的車裏，我沒有回擊他。我也不善於與人針鋒相對，只是覺得很可氣，也很可笑”。
周晨陽説，在北京，最大的沮喪就是看不到未來，沒有歸屬感，沒有安全感，沒有人幫你，沒有人真心把你當朋友。最孤獨的時候，是坐地鐵的時候，雖然車廂裏都是人，但都是不相干的人。
“有一次，在地鐵裏碰到一個同事，我沒看見她，她拉了我一下，和我打招呼，我回頭那一刻，覺得特別親切，是意外的驚喜。”
早高峯最擁擠的地鐵車廂裏往往很安靜。人們低着頭，戴着耳機，車載電視裏發出清晰的聲音。人與人之間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詢問擋在前面的人：“下車嗎？”
地鐵駛進站台，趕着上班的人們從車門下來，像一個個黑色的點，迅速凝聚在有限的幾個出口前，變成一塊越來越濃郁和雜亂的黑色，緩慢地向前移動。
年輕的周晨陽受夠了這種生活，現在他回家開起了網店，和在北京的冷遇相比，周晨陽覺得現在在家的生活很自在。衣食無憂，有三五好友隨時傾訴聊天。
周晨陽最後總結了自己的人生哲學：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靠自己硬拼，選擇一個親人、朋友、同學都能使上勁兒的環境，一路互相扶持着走來，其實也是很温馨的。一個人在北京，看似了不起，甚至有點悲壯，實際上是不會做人，跟自己較勁。
(五) 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讓人幸福感降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楊舸説，從數據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廣”等大城市集中的趨勢。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記常住人口1961.2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萬人，增長44.5%。平均每年增加60.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8%。外來人口增長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京人員為704.5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來京人員增加447.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4.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0.6%。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這意味着，從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北京的外來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在今年初聯合發佈的數據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萬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來人口773.8萬人，增加31.6萬人。
“這是高於中小城市的增長水平的。由於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賴外來人口。”楊舸介紹。
楊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畢業後，她同樣面臨工作城市的選擇。“假設回到老家，只有省會的幾所高校可以任職；在北京，競爭多、機會多，有更多的科研機構、更好的職業發展平台。”
毫無疑問，大城市能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就業崗位，也能開拓視野、增長知識。楊舸説，“從一個簡單的數字就能看到北京的優勢，北京有多少電影院，三線的小城市又有多少電影院？此外，在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方面，大城市與小城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當然，當一個社會都在加緊腳步前進時，也會有人想把腳步慢下來，因此有人選擇‘逃離’北上廣。”楊舸認為，在一個陌生城市，外來人口容易被邊緣化，因此，人口的融合問題是研究的重點。“我們應該構建社會的安全網絡，這不僅包括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層面的。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完善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和條件，加強他們的社會參與，包括政治參與。”
“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角度來説，面對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發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他們的壓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導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進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騰籠換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
“但是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不同層次的勞動力，人口不是‘平白無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鄉結合部的零售業，並不需要太高端的勞動力，自然有適宜的人羣集聚在那兒，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這批人；又如北京的國貿，金融業發達，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進入。”
在楊舸看來，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必然面臨着生活成本上升的問題，“説起來有些殘酷，但這就像物種進化一樣，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
楊舸説，由於房地產價格的高企，我國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處在同一發展時期的其他國家上升得更明顯。房地產泡沫讓物價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許多”。儘管人們寄希望於政府對樓市的調控，以期達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樓市不存在泡沫，房價的上漲也是趨勢。“因為需求在增長，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廣集中”。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逃離北上廣”的現象不能被忽視。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
此前，由中宏保險與《理財週報》聯合發起的“中國中產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此次調查結果是通過對全國10個城市7萬餘名20~40歲中產收入人羣發放問卷統計所得。
調查結果顯示，重慶、四川、江蘇、福建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
中國就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來，二三線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北上廣”自身的薪金等優勢正逐漸減弱。
葛玉好説，年輕人應該冷靜分析自己與“北上廣”等大城市之間的關係和問題，“他們應該看到，除了‘北上廣’開出的超出二三線城市的可觀薪金外，也應該考慮所付出的隱性成本，高房租、高物價、婚後孩子入學等問題，都需要納入考慮範疇。另外，與父母親人的分離，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這種心理成本因距離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往往比一線城市的大學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