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新興經濟體面臨重新洗牌
2013年11月1日-2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聯合舉辦了以“增長、轉型、改革——未來10年的新興經濟體”為主題的“2013”新興經濟體智庫經濟政策對話暨第78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國家相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5個省市自治區，以及德國、俄羅斯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南非 、越南 、尼日利亞 、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土耳其等國家的官員和學者出席本次論壇。與會專家就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轉型、改革進行了深入研討。
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存在不確定性
1。新興經濟體正在遭受着經濟下行和通脹的雙重壓力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指出，隨着美國 、歐盟、日本三大經濟體不約而同開始走出困境，許多新興經濟體增速卻開始逐步放緩，不僅虛擬經濟飛流直下，實體經濟增速也一路回落，有的國家更是“增長失速、通脹失控、資本失助、波動失序、結構失衡”。比如，俄羅斯經濟增速連續6個季度下滑；印度經濟一季度增長4.8%，二季度增長4.4%，創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低；巴西經濟“滯脹”特徵明顯。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呈現“一升一降”的新趨勢，發達經濟體經濟總體回升，美國、歐盟、日本的經濟都實現了增長，同時新興經濟體正在遭受着經濟下行和通脹的雙重壓力。比如，美國、歐盟通脹率控制在2%左右，而俄羅斯的通脹率達到了7%，巴西達到6.5%，印度連續8個月在兩位數以上。另外，國際資本出現了“一出一進”的情況，國際資本開始大量的從新興經濟體流出，出現了資本市場失血的現象，資本流進發達經濟體。
巴西經濟學研究所經濟研究主任庫託指出，巴西經濟增長速度預計2013年約為1.5%，2014年也快不了多少。俄羅斯西北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柯尼亞金寧指出，俄羅斯在2010年走出困境，但是在2012年GDP增速又下滑，未來經濟增速可能會低於4%。
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經濟管理雜誌主編阮圖安指出，2009年至今，越南經濟增長率大概在5%左右，宏觀經濟出現了不穩定。
2。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有多方面的客觀原因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認為，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之所以放緩，一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所決定，所有的國家包括新興經濟體也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二是由外部發展環境所決定，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不振、市場不振，消費不振，造成依靠發達國家市場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三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自身出現問題，如印度長期的高逆差、俄羅斯貨幣貶值等；四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如中國就是這樣的。
3。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走勢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指出，今年出現自2008年以來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發達國家整體走出了困境，經濟全面復甦。有研究機構預測，今年美、日和西方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可能會達到60%。去年是一個拐點，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今年發生了逆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未來10年新興經濟發展趨勢有三種可能：一是包容共贏性發展。即發達經濟體國家恢復經濟增長，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總體略高於發達經濟體國家。二是經濟格局調整性發展。即在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依然緩慢增長，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總體保持相對較高增長速度。三是國際經濟發展格局逆轉性重構。即發達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恢復較高增速，而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第一種和第二種的可能性比較大，第三種的可能性比較小。
但是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長陳文敬認為，新興經濟體未來依然是世界經濟體發展的重要引擎。第一，從當前的形勢來看，儘管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但增長和復甦仍是主流。這就意味着市場在不斷擴大，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如果是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無疑會獲得新的市場。第二，增長是新興經濟體的主流。在新興經濟體中，有的增長快一點，有的增長慢一點，但是增長依然是新興經濟體的主流。第三，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大的趨勢並沒有沒有逆轉。儘管多哈回合談判受阻，但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並沒有止步，近三年半，區域貿易協定增加了113個，增長了24.5%。
印度尼西亞總統辦公室經濟事務特別副助理尤南託指出，2012年印度尼西亞在G20中增長得比較快，增長率為2%，有預計2030年，印度尼西亞將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增長面臨轉型的挑戰與機遇
1。新興經濟體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複雜變化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全球夥伴關係—新興經濟體”項目主任司嘉麗認為，新興經濟體面臨着兩方面的挑戰：一是西方工業化國家增長緩慢帶來的挑戰；二是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消極後果。
中國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指出，新興經濟體面臨着共同的兩大挑戰：一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經濟再平衡”舉措取得一定成效，新興國家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難度加大，經濟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隨着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很不穩定，加劇了金融風險。二是發達國家加快制定更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如美歐加快制定TPP、TTIP等高標準的自貿協定，新興國家將可能處於新的不利地位。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朗哈默爾指出，過去幾年，全世界都採用擴張性的財政，引發西方資本大規模的注入新興市場 ，而這些新興經濟體沒有進行有效的監管，使得這種資本流入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比如資本價格的上漲，貨幣的大幅升值，這對於很多依靠出口的新興經濟體家是場災難，導致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減速。2013年5月，隨着美國結束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出現資本的外逃，導致了資本市場振盪。
陳文玲認為，新興經濟體自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一是發達國家集體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向貨幣注水，導致了全球性貨幣氾濫，引發一系列的資本市場動盪、股市動盪。二是發達經濟體整體上的高負債，沒有限度的負債。美國的負債率早已超過了16.4萬億美元，佔GDP的總量早已超過了100%。日本的已經達到了GDP的243%。三是貿易保護主義、區域主義的趨勢在加劇。
2。新興經濟體轉型面臨多方面的挑戰
彭森認為，新興經濟體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外部需求萎縮或變化，內部需求增長動力不足，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產能嚴重過剩，債務和金融風險正在積聚，通貨膨脹更是長期面對的壓力。各國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已走到極限，本身不可持續。
尹中卿指出，新興經濟體經濟轉型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股市暴跌。最典型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8月16日之後，在6個交易日內，泰國股市下跌8.81%，菲律賓下跌7.1%，越南下跌4.75%，馬來西亞下跌4.58%，創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長連續下跌記錄。二是本幣貶值。5月至8月，亞洲最主要的12種貨幣除日元、人民幣和港元外全線貶值，其中印度盧比下跌11%、馬來西亞林吉特下跌8.8%、菲律賓比索下跌6.5%、泰銖下跌6%、印尼盾下跌5.7%。三是資本逃離。今年二季度以來，國際資本開始大規模流出新興市場。僅7月份通過交易所基金流入美國的資金量就高達320億美元。
柯尼亞金寧指出，未來5年俄羅斯要處理三方面的挑戰：一是貨幣需求量減少；二是國際競爭環境惡化，貿易伙伴經濟狀況不好；三是適齡工作人口減少。
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國治理與體系研究部負責人梅洛認為，巴西消費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已行不通了：一是借債越來越高，債務的違約率在上升；二是政府用於刺激消費的措施變得效率低下；三是就業率比較高，失業人口比較少；四是生產率上升速度很慢，國內一些生產需求無法得到擴張，主要通過進口來滿足；五是通貨膨脹加劇，貨幣出現貶值；六是貿易收支平衡的惡化。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富德指出，印度經濟結構的調整面臨四大限制：一是需要充足的基礎設施；二是財政赤字居高不下，財政赤字佔GDP比例從2007-2008年的4%上升到2008-2009年的8.5%和2009-2010年的9.7%；三是缺乏先進的技術，農業技術、製造業技術相對落後；四是需要土地改革。
阮圖安指出，越南經濟增長面臨諸多矛盾。一是通脹率過高。2008年通貨膨脹率幾乎達到了20%，2010年為18%。二是利率大幅波動，公共債務不斷上升。三是政府通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但是投資效率不高，投資效率遠遠低於經濟增長速度。四是銀行業很脆弱，經濟增長主要靠銀行支持。
3。未來10年新興經濟體也面臨發展機遇
陳文敬指出，新興經濟體經濟轉型面臨三大機遇：第一，以亞洲為中心的新興力量的崛起，將會影響未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格局。很多人預測中印兩個大國未來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力量，世界十強中有六個國家在亞洲；第二，金磚國家內部合作發展的潛力巨大。包括金融合作、貨幣、能源、經濟技術和雙邊貿易，金磚國家成員人口也佔世界人口總額的4%以上；第三，要搭建對話的平台以推動合作，要儘快達成一些共識；第四，新興經濟體互補性很強。有的有資源、有的有技術、有的有市場，互補性很強。
新興經濟體增長轉型重在推進結構性改革
1。關鍵在於經濟結構調整
彭森認為，新興經濟體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重點從出口主導轉向內需主導，從加工型轉向創新型。新興經濟體作為世界經濟的一極，必須加快轉型發展與改革創新，着力推動世界治理結構重塑和國際分工調整。
梅洛指出，巴西有必要改變增長模式，過去依靠家庭消費，現在有必要轉向投資驅動的模式，這跟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巴西投資佔GDP的比重非常低，政府應提高比重，但並不意味着要減少家庭消費。同時，巴西需要結構性的改革，一是解決社會保障欠賬；二是改革税收體制。
阮圖安指出，越南要分三步重組經濟，首先是控制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縮緊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銀行信貸擴張的上限，減少非生產性的投資。其次是改變機制，引入新的增長模式。加強外向型經濟，包括吸引外資，把國內產業與國際產業更加深入的融合。最後是進行制度變革。高層政治領導需要有制度變革的意願，比如資源分配、控制權力濫用、向地方政府放權、改善國有企業治理，加強金融系統監管，改進法治等。
2。加快金融改革，構築金融安全網
尹中卿指出，應當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着力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共同應對金融動盪與經濟下行的挑戰。新興經濟體要合作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推動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增加貸款能力，儘快落實《巴塞爾協議Ⅲ》，進一步加強區域金融安全網建設，不斷增強應對金融動盪的能力，促進和保持國際金融穩定。
倪紅日認為，一方面要保持本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提高國內經濟實體吸引國際資本的實力，生產貨物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場方面要建立既能“通風換氣”又能“防塵隔音”的先進的窗户，不能讓國際貨幣在不加控制的情況下，直接流入或流出國內的金融市場。
朗哈默爾指出，新興經濟體唯一的選擇是確定內部或者是外部市場，而非兩者的結合。在資本賬户自由化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應對過早開放短期的資本市場“三思而後行”，因為這種短期的資本流動波動性非常強。為此，新興市場應該在貨幣政策領域加大協調的力度。
尤南託指出，為了取得高質量經濟增長，印度尼西亞需要協調政策，加強政府的作用，促進金融體制改革，降低税收，促進研發，促進金融發展。
更深刻的在於發展理念的轉變
1。重新思考增長理念，應該成為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各個經濟體的廣泛共識
司嘉麗指出，以GDP為中心的增長模式並不能夠帶來一個好的社會，因為這種增長沒有考慮環境和社會。應該重新思考傳統的以GDP為中心的增長模式，包容性綠色增長是一個比較理念目標。比如中國已經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德國提出了社會生態市場經濟的理念，20國集團也認識到綠色增長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改變主要按照GDP標準劃分經濟體。龍永圖認為，過去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分類主要是按照GDP總量和人均GDP水平來劃分的，現在必須改變觀念，重新考慮分類問題。如果長期抱着一種僵化的思維，按照過去幾十年GDP掛帥的觀念來對國家分類，不可能解決發展的問題。實際上現在所有的國家包括髮達國家都在面臨增長、轉型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只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要考慮綠色發達國家，綠色發展中國家，有些國家GDP很低，但是社會很公平，一切都是綠色的狀態。
深圳大學副校長陶一桃認為，GDP不是一個壞東西，儘管單憑GDP不能夠保證一個國家人民普遍享有福祉，或者獲得公平的幸福。但是沒有GDP國家就沒有發展所需要的最基本東西，關鍵就是GDP是怎樣獲得的，以及國家給GDP賦予的價值判斷標準。所謂GDP是怎樣獲得的，過去的三十多年來，在“為發展而發展”的情況下，以更多的消耗來創造財富，帶來環境問題，給GDP加上了其他的價值判斷和標準。在相當長時期內，包括現在GDP依然成為政績的評判標準，當GDP不是與城市居民人民生活福祉聯在一起，而成為官員的政績評判標準的時候，很多實質的意義就會失去。
3。新興經濟體的復甦之路漫長，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副處長邊學平指出，今年4月IMF預測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前景會變好，但10月份IMF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裏面卻稱世界經濟進入了新的轉型期，新興經濟體的問題比較多，世界經濟增長點從新興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在不到半年時間內，IMF對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作出很大差別的判斷值得關注。雖然新興經濟體現在出現了一些困難，包括前段時間出現的金融波動問題，但新興經濟體已經意識到自身的問題。只有新興經濟體對自己保持信心，才能增強國際社會對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