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工業董事長談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問題

10月26日，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林左鳴受邀在“2013浦江創新論壇”上作了題為《創新驅動：市場機制與企業家精神》的演講，引起了廣泛反響，多家媒體進行了採訪報道。其中，個別媒體在報道中摘錄部分演講內容作為標題，未能全面、準確地反映演講者的核心觀點。為進一步闡釋演講中提及的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等重要問題，本報對林左鳴董事長進行了專訪。

公有制企業不等同於政府，非公有制企業也不等同於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都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記者：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公有制企業就等同於政府，私有制企業就等同於市場，因此熱衷於在國企、民企的進退問題上做文章，甚至將國企與民企對立起來，認為要健全和完善市場機制，弘揚企業家精神，就要讓國有企業退出市場，對此您怎麼看？

林左鳴：公有制企業不等同於政府，非公有制企業也不等同於市場，目前社會上有這樣的觀點，好像只要發展了非公有制經濟，完全私有化了，就是市場經濟;要健全完善市場機制，弘揚企業家精神就應該讓公有制的國有企業退出市場競爭，這是完全錯誤的，也是有些人陷入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誤區的結果。毫無疑問，持有這樣的觀點是背離國情的，無視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在國家進一步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重要作用;同時也不符合我國憲法關於“兩個不動搖”的規定，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那麼，這個錯誤觀點的根源是什麼呢？我認為就是把公有制等同於政府，其背後隱藏着一個邏輯，即政府通過直接干預經濟，實現國有企業壟斷，從而使資源不能優化配置。這其實是對國有企業運行本質的一個重大誤解。實際上，為了更好更快發展，國有企業更希望能完善市場機制。當前對於民營企業而言，除了一些行業准入的問題沒有很好解決以外，在企業微觀經營層面已經沒有什麼“緊箍咒”，完全可以按照市場的要求，按照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來獨立進行經營管理。相較而言，國有企業這些問題解決得還不是很好，還不能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來運行，並且近些年來存在着越來越被捆住手腳的危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國有企業在今天比民營企業更加呼喚市場機制的改革完善。事實上，那種把公有制企業和政府畫等號，把非公有制企業和市場畫等號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不但在中國是錯誤的，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是錯誤的。在歐洲就有很多國有企業，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更是如此，比如空中客車、英國石油、法國賽峯、法國達索等企業，政府都持有較大比例股份。即便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很多關係國計民生的企業也都被美國的主權基金控制，成為“準國有企業”。以美國現代軍工企業為例，美國政府從來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通過調整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引導軍工企業發展，困難時扶持，“偏軌”時剎車。典型的就是1993年被西方世界軍工行業稱之為“最後的晚餐”之後的整合，在政府主導下，美國主要軍工供應商從上世紀80年代的50多個，整合成到2002年只有5個高度集中的跨軍種、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即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門、雷神和通用動力。特別是發展到現在，各類軍工企業的大股東由機構投資者和養老基金等國家色彩明顯的主權基金控股後，實際上也已經是一種“準國有企業”。

在廣義虛擬經濟時代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要實現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政府與市場之間必須實行“分享制”

記者：在您的演講中提到，我國曆史上長期實行集權體制，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主要作用，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較早就實現所有資源要素都由市場來配置。在您看來，新時期我國的政府和市場之間應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林左鳴：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集權型政府後，2000多年來的歷史基本都實行中央集權式的管理，這是事實。我們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不能認為過去中央集權式的管理，使得現代形式的創新不容易產生，就否定它的歷史作用。歷史上，這種國家治理方式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萬里長城、南北大運河等劃時代的巨大工程，都是在這種體制下幹成的。反過來，如果不實行中央集權，反而會導致內部的混亂、內戰，直至國家土崩瓦解、四分五裂，最終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這樣的例子很多。譬如，儘管清朝滅亡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是清末推行的憲政改革，放棄集權統治，應該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消亡的過程，也説明這樣的改革是不成功的。

應該説，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實行集權式的管理功不可沒，能在以物質財富為主的時代，實現政府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只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特別是在當前進入廣義虛擬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財富更多地體現為非物質的，而不僅是物質的。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政府難以對非物化的財富有效配置，當其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力量時，就使得社會資源配置不能達到最優，從而帶來了新的矛盾。即市場要成為配置資源的主體，但由於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下，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範圍過大、內容過多，使得包括越來越多非物質財富在內的全要素市場難以形成，如金融業中的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等。因此，對於物化的財富，政府容易配置，也容易計劃，但非物化的財富則要更多地依靠市場自己的自組織機制來調節。

至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較早就實現了所有資源要素都由市場來配置的問題，要從政府與市場關係形式的歷史來理解。西方國家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分贓制”，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他們像海盜一樣向海外擴張，大力拓展殖民地，大肆掠奪全球財富，甚至通過種族屠殺來掠奪財富，曾經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就是典型代表，其東印度公司就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掠奪的工具。它把印度產的鴉片強行賣到中國，換取絲綢、茶葉、瓷器等等，在此過程中，政府只需坐而“分贓”。在西方殖民擴張的年代，中國深受其害，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對處在農耕文明時代下的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分配製”，因為當時財富主要是物質的，而當時中國又不鼓勵搞殖民地掠奪，鄭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就是要把好東西送給別人，以宣示大明帝國的天威浩蕩。到後期甚至奉行長期的禁海政策，閉關自守。在這個階段，政府控制一部分財富，其他的就交給市場，有時候政府多一點，有時候政府少一點，政府太多了可能影響到生產力發展，就要退一點;但退太多了也會影響生產力發展，那政府就會進一點，整個社會經濟就在政府和市場的進退之間，來實現資源的配置。

但在廣義虛擬經濟時代，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我們既不能保留“分配製”也不可能走到“分贓制”，而要在新的層面上實現“分享制”，也就是説政府要超脱於市場之上，把更多的資源要素讓市場來配置，政府通過一些外源信息來調整市場，使其不出現大的“熵增”以至於最後熱聚、壞死就行了。從廣義虛擬經濟的視角看，很多財富不是物質的，而是非物質的，因此傳統經濟學和資源的“稀缺性”被打破了，這意味着財富的蛋糕可能是無限大，因為心理需求可能是無限大的，從而虛擬價值也是無限大的。這種情況下，我們改革的方向就是實行政府與市場的“分享制”，共同實現市場之中物化資源和非物化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中央決定精簡政府審批，放開行業准入通道，推動形成以市場為主的資源配置體系是符合發展規律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互為外源信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能夠實現“容介態”進化發展

記者：您提出了廣義虛擬經濟的“二元價值容介態”理論，對於私有制與公有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關係與作用，如何用您的理論來解讀？

林左鳴：按照“容介態”理論，非公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是一定能夠實現“二元價值容介態”的，能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不是否定或排斥任何一方。歷史上，我們大搞人民公社的時候，曾經實行過徹底的公有制，結果造成大災荒，電影《周總理的四個晝夜》表現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搞大集體、吃大鍋飯，居家吃飯過日子，都要在公共食堂裏解決，最後弄得民不聊生，連樹葉幾乎都被吃光了。當然，徹底的私有化在中國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在封建社會時代，鐵、鹽等重要資源都實行官辦。實際上，在古代中國徹底的私有化意味着無政府主義，將導致社會大混亂，甚至國家戰亂、諸侯割據。因此，我國在新形勢下的改革，既不能像改革開放之前那樣消滅所有的私有制，也不能完全消除公有制，這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而要遵循“容介態”的原理，公私兼具、共存發展。

實際上，作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要表現形式，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本身就可以實現“容介態”，通過互為外源信息源，實現互動發展。當前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還沒到位，政企分開尚未完全實現，使得一些國有企業變成“二政府”，他們一方面要承擔企業的責任，接受經營業績考核;另一方面要承擔“二政府”職能，承擔很多不應承擔的社會職能，甚至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被要求“黨政機關化”，企業員工的言行也要“公務員化”，這其中有些是合理的，如堅持黨的領導、廉潔自律等，但也有不少是不利於企業真正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的。為此，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員工也感到很苦惱。從某種意義上説，國有企業在競爭當中已經出現了和民營企業不公平的問題。比如企業經營者的薪酬問題，一直受到社會上的壓力，認為國有企業就等同於政府，所以薪酬不應該與市場接軌，結果降低了國有企業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因為商業有商業的規矩，市場有市場的準則，完全按黨政機關的要求來規範國有企業的行為不一定合理，不利於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我認為這也是我國下一步改革的重點。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相比還有一個重要的優勢，我國民企在管理上一般奉行“強人”路線，而國企在管理上則大多實行“精英”路線。民企的創始人一般都很“強勢”，當然也能夠引領企業發展，但是當創始人退休離任後，往往面臨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是常説的接班人問題。而國企實行“精英”路線，通過打造一支優秀團隊來經營，更容易使員工有歸宿感和實現自身價值。因此，國有企業也更加具有基業長青的基礎。以我們中航工業為例，我們通過設立個專業領域、各層級的技術專家，評選“中青年優秀領軍人才”，推出“每週一星”等形式，來突出在各個層面的精英人才，並在社會媒體上進行廣泛宣傳，以提高整個團隊的影響力。而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我們往往只認識其老闆一個人，並不瞭解團隊中的精英人才。實際上，如果國有企業在管理中出現“強人”路線，往往會出現腐敗，這已被很多企業的運營實踐所證實。在廣義虛擬經濟時代，提倡人本經濟就要更加尊重人的自我發展，國企的“精英”路線也許更有生命力和活力，因為這種管理方式，使得更多的人能在企業發展中更好地體現出自己的價值，再加上國企內部分配更加透明性，將吸引更多的精英人士加盟國企，使得國企能夠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全球金融危機已經證明西方傳統經濟學出現了問題，在廣義虛擬經濟時代，如果還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來推動和評判改革，是一定會犯錯誤的

記者：很多人從傳統經濟學理論出發，認為我國的改革方向是實現國企的完全私有化，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林左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歸根到底還是經濟理論出了問題，但有些人還是死死抱着傳統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今天的改革走勢，是一定要犯錯誤的。當今時代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財富不僅有物質的還有非物質的，不僅有硬的財富還有軟的財富。歷史已經證明，如果財富是以物質的或硬的為主，那麼搞計劃經濟也有可能實現短暫成功，用“看得見的手”來配置資源，也可能達到有效配置。但是在以心理需求和虛擬價值為主的經濟體系裏，財富主要體現為非物質的或軟的，這個時候要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就必須讓市場去充分發揮自組織功能。所以，在廣義虛擬經濟時代，只有市場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在這種經濟體系中，簡單地把國有企業等同於政府、把國有企業當作政府的附屬，不管其出發點是要瓦解還是要維護國有企業，都是錯誤的。國有企業也是企業的一種形式，必須在市場機制下平等的參與競爭。

記者：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擠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採訪，您的這些思考與研究，為我們理解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公有制與私有制等這些複雜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相信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也能產生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