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安倍軍事學” ：個人黷武色彩安保戰略
原題：起底“安倍軍事學”
在經過一系列精心運作後，安倍將成為最有權勢的日本首相，這也即意味着最危險的日本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打着“積極和平主義”旗號推行“安倍軍事學”，企圖從根子上改變二戰以後的日本安保政策。為達成這一野心，安倍在國內外反覆渲染“中國威脅”製造假想敵，甚至主動挑釁，推高緊張。
以“安倍經濟學”包裝的安倍政府經濟政策已為世人所熟知。同理，“安倍軍事學”也有“三支箭”，一把“弓”，一個“司令塔”。這三支箭分別是：“積極和平主義”，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新國家安保戰略。而把三支箭搭在一起的“弓”就是行使集體自衞權。“安倍軍事學”的“司令塔”則是直接對安倍本人負責的新設權力中樞“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即模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架構的日本版NSC。
“積極和平主義”畫皮下的**攻擊性外交安保理念
今年9月25日，安倍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美國保守智庫哈得孫研究所公開披露了“積極和平主義”。兩天後的聯合國大會上，安倍再次面向各國領導人拋出“積極和平主義”，稱之為日本外交和安保的基本理念。從兩次演講內容可知，安倍所倡“積極和平主義”的內在邏輯是：中國威脅上升，日本需要為地區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為此需要行使集體自衞權。可以説，“積極和平主義”實際是一套攻擊性的外交安保理念。
耐人尋味的是，安倍口中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文版和英文版語境出入很大。安倍在哈得孫研究所用英語發表的演講中，不是用國際政治學術語“positive peace”來指稱“積極和平主義”，而是用了“proactivecontributortopeace”，直譯成日文是“身先士卒的和平貢獻者”。而“proactive”一詞在軍事學術語中帶有“先發制人”的語義。由此，英語主流的國際輿論根據安倍演講的語境，將“積極和平”視為日本將允許行使集體自衞權甚至先發制人發起軍事打擊。
安倍口中“積極和平主義”的畫皮馬上被日本內外有識之士揭穿。札幌學院大學國際政治學者坪井主税指出，安倍篡改了國際政治學中“積極和平主義”的原義。1942年，美國社會學家昆西·萊特在《戰爭研究》一書中提出“積極和平”與“消極和平”概念。後來，挪威和平研究學者約翰·加爾通發展了昆西·萊特的概念，將“消極和平”定義為“非戰爭狀態”，“積極和平”則不僅沒有戰爭，也意味着消除了貧困、剝削、歧視等結構性暴力的狀態。
近現代歷史上，打着“和平”旗號發動的戰爭屢見不鮮。上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以來，日本國內一些保守學者和團體借用“積極和平主義”一詞，重新為自衞隊走出國門進行理論武裝。2009年，與安倍關係密切的日本保守智庫“日本國際論壇”發表題為《積極和平主義與日美同盟》的政策建言，稱“積極和平主義”是日美同盟的必然要求，“為維持日美同盟，必須允許行使集體自衞權”。《每日新聞》政治部記者古本陽莊認為，從安倍的相關發言看，其“積極和平主義”不會滿足於積極參與國際維和，他頭腦中所設想的是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來行使集體自衞權。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安倍毫不掩飾地將“積極和平主義”的運用對象指向中國。近期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中，安倍赤裸裸地表示，日本要在亞太安全方面發揮領導作用，日本在亞洲能做的“重要貢獻”就是帶頭制衡中國。
貫徹安倍個人黷武色彩的**國家安保戰略
在“積極和平主義”的先導下，展現“安倍軍事學”肌肉的日本新的國家安保戰略浮出了水面。
10月下旬，安倍私設安保政策諮詢機構“安全保障與防衞力懇談會”提交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概要報告。安倍內閣將於12月通過這份報告，從而畫出日本未來安保和軍事政策的大方向。
這份報告要點包括：1.基於“積極和平主義”，日本安保戰略目標是“確保日本安全，強化必要抑制力，排除直接侵犯，使損害最小化”；2.安保政策主要課題包括海上航行安全，應對太空和網絡攻擊，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彈道導彈和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等；3.對中國影響力增大、朝鮮軍力的增強與挑釁行為表示擔心；4.強化日本外交防衞相關情報網；5.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擴大與外國的防衞裝備和技術合作；6.培育國民的愛國心。
“安全保障與防衞力懇談會” 有8名成員，任務除制定作為日本外交安保中長期基本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外，還將探討修改防衞計劃大綱的方向。與此密切關聯的安倍私設政策諮詢機構還有：10人組成的“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有識之士會議”，旨在構築日本版NSC的框架和運作模式；14人組成的“安全保障法律基礎再構築懇談會”，向安倍建議如何從法理上突破憲法限制，解禁集體自衞權。
從名單看，這些政策諮詢機構成員幾乎囊括日本學界、商界、軍界、言論界的代表性保守派要人，不是安倍心腹就是御用學者，他們長期與安倍聲氣相通。
通過這種“假公濟私”的方式，安倍撇開了內閣、自民黨、國會的正常政策探討渠道和程序，直接授意沒有法律效力的私設諮詢機構架構“安倍軍事學”理論和實踐體系，然後通過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的方式，將個人意志轉化為了國家意志和政府決策。
這些安倍御用機構探討課題的敏感性和危險性從下面具體事例中可知。10月16日，在“安全保障法律基礎再構築懇談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灰色地帶”現象之一，即外國潛水艇進入日本領海徘徊時日本如何應對。根據日本現行法律，自衞隊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行使相當於警察執法權的“海上警備行動”，而不能行使“防衞出動”權利。根據會議紀要，“懇談會”探討的可能選擇之一是自衞隊在不傷及對方潛水艇的範圍投放反潛炸彈威嚇。
從種種動向看，日本今後計劃通過修改相關法律，加強自衞隊與警察、海保協調，改善海陸空自衞隊綜合運用，加強日美軍事合作來處置“灰色地帶”可能事態。正如《朝日新聞》社論指出的，安倍的國家安保戰略軍事色彩突出，與日本戰後遠離紛爭、非軍事手段打造和平的道路迥異，不得不説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日美同盟掩護下的自主軍備擴張
安倍所倡“積極和平主義”、自主防衞、行使集體自衞權都扯出一張共同的虎皮，即強化日美同盟，特別是同盟的軍事色彩。
10月3日，日美安保磋商委員會(“2+2”會議)在東京外務省飯倉公館舉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説，雙方將着手修改1997年制定的日美防衞合作指針，兩國將在太空和網絡空間等新戰略領域進行合作。此外，美方對日本修改關於行使集體自衞權的憲法解釋、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增加防衞預算等動作“表示歡迎”。
日美防衞合作指針規定了當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或周邊有事時，自衞隊與美軍各自承擔的義務。該指針最早制定於1978年冷戰時代，當時日美防衞合作功能界定為“防衞日本”和“維護遠東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對象指向前蘇聯。冷戰後，日美防衞合作側重於“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1997年，兩國首次修改日美防衞合作指針。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法案》《自衞隊法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勞役相互提供協定修改案》等一系列“有事法制”，重新調整和明確日美兩國軍事力量的各自角色和分工。
日本媒體指出，日美防衞指針的最新修改指向，與安倍力主的修憲和升格自衞隊為國防軍實為一體。
日本立命館大學客座教授、前駐華公使宮家邦彥曾在外務省從事日美安保事務長達10年之久。他解讀説，這次“2+2”會議成果之大為近年所罕見，聯合聲明不僅暗示了對中國的高度戒備，開拓了太空、網絡等日美安保合作新領域，還為日本自衞隊下一步引入美軍高性能武器開闢了道路，如“魚鷹”旋翼運輸機、F35B下一代戰鬥機、最新反潛預警機P8，無人偵察機“全球鷹”。
“即便美軍今後把重心放回中東，東亞也有必要具備足夠抑制力。”宮家邦彥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載體的安倍“軍事獨裁”政權成形
“安倍軍事學”三支箭在完成理論武裝和法理架構後，需要組織體系來運作，擬設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正是“安倍軍事學”的“司令塔”。通過這一機構，日本的外交、防衞、情報、人力資源將高度集中到安倍為核心的首相官邸。安倍將成為最有權勢的日本首相，這也即意味着最危險的日本首相。
11月6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國家安全保障特別委員會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相關法案》。預計很快將在參議院審議通過後正式生效。
據日本媒體披露，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議事方式以4大臣會議(首相、內閣官房長官、外相、防相)為主，9大臣會議(另加財相、法相等)、緊急大臣會議為輔。日常事務部門為“國家安全保障局”，下設(1)綜合、(2)同盟·友好國家、(3)中國·北朝鮮、(4)其他(中東等)、(5)戰略、(6)情報共6個部門，規模在50人以上。其中，防衞省出身的幹部將擔任綜合、戰略、其他3個部門負責人；同盟·友好國家、中國·北朝鮮兩個部門負責人由外務省幹部擔任；情報部門由警察廳官員擔任。
與首相集權態勢相配套，安倍政府還向國會提出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和《公務員制度改革法》。《特定秘密保護法》將使日本媒體和民眾難以監督安倍政策的暴走；而公務員改革將從中央省廳的主要人事權收攏到首相官邸也即安倍手中，營造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氛，使得各級官僚對安倍的政策不敢提出異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倍為順利通過行使集體自衞權，撤換了對修改相關法律解釋態度消極的原內閣法制局長官，換上了與自己想法一致的前外務省高官。
《日刊現代》雜誌評論，一系列人事變動後，霞關(日本中央政府部門所在地)因此戰戰兢兢，安倍的恐怖、獨裁政治拉開了序幕。
11月7日，日本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相關法案》後，立即開始審議《特定秘密保護法》。這兩個法律意味着安倍政權在通往軍事大國之路上開始起跑。(馮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