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的能力抵得上20個陸軍師

“我身上唯一和東方有關的是我的臉孔”，這是宋美齡的自述。由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所著的《宋美齡傳》一書中，有很多未曾公開的第一手資料。宋美齡在大學時期的好友埃瑪·米爾斯與宋美齡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齡在信中常會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於後來她曾要求米爾斯銷燬一些私人信件。作者還從美國各大圖書館尋找到一些美國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資料最豐富的是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那裏有宋子文後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齡，直到2004年時才被公開。《宋美齡傳》中引述了許多宋子文與宋美齡之間的電報原稿，讓讀者對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有更為詳盡的瞭解。

回到上海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向好友埃瑪建議該結婚，又説她本人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彷彿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麼好期待的？”埃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不夠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對人生、愛情和責任的看法，向埃瑪訴説：“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也有過類似你遇上的經驗，只是，我很確定我要什麼，可是上帝卻不願給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對自己有最大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發現新點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埃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齡回信説：“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説：

……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當然，這樣做很難，因為幾乎沒有例外，男人對女孩動了心，他就變得感情用事……愛情的組成裏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噁心。譬如説，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麼噁心地瞪着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只是厭惡其中的若干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埃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説我訂婚了。”又説，她的朋友們不確定(我的訂婚對象)是誰，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訂了婚。最好玩的是，這些男人沒人出來否認或承認這個謠言。我可慘了，因為母親當然認為我一定做了什麼，才會引來這些謠言。過去一個月她不准我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由於她告訴我不準任何人找我，我幾乎願意出於報復心理，乾脆訂婚算了，其實我也曉得，這完全是孩子氣的態度。她擔心死了，因為過去一個月我似乎發瘋地滿城遊蕩。其實，我無聊透了。我甚至有一兩次沒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為……我覺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點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個舊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現，令她頗為得意。不過，宋夫人因他已離過婚，並不贊同他們來往。她説：

他已經和以前不一樣，現在是個男人不再是倔強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實説，我無聊極了。我懇求母親讓我出外做事。義務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報紙願給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着告訴你，如果我接受了，家裏一定震怒，我一定經受不了那紛擾，尤其是天朝大國之民的笨腦袋瓜裏，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並不會傷風敗俗這個觀念……真是可恨啊！我認為我如果能夠放手做，一定會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裏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儘管美齡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還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關切……遠非語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絕了。

美齡一向喜愛閲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韋爾斯利學院唸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埃瑪，韋爾斯的《歷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嫺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志當作家的埃瑪説：“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説，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説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煉！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麼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羣”。三個星期後，她説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瞭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瞭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説：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准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麼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只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們從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麼嚴格———或者説，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鉅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説：“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贊成跳舞，也不贊成南方衞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下一次舞會美齡受邀參加，宋夫人要她保證不跳舞。美齡告訴埃瑪：“我本來決定不跳舞，但是當她要我保證，我氣得頂撞她：我一定會跳舞，而且還要跳個不停。她氣急敗壞，最後我服軟了，答應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絕對不在中國跳舞！請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國，我就跳個不停！”

隔了幾個月，美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願———但是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埃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慶齡和慶齡的丈夫孫中山。孫中山制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與北京對抗；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埃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麼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説：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非常喜歡他，他也非常喜歡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個朋友家認識他，雖然我們只同船三天，卻成為很好的朋友。到達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儘管我離家已經三個星期，因為船下午就要開了，我陪他過了一整天。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我也很高興竟然可以如此放縱。用不着説，家人氣炸了……他們氣，因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後，我已收到兩封電報訴説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託，請別對任何人説，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説漏我告訴你的事。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埃瑪幽怨回憶説：“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羣韋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埃瑪收到美齡覆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閲，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敍述中國的立場：

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盡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美齡收到埃瑪另一封信。埃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瞭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埃瑪臨筆之際，顯然天人交戰，難以下筆———她在日記中承認，花了一整個晚上寫信，字斟句酌，顯然對老朋友仍有幾分生疏。埃瑪寫給美齡説：“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埃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韋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埃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埃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埃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説，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埃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埃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亞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買、也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説法，聲稱中國人瞭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説，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凌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埃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説：

我每一站都儘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儘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面。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蔣夫人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韋爾斯利同屆同學，以及選她為榮譽成員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託埃瑪替她分送這些禮物：“你已經為我做了這麼多，也要再麻煩你幫忙。”埃瑪回信時顯然是在指涉美齡以前的呆板，她説：“我有時候説我很瞭解宋美齡，卻一點兒也不認識蔣夫人；但是，讀了第二封信之後，我猜想她們或許畢竟是同一個人。是的，我當然會處理那些禮物……你已經有那麼多事要煩了，其實不必為我們這麼費心。”替美齡分送禮物時，埃瑪説她自己也“相當沾光……受韋爾斯利學院校長麥卡菲之邀吃晚飯。”麥卡菲被人批評在當前的衝突中太偏袒中國、輕忽日本。據説，她反駁説：“如果我們沒有像(蔣夫人)同樣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蔣夫人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蒐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此一任務。他説：“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因為中國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識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頁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撿字排版。過程中，原本對蔣夫人全然欽佩的法默，也完全改變看法。他説：“好幾次，一萬冊的四十頁文本已經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違———又要更改修訂……夫人……對她的第一本書非常重視。每次見到我，她就變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頁怎麼出現錯字了？她的詩句怎麼被誤植了？”

雖然她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韋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託埃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