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糾結如何切福利“蛋糕”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財政預算專家知道，由於設計粗劣的福利計劃和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美國未來將面臨嚴峻的財政形勢。”美國凱託學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米切爾近日在《國家利益》雜誌網站發出這樣的“預警”。70多年前為規劃現代福利制度做出貢獻的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裏奇如果還活着，他一定想知道：曾讓歐美引以為傲的社會福利怎麼就“設計粗劣”了呢？發達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福利政策曾讓發展中國家看得眼紅，但想要模仿這種“大躍進式”的福利制度真的很難。當福利國家開始診治“福利依賴”時，很多新興國家也在面對“福利改革之困”。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同樣，公平和可持續性也是全球福利改革的大趨勢。
“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開始晃動
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刊登滙豐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金的文章，提醒西方國家“我們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聲階段”。在此情況下，“經濟的誠實”十分必要，即承認“在繁榮時期許下的諾言”再也不可能輕易地兑現，這意味着延遲退休年齡等現象的出現。西方經濟學家在反思，生活水平不斷上升的奇蹟激勵富國們越來越多地寅吃卯糧，如何才能讓這些最早“吃螃蟹”、建立高福利制度的國家能夠可持續性地搞下去？
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摸索養老、失業、就醫等社會問題。20世紀30年代，英國推行的“人民預算”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是在向“福利國家”發展。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裏奇發表的《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的報告》對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產生重要影響。報告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提出國家將為每個公民提供失業、退休、生育、傷殘等九種社會保險待遇。
這樣的福利制度構想對希臘等歐洲國家的影響極大。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專門研究希臘福利制度的檀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受二戰及希臘內戰等因素影響，希臘的現代福利改革數次被打斷，直到1980年才真正快速發展，並在不到10年時間內達到頂峯。相對於福利制度大發展的上世紀80時代，進入90年代後希臘政府深陷財政赤字泥潭，急迫需要針對臃腫的社會福利體系和龐大的社會開支數額開刀。但90年代的福利制度改革阻力重重，始終未能達成有效的社會一致，希臘兩個主要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和新民主黨領導的政府都沒有實現改革和重構福利體制的目標。
福利改革失敗導致希臘財政隱患長久存在，這也給亞洲國家提了個醒，有的國家為此還放慢“福利追趕”的步伐。11月初的一期美國《時代》週刊刊文説，亞洲各國構建社會福利制度任重而道遠，來自國內經濟和政治上的壓力使亞洲各國領導人想建立能同西方媲美的福利制度，但這無疑將會吞噬這些國家的財政支出。文章舉例説，中國正試圖修復不健全的醫療保健和養老保險制度，印尼要實施覆蓋面很大的全國醫保計劃，韓國總統朴槿惠上任後也提出增加福利的構想。但面對國家緊張財政預算，朴槿惠不得不縮減退休金和延緩學費資助等計劃。
“基本規則不公平，投入再多也沒用”
泰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正遭受“福利改革之困”。在泰國，他信在10多年前上台時就開始採取積極爭取下層民眾的政策，讓底層老百姓更多分享發展的紅利。巴西也是這樣，勞工黨在2003年成為執政黨之後，幫助三四千萬巴西窮人脱貧。這也大體符合這段時期發展中國家社會政治發展的大趨勢。但這些放眼“大趨勢”的政策遇到了麻煩，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在勞動生產率和福利資源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遭遇阻力，而且這種阻力現在越來越大。
11月下旬，認為“他信仍在掌控政府”的泰國反政府示威又一次驟然升級。曾在泰國工作過的《環球時報》駐巴西記者丁剛認為，他信當年之所以會被一場政變趕下台，就是因為動了中上層的“福利蛋糕”。他信執政後，推進國企轉制，得罪了工會;取消高校教師公務員身份，得罪了教師;大幅降低軍費預算，又得罪了軍隊。這些中產階層的利益又直接與上層相聯繫，最終就引發了兩個階層的尖鋭對立。丁剛説，巴西的情況類似，發展福利的負擔轉給了“老中產”，引發了今年6月的街頭示威。這兩個國家原本就沒有建立起能體現公平分配的規矩，他信和盧拉只是努力要把福利多分點給下層窮人，就造成了原來已經佔有優勢的羣體強烈反彈。
丁剛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福利制度向發達國家看齊，重要的不是去比較投入的多少，而是要看在公平性上的差距。一個是錢多少的問題，一個是基本規則的問題。基本規則不公平，投入再多也沒用。而基本規則是公平的，即使減一些福利的投入，也不至於惹出大麻煩。所以，歐洲那些堅持高福利政策的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一直堅持的是一種公平的原則。
檀柯表示，只有從本國國情出發，充分意識到福利政策的剛性特點，避免走回頭路，避免急功近利，才能避免“福利陷阱”。他以希臘為例解釋説，過高的社會支出和為福利保障所實施的高税收嚴重拖累了希臘政府和社會的投資能力，加重了企業負擔，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發展非常不利，希臘的成本優勢被極大拉平，而國家投資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辦法引領產業升級換代，逐漸陷入了經濟發展停滯狀態。他認為，一方面希臘福利制度的“餅畫得太大”，為選舉政治服務，忽視了國家經濟社會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保障效率低下，沒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
《環球時報》記者前不久在莫斯科採訪了列瓦達民調中心負責人古德科夫，他表示影響國民情緒的一大因素是分配公平和社會保障公平。很多俄羅斯民眾情緒下降的原因是社會保障和退休金逐漸減少，認為收入分配不公平，擔心政府取消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列瓦達的調查顯示，俄羅斯兩個羣體的觀念不同，小城市人希望回到社會主義，而大城市人希望走歐洲模式。
歐洲拉開可持續性改革序幕
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也成為老牌福利國家的考量。據美國《國家評論》雜誌10月報道，歐洲正嘗試福利改革，走在前面的英國計劃將一些傳統的福利項目整合。英國就業與養老金大臣史密斯表示：“福利應該是一張安全網，而非用於給予申請人連許多家庭辛辛苦苦都掙不到的收入。因此，福利的工作重點將轉向幫助失業者就業。”
丹麥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之一，有着“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安全網，但丹麥個人所得税比例也處於全球最高行列，年收入8萬美元以上的人要納税56.5%。鮮有專家相信政府能長期承擔得起現有福利，因此丹麥正在重新調整、修改企業税率、考慮投資新的公共部門，並試圖通過長遠計劃使更多年輕人和老人擺脱對政府福利的依賴。丹麥政府今年宣稱，實行“福利國家現代化”的時機已經來臨，福利體系“需要以新的方式劃分優先順序並儘可能為民眾就業創造條件。”
今年8月，芬蘭宣佈延長有效退休年齡、削減助學金並改革產假制度。9月，荷蘭國王宣佈“20世紀下半葉典型的福利社會將被參與性社會所取代”，他還呼籲“每個荷蘭人都應適應隨之而來的改變”。瑞典也在實施包括使社保系統部分私有化在內的改革。挪威近期的調查發現，51%的民眾支持為確保經濟增長而降低福利。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今年的“北歐專號”評價北歐人推行的福利改革意義深遠，拋棄惱人的“左右之爭”，克服工會的困擾、消除行業遊説，既可以把市場機制引入福利國家從而提高其運行效率，也可以在合理的基礎上推行社會福利制度，避免把包袱甩給兒孫。歐洲福利國家的改革能否再次給發展中國家樹個“樣板”，值得期待。
福利改革，找公平與效率中間點
許多國家正在尋求破解一道“世界性難題”——無論是發達的福利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對自身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中國國務院參事馬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主任張展新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都提到，福利改革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各國都在尋找這個中間點。中國的福利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中，但張展新認為，在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這方面，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未來一二十年內，中國的福利還不可能達到福利國家的水平。
張展新告訴記者，歐洲高福利國家從10多年前就開始改革，它們現在的福利制度與上世紀90年代巔峯時代已不一樣。歐洲福利國家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兼顧公平和效率，個人權利和義務統一，重視發揮市場作用。不過，張展新提醒説，歐洲發生債務危機的地方不是最經典的福利國家，所以不要簡單地把歐債危機與高福利聯繫起來。發生危機的歐元國家有其本身的經濟問題，不全是高福利的問題。
馬力認為，福利水平的建立一定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福利是勞動生產收入再分配，再分配比例要比收入分配比例低。一些高福利國家個人勞動收入、財產收入和福利轉移基本各佔1/3。這種福利制度出現了可持續性問題。馬力説：“福利問題是世界性難題，關鍵就是要擺正這個度：既要講公平又要有效率;既要讓百姓享受到相應福利，國家財力又要能承受;既是基本的公共服務，又不能讓低收入人羣住無所居、有病無醫的現象存在。”
談到中國的福利制度改革，馬力説，中國經濟增長與財力剛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是基本保障制度。中國的目標是全人羣、全社會、全覆蓋。當然現在水準比較低，還沒有全覆蓋，還需要社會不斷發展，最終把制度完善。張展新也向記者表示，在短期(10年至20年之內)，中國的福利不可能達到福利國家的水平，在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這方面，中國仍然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更何況下一階段中國還面臨未富先老的問題”。張展新認為，“福利國家”這個概念小範圍指的是北歐國家，大範圍指的是發達國家。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是最講究公平性、社會團結的。美國製度最接近市場，當然作為發達國家其保障水平還是比較高。德國、法國制度則處中間水平。在他看來，在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中，德國的福利是既強調社會的公平和團結，又注重個人責任。張展新認為，福利國家的目標就是再分配，就是“劫富濟貧”，就是讓富人多交一點，窮人少交一點，最後拿的時候或者均等，或者差別很小。
【環球時報駐巴西、美國、希臘記者丁剛 丁雨晴 高麗 環球時報記者宋勝霞 段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