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治超隊伍"靠罰款供養 執法部門超編應徹查

據媒體報道，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境內，一名貨車司機被當地運政和路政執法人員攔下。由於執法人員堅持罰款，女車主當場服農藥自殺，後被送至醫院搶救。事發後，當地執法人員稱：當天是正常執法，不清楚女車主是否喝藥。

該車主後來脱離生命危險，並於12月1日出院。河南省交通廳、商丘市政府表示：已派人前往永城調查此事。永城市當地已成立聯合調查組，並責成永城市交通局黨委、公路局黨組作出深刻檢查。

司機：車主情緒失控，喝下了農藥

該車主的哥哥劉懷洲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此次執法人員攔車罰款之前，這輛涉事貨車已在上月被罰了5萬多元。跑運輸半年多，兩輛車累計被罰款已近20萬元，有時一次便罰幾萬元。這次因為罰款金額較大，妹妹承受不了而選擇服毒自殺。

事發時該貨車司機郭萬里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11月14日17時許，他開車和車主劉温麗一起運輸石料。在永城市沱濱路附近，被一輛交通執法車超車攔下。

據郭萬里回憶，起初車主曾向執法人員出示了相關繳費憑據，並嘗試與之商量能否放行。然而，執法人員堅持扣車罰款。雙方對峙過程中，執法人員告訴郭萬里，除了已經繳納過的費用，還要再交一部分錢。

“我們每次都買‘月票’‘年票’，再罰的話，真的有點受不了了。之前一個月就被罰了5萬多元。所以這次車剛被扣下後，劉温麗就和執法人員商量，一方面我們有‘年票’，另一方面上個月罰款時也承諾我們，下月不會再罰了。但那天，怎麼商量對方都不同意，就是要扣車。劉温麗一個女的，肯定是心理壓力很大的。後來，她就坐出租車走了，但我們都不知道她幹什麼去了，也沒在意。”郭萬里説，半個小時後，劉温麗手持一瓶農藥回到現場。據郭萬里回憶，她當時很激動地説：“讓不讓我走，不讓我走我就喝藥死在這裏。”路政執法人員説：“你死就死，和我沒關係。”隨後，劉温麗情緒失控，喝下了農藥。

“當時她哥哥已經到了現場，我們兩人就把她抬到車上。我告訴執法人員，你們該怎麼處罰就怎麼處罰，咱們先救人，叫救護車。當時劉温麗的手腳已經在抽搐了，我感覺人快不行了，必須得趕緊送醫院。這時，一輛執法車就開跑了。還有一個執法人員説：‘她喝藥願意死和我沒關係，你們有事找領導。’無奈之下，我就打了120。事後，醫院大夫告訴我們，再晚來一會兒就要錯過最佳搶救時機了，後果不堪設想。”郭萬里説。

他表示，涉事貨車是分期付款購買的，現在一個月還要支付約兩萬元的貸款。“要按現在這麼罰，我們基本掙不到什麼錢。”他説。

劉懷洲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她喝藥自殺之後，執法人員沒有第一時間救人，是司機郭萬里撥打的急救電話。目前，政府方面支付了3萬元醫藥費。”

維權人士：罰款為“創收”手段

據瞭解，永城位於河南省最東部，是連接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四省的交通要塞。此前就曾有媒體披露當地路政管理存在“三多”：執法人員多、罰款金額多和罰款花樣多。

據媒體報道，貨車車主事先向執法部門繳納的超限罰款，分為“月票”和“年票”兩種。“月票”向當地路政執法部門繳納，每月3000元；“年票”向運政執法部門繳納，每年3000元。車主繳納了這兩種票，車輛超載被查時只要出示繳納單據，就會被放行。

“但這次，無論我們怎麼説，他們都不肯放行。”郭萬里説。

對此，劉懷洲表示，事發當天，劉温麗尚未繳納11月的“月票”費用。

針對上述説法，永城市公路局執法大隊相關負責人稱：對“月票”和“年票”的事並不知情，也從未有過類似規定和行為。

不過，對於這一解釋，河南省知名維權貨車司機王金伍表示質疑。“‘月票’、‘年票’作為執法人員私下制定的規矩，已經被一些地方政府默許，是存在多年的‘潛規則’。”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2005年至今，王金伍以行政複議、投訴、網上發帖等方式，幫大貨車司機維權，共向多個省市投訴、複議2000餘起。他認為，“月票”和“年票”現象實際上是執法部門的懶政行為。“司機一次性繳齊罰款，就可以超載通行一個月或一年，這是對超載行為的默許。購買‘月票’‘年票’，只會加劇超載情況，因為罰款已經繳了，貨拉少了就吃虧。”

據他介紹，在一些地方，額定載貨量55噸的貨車，一般要拉100多噸貨。“月票”和“年票”儼然成為超載貨車的通行證。“執法部門的工作目的應是糾正、制止違法行為。但執法部門收錢後，反而是在縱容違法行為。超限罰款已從糾正制止違法行為、消除道路安全隱患，淪為執法部門的創收手段。”王金伍説。

“如果上級來檢查，執法部門甚至會預先告訴司機，‘票據就別拿出來了’。現在每天都會有全國各地的司機向我反映‘月票’、‘年票’的現象。有位司機告訴我，當地拉沙石的車超載，逮着一次罰兩萬元。如果你每月主動繳兩萬塊錢，這個月就不會查你了。雖然金額很大，但很多司機還是會選擇主動繳罰款。類似的情況非常普遍。”王金伍説。

根據王金伍多年的維權經歷，他認為近幾年“創收性罰款”不僅並未消失，反而衍生出諸多新花樣。比如，有些地方的執法部門不再辦理“月票”、“年票”，而是通過中間人提前收取超限罰款。

“比如我每天都要跑固定線路，就會通過中間人把錢給這條路上的執法者。這種做法沒有收款憑據，隱蔽性更高，執法人員不用直接收錢。有的地方則是執法人員提前罰款後，給車輛做上標記。今後執法人員看到帶標記的車輛就予以放行。還有種做法是本來超載行駛應罰1000元，執法人員會多罰一部分，以後車主再超載也不會有人管了。”他説。

專家：治超隊伍過於龐大

據瞭解，早在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便曾下發《關於加強車輛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明確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對重點監管車型和重點地區，逐步加大卸載和處罰力度，對超限超載車輛駕駛員嚴格實行扣分制度，遏制超限超載車輛上路行駛；對現有“大噸小標”車輛更正過渡期以後新生產的“大噸小標”車輛及其他不符合國家標準的車輛，一律按照違法車輛處理。

然而，王金伍的感受是，直至目前，這一領域的諸多頑疾並未得到根除。超限罰款甚至從“以罰代管”淪為單純以罰款為目的，而根本原因則是基層道路執法部門人員的嚴重超編。

“根源性問題就是治超隊伍本身過於龐大。有些縣級治超隊伍大於100人。然而根據交通部規定，一個治超站的人員編制只有45人。超編人員都需要罰款返款來供養，因此只有多罰款，才能開出工資，單位福利待遇才能好。”他説。

王金伍認為，在很多地方靠罰款養隊伍，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路政執法作為管理部門，經費本應由政府承擔。但如當地政府部門不撥款或撥款不足，甚至還要讓執法部門通過罰款來解決經費、增加政府收入，必然會助長罰款創收之風。”他説。

此前曾有媒體對永城路政執法人員數量進行了核實調查。對此，永城市公路局法制辦主任曹學軍表示，路政執法人員包括流動治超人員共40人，且沒有臨時工，全是編制內正式工。永城市公路局路政大隊大隊長高永福則表示，按照政府編文是70人，目前是42人，不存在人員超編。

然而，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當地路政大隊的人數至少是上述數字的兩倍多。不在編制內的人員，就要靠罰款來供養。供養超編人員的經費全部來自罰款，即罰100元，返給執法人員70元。

王金伍認為，這樣的現象存在於全國多地的基層交通執法部門。“去年，西部某省的一個交通局的正常編制是10人，但實際人數是十幾倍之多。這意味着，多出來的人員都要靠罰款供養。”

他認為，根除“創收性罰款”，應從“按編制縮減治超隊伍”和“給予足夠的經費支持”兩方面入手。“另外，罰款返還機制也刺激了執法部門亂罰款。這意味着，執法人員多罰多創收，所以必須改變這種機制。”他説。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認為，河南永城車主不堪罰款服毒自殺，暴露出權力缺乏監督之下的巨大陰影。“罰款成了執法部門財政收入的重要突破口。根據三中全會提出‘改革政府延伸性權力’的表述，這個問題應該被尖鋭地提出來。砍掉亂收費亂罰款的空間，必須加大地方政府違法的成本，用法律來規範執法行為本身。”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燕繼榮表示：“罰款按目的區分大致為三種：第一種是以罰代管，把罰款作為管理手段；第二種是罰款經濟，主要是財政上存在問題，要加大執法力度靠罰款補貼財政；第三種是靠罰款養人，設置崗位專門罰款供養執法人員，這是最惡劣的。”

燕繼榮認為，多年來，我國一直通過編制管理來控制隊伍數量，控制政府機構膨脹，但一些地方政府也逐漸找到了各自的應對辦法。

“比如設置非在編人員。超編人員遊離於財政之外，即使嚴格控制財政預算，也難以有效打擊。”他説，“我認為應該徹底清查基層執法部門人員的惡意超編行為，並對外公佈舉報渠道，接受民眾和媒體監督，一旦查實就嚴格懲處。此外，還應明確各部門的執法權限，對罰款等執法行為應當嚴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