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眼中的新型城鎮化：期待跨過户籍這道門檻

在北京做裝修工兩年後，楊勇今年暑假第一次讓妻子和女兒從河南老家來到他工作並居住的這個城市。大城市的繁華讓他們感到新鮮，但也倍感疏離。

“如果能夠租得起房子、孩子將來中高考不受限制，當然願意全家來城市生活。但這離我們還太遙遠。我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掙錢讓女兒受到更好的教育，將來有機會到城市生活。”楊勇説。

楊勇的願望或許不像他想象中那麼遙遠。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開會議，提出將出台實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為中國的城鎮化繪製藍圖。

百姓眼中的城鎮化是怎樣的？他們期待怎樣的新型城鎮化？

“期待跨過户籍這道門檻”

賈向東19歲到山西大同打工，在城市已經生活了11年。由於工作出色，2007年他所在的企業破例將他轉為全員合同制員工。現在，賈向東月收入高達6000多元，還在大同市買了房。但由於全家人户口還在大同天鎮縣農村，孩子將來上中學是否會因為農村户口受到影響，是他現在最擔心的問題。

“從經濟地位上，我和城市人的差距越來越小；在生活習慣上，我們一家已完全融入城市。新型城鎮化，我期待更加公平的社會地位。”賈向東説。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張佔斌説，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一條重要路徑。讓更多的人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逐步進入城市，轉化為市民，是國家發展非常重要具有標誌性的進程。從我國國情出發，加快推進户籍制度改革，使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義。

雖然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2.6%，但真正的“人的城鎮化”卻只有34%左右。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會保障、財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形成的城鄉利益失衡格局，制約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户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巡視員林家彬指出，我國户籍制度改革採取有序放開的方式，將避免大中城市基礎設施短期內面臨巨大壓力。未來探索一條合乎中國國情的中小城鎮發展道路將是城鎮化推進取得突破的一個重要方向。

張佔斌強調，人的城鎮化的重要前提是就業，靠行政命令無法解決人的流向，因此城鎮化的推進必須以產業發展為基礎。

“期待享受同等的權利”

董妍來北京工作已經4年多了，已有8個月身孕的她，談起懷孕以來的種種遭遇，不住嘆息。

董妍和丈夫的户口分別在河北和山東老家。今年上半年，丈夫為了辦理準生證，前後往河北跑了三趟，“辦準生證要先去人才部門蓋章，然後再去户口所在派出所的街道辦事處辦證。要蓋到這個章需要很多材料，單位和街道的證明都相對好辦，最難辦的是男方户口所在地的‘三級證明’。我們找朋友託關係，還來回扯了好幾次才開好。”她跟記者抱怨説。

説起城鎮化，董妍的期待很具體：“城鎮化是好事，但前提是各項公平、合理的配套政策得到制定和落實。希望城市將來不要再以户籍為享受城市權利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孩子不會因為不是北京户口而享受不了‘一老一小’保險，將來不交借讀費也可以上學，不用臨近中高考再回老家備考。”

“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城鎮化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其實質是擁有户籍的居民和外來人口權利的不平等。但基本公共服務不可能一下全部放開，這樣會造成大中城市承載能力的不堪重負。”張佔斌指出。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説，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這意味着要實現以家庭為單位的城鎮化。現在很多外來人口即使在城市已經有了穩定的工作，但其家庭進入城市生活仍然面臨很多障礙。各級政府應積極為外來人口及家庭進入城市定居提供越來越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讓城鎮化的含金量更高。

林家彬建議，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可以採取梯度賦權的方式，梳理輕重緩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首先放開最重要的一部分權利，並和城市承載能力達到平衡。比如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公租房平等申請等。未來隨着城市能力的建設和發展，最終目標是實現權利的完全平等化。

“期待更加宜居的城市”

在等待一年後，張晨以留學歸國人員的身份拿到北京市户籍。看着來之不易的户口，張晨有些感慨。“高昂的生活成本、買車買房的種種約束政策、擁堵的交通、頻發的霧霾，等待這一年中，我不止一次想過離開北京去個小城市生活。”張晨説。

董妍也有類似的煩惱。因為公司跟租住房之間沒有地鐵，懷孕的她每天要擠公交車上下班，來回路上要將近3個小時。

高不可攀的房價、擁堵的交通、頻頻光臨的霧霾天氣以及困擾城市的垃圾圍城、混亂的地下管網，這些“城市病”正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上演，成為擺在新型城鎮化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新型城鎮化，必須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而不僅僅是城鎮規模的擴大。這既包括人的身份的城鎮化，也包括更為適宜人們居住的城鎮化。”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説。

許光建認為，現階段“城市病”的主要表現，一是公共服務明顯滯後，二是外來務工人員的居住安全和社會治安隱患很大。應對城市病，不宜採取“堵”的思路，而應積極迎接城鎮化浪潮，加快城鎮規劃和建設，努力為已經生活在城市和新進入城市的居民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

張佔斌指出，既要把城市管理好，又要讓城市有活力，這是城鎮化發展對社會治理提出的重大挑戰。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城鎮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包括社會治理體系、投融資機制、市場化改革等方面，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探索新型城鎮化道路。

“社會在進步，10年前我無法想象自己能有今天的發展，現在我也想象不出10年後會有怎樣的變化。但我相信，隨着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我們將來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實現公平正義的訴求。”賈向東説。(記者安蓓 高敬 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