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新舉措釋放改革紅利：回應百姓公平訴求
“我們要感謝上海自貿區的建立。”12月9日早晨5點50分，上海自貿區管委會門口，經營着遼寧一家礦業公司的張華開始排隊給新公司核名，“自貿區的税點低、過關時間短，以前公司進口礦石過關要10個多月，在自貿區開公司，過關能省兩個月”。
“我們不再需要東拼西湊3萬元開公司了。”今年剛從北京某大學畢業的陳欣夢説，得益於公司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理論上1元也可辦公司，只要有想法、有創意，就能幹出一番事業”。
張華、陳欣夢的經歷，只是過去一年中國人追逐夢想的縮影。而助力這些夢想實現的關鍵詞，無疑是改革。十八大一年來，中國改革步伐穩健，成果豐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繼續破浪前行。
彰顯改革勇氣：釐清政府市場關係
李平，在鋼鐵業摸爬滾打了10多年。事業最輝煌時，他的公司旗下有6個鐵礦石生產基地、若干個鐵礦石選場以及一家鋼鐵廠、一家冶煉廠。今年上半年，鋼鐵業產能過剩加劇、虧損成為常態，李平公司旗下設備陳舊的鋼鐵廠“關門大吉”。
創新能力不強、企業間無序競爭，是包括鋼鐵在內的中國眾多行業的現實情況——在規模和速度優勢的另一面，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和核心競爭力缺失，正倒逼着發展的轉型。
“造成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資源價格沒有反映出它的稀缺程度。”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李毅中直言，一些地方招商引資的政策過於優惠了，土地便宜甚至白送，“説到底還是有單純追逐GDP的導向”。
怎樣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市場各自應扮演什麼角色？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要還給市場。”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指出，這就需要打破利益固化的樊籬，需要政府進行利益的割捨。今年以來，國務院數次取消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簡政放權成為深化改革的關鍵詞。
改革的推進需要決策的科學，也需要評價的科學。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中組部日前印發通知，改進地方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要把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社會和諧進步、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作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這些都表明，對GDP的片面追求將從到根本上得到改變。
釋放改革紅利：回應百姓公平訴求
“有了居住證咱也能繳社保，孩子在城裏上學不用交借讀費了！”得知暫住證要改居住證的消息，家住江蘇南京的農民工張紹軍有些興奮。初中畢業後，他就從蘇北泗陽老家來到南京，一晃已過去20多年。張紹軍的兒子今年15歲，在南京一所中學念初三。“我們持暫住證的農民工享受不到本地人的待遇，小孩小學借讀交了3000元，初中借讀3年交了5000元。”他盼着有一天，能和城市人享有相同的社會保障。
隨着改革新舉措的推出，張紹軍的期盼將變成現實。今年，南京明確將推開居住證制度，2014年上半年，江蘇省外來流動人口居住證的發放將基本到位。按照新規定，居住證持有人享有的權利包括：依法參加社會保險，享受相關待遇；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由居住地縣級教育部門按照有關規定安排就讀。流動人口如果符合居住地現行户口准入條件的，可以直接落户。
今年上半年，14個省區市探索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户口登記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就在於剝離其附着的權益差距，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公共資源分配和公共服務、福利待遇的均等化。”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鄭杭生説。
從“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到“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從“完善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到“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三中全會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必將釋放更多改革紅利。
創新改革思路：向新型城鎮化邁進
“我們的試點方案修改不下100稿。”石獅市委政法委書記、全域城市化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李伯羣説。今年，福建省石獅市啓動新型城鎮化試點，成為國內首個縣級全域城市化試點。
石獅面臨的主要難題是產業、人口、土地高度非農業化後的再發展。為此，該市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達100萬人，吸納外來人口65萬人”。吸納65萬人，意味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鉅額投入。錢從哪裏來？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曾分析，以重慶為例，平均每個人的城鎮化成本在10萬元左右。
“我們需要進一步創新思路。”李伯羣説，“大幅提升第三產業比重，一二三產業比重由目前的3.6∶59∶37.4調整為2∶48∶50，升級傳統紡織服裝產業，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長。”
改革，是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1978年到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從18%提高到52.7%。然而，真正實現“新型城鎮化”和“人的城鎮化”，還需要進一步創新改革思路。
三中全會提出，要“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户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是科學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題中之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金三林指出，北京市的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每平方公里766人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已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
對於三中全會提出的“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認為，市政債券的發行是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本報記者 馮 蕾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