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慶幸曾為祖國上過戰場 沒有枉當兵一場
羅援的名字緣於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羅援原是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也在多個學術研究機構兼職顧問或研究員，於2006年晉升少將軍銜。而他為公眾熟知則是在最近幾年，並被稱為中國“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現在，退休之後的羅援並沒清閒，現任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工作日程安排很忙，採訪最終就約在北太平莊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他的辦公室裏。
“我不願意在這些東西中糾纏”
“中國特色的鷹派，既非萌生於作戰指揮部，也非產生於參政議政國事辯論的場合，媒體才是他們的舞台和陣地。”一組媒體專訪羅援和張召忠的稿子在封面提要裏這樣總結道。這句話可以倒過來看：其實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主要就來自於媒體，更大量的則是得自於與其相關的碎片化網絡信息的傳播、評論，以及據傳播途中附加上去的各種評論，形成的種種概念化印象。
“高大魁梧，不怒自威”“聲音洪亮，中氣十足”曾有某篇專訪開頭速寫般勾勒羅援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是沒錯，身姿也比一般60歲出頭的人挺拔些，而他説話不疾不緩，和西裝領帶的裝扮無違和感，並沒有上述描述中那麼戲劇化。
但是，羅援拒絕談關於他自己的話題，不管是幾個月前的所謂“微博事件”，還是最近盛傳的關於“獵鷹計劃”的話題。他只説，“這些事都已經基本過去了，我覺得現在應該放下了。”甚至連這個“不願意談”也不願意説出來，羅援不願意談個人，不願意他自己本身成為受人矚目的焦點，或者某個細節被意料不到地放大，過度解讀，“節外生枝”，進而成為新一波的談資。
他已經不願再談論曾被纏裹的是是非非，“我覺得這種事兒沒什麼意思。我要跳出這個東西，不願意在這些東西中糾纏，該澄清的都已經澄清，連謠言的始作俑者都已經繩之以法，還再怎麼解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還是以國家大局為重。”談話中他經常一涉至此即刻剎車：“不要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談現實的話題吧。”
“被動上微博”
他尤其不想舊事重提的，就是他開微博之後的那一串連鎖反應。
今年2月22日，羅援少將開通個人微博，並獲得身份認證。根據中國2010年6月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規定，軍人不得在互聯網上開設網站、網頁、博客、論壇。早在2008年5月羅援已在多個平台開通了博客，上述《條令》頒佈後，他的博客停止了更新。而此番重開博客並開了微博，則是為了及時澄清一個日本右翼團體散佈的一個謠言，得到了上級特別批准。
羅援最開始是在網上發現，他的名字和照片與“轟炸東京”“把13萬日本在華人員扣作人質”這些説法聯繫在一起，他即刻向上級講明真實情況。雖然很快就通過日本媒體駐京記者核實到，網傳的這個圖並不是日本正式媒體，而只是日本的一個右翼團體“幸福之科學”在街頭散發的傳單，不足為慮。但是，他也被提醒：現在微博是一種“秒殺”，你若不及時澄清，大家都傳起來了，謊言就會變成事實。羅援説，他便因此被動地上了微博。
“我不是逃兵”
羅援曾相當自信地多次表達過：“我第一不貪，第二不腐，第三我上過戰場，第四我不是‘裸官’，所以説話心裏硬氣。”然而在他開通微博後激起的“波瀾”裏，最激烈的質疑和指責莫過於他沒有上過戰場，而且是“逃兵”，以及他“紅二代”的身份，順帶讓他的親屬也被“人肉搜索”。
羅援説：”我一再解釋，我上過戰場。我調入軍事科學院的時間是1978年1月份，有調令為證。當時並無任何作戰信息，同期調動的還有其他同志共5人，怎麼叫‘逃兵’？至於説我的妻子子女在美國，更是無中生有，她們連美國國門都沒有進去過。我的兄弟們現在也都在中國生活、工作。當然，有些人對於一些社會不公的現象表示不滿，對一些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對我的善意批評我也是能夠傾聽的，真有欠妥之處自己也反思下次怎麼説得更好。但是有些人有另外一種思維，就是偏要這麼看，你再怎麼解釋也徒勞，所以不管誰説我什麼話，我從來不正面辯論。”
“要是我光看見這麼個標題這麼一句話，我也得説你這人好戰”
羅援沒用“標題黨”這個説法，不過他蒙受的某些誤解還真要算是拜“標題”所賜。“這個標題現在還能在網上搜到，叫《羅援：中國今年有開戰可能！》。我就問採訪的記者，我説你看看你們採訪的全文，我有沒有説這句話？記者跟我解釋，説我們原來的標題根本就不是這樣，那是人家給我們改的。”此篇採訪通篇是關於國防領域熱點問題的理論性分析，跟“打仗”沾邊的，是在“從最壞處着眼，做好應變準備”的小標題裏，羅援談到“不要掉以輕心”，“如果不能找到一個緩解危機的有效途徑，這個危機有可能進一步升級，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是嚴重存在的。”
“那要是我光看見這麼個標題這麼一句話，我也得説你這人好戰。像這種，根本不是我説的，或者不是我原來的意思，斷章取義，都給你算上了。”
最近，所謂“羅援坦言自己列入‘獵鷹計劃’的名錄”的傳言，又激起了一輪挖苦，被有些人直接嘲諷為“有妄想症”。但是據他説，那本是一次討論網絡安全問題的內部研討會，當時在會上還專門講明不要被公開報道。結果不僅有了報道，而且在二次傳播中，又演化出了《羅援：我已被列入獵鷹計劃名單》這樣“抓眼球”的標題。他説，更何況即便在會上説的也不是自己如何，“我也不願意去辯論，第二天我就把會上我引用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那篇文章發到我的博客上去了。”
無論如何，被動上微博而後經歷了這一番意料之外的遭際，究竟是怎般滋味呢？“這個就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裏的這句話吧。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赤子之心，不知道我的人，就可以隨便給我扣很多帽子。”他這樣説。
對話
“我是長了鷹的眼睛和鷹的爪子，同時長了鴿子的頭腦和鴿子的心臟”
關於“防空識別區”
北青報：11月23日上午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當晚你就寫了博客，稱讚：好樣的！中國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釋了相關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勢分析。注意到在這個話題上，其實在以前你和不同觀點的學者曾有過爭論。
羅援：日本在1969年就設立防空識別區了，最近處離我們中國只有130公里，還揚言要在他的識別圈內打警告彈，果真如此，那將對我們的飛行器、飛行員都構成了危害。在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不亮明我們的底線呢？你日本人可以設防空識別區，我為什麼不可以設？此前，我們多名軍方學者，包括我個人在內，也多次呼籲要設立防空識別區。我覺得設立防空識別區這本身是一個自衞的表現，把底線清晰化了，實際上是多了一個緩衝區，多了一個減震器。
不贊成的人，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軍方學者挑釁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講，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陽岡的老虎，你鬥它它吃人，你不鬥它它也吃人。沒有釣魚島問題，他還會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們説一些強硬的觀點，或者不説強硬的觀點，對他來講都無所謂，他鐵了心要按照既定的這條路走下去。
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面，我們軍方學者提出過很多建議。
作為第十一屆政協委員，我5年內一共提交了25個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採納了。比如，要在南海設立特別行政區——現在我們設了三沙市；提出要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我們現在設立了國家海警局；提出要儘快在釣魚島設立領海基線，這個也落實了；還有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東海要有我們自己的防空識別區等，這些都逐漸變成了現實。
當然，這些建議不是我一個人提出來的，許多專家學者和智庫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關於“鷹派”
北青報：另一個批評的觀點就是，“鷹派”或説“強硬派”仍然持“冷戰思維”。你怎麼看？
羅援：如果説我們是鷹派，我們是理性的鷹派，比如剛才説到的，我曾經提交過的這幾大提案，有哪一個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説，強硬派和——叫什麼呢——有人稱之為“憤青”之間，區別在什麼地方？
所謂的憤青基本是憤世嫉俗，發泄一些牢騷、不滿，情緒化成分較重，當然成為憤青自然有各個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責，這個不必詳談。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設性的建議，而且不是不能實現的空談。我在提所有的建議之前，都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要看國外的、國內的相關的法律，要跟民眾進行調查研究，要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這樣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而不是一時興起的應景之作。
一定要有憂患意識；位卑未敢忘憂國；“好戰必亡，忘戰必危”；武裝的“武”，就是止戈為武……這些都是中華文化思維，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戰略思維。我講了很多話，你説我哪句話是主動要煽動戰爭的？沒有，一切都是為了維護我們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説我是“鷹派”嗎？我説我是長了鷹的眼睛和鷹的爪子，同時長了鴿子的頭腦和鴿子的心臟。你是軍人，你的職責就是要準備好打仗，否則各國都要保留軍隊幹什麼？如果總怕人家説“中國軍事威脅論”就不敢談軍人練兵習武了，那麼，解放軍也不要叫“解放軍”了，還不如改叫和平基金會得了。這怎麼就是冷戰思維？
而且，現在不是中國，而是某些國家還延續着冷戰思維，一直把我們當做一個潛在對手，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完全去做一個東郭先生，行嗎？我覺得這不行，你也必須做好最壞情況的準備，所以我一直都説：敢戰方能言和，有備才能無患。這才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辯證法。
但是有些人他連這個也不認可，就認為你軍隊就不要再説打仗的事了，再説備戰就是冷戰思維。還有的人是泛和平主義思想，太平盛世，什麼問題全都用和平手段來解決，不能再用戰爭手段來解決，甚至可以“以土地換和平”。有些人認為，馬列主義的戰爭觀已經過時，戰爭再也沒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戰。我希望抱有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戰史，從中會有所警悟。
關於“紅二代”
北青報：“紅二代”也是被熱議的一個話題，有人説這些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深受父輩的影響，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這個也是人們注意到的你的一個特點。你曾説過在性格等方面受父親影響很深。從你的父親履歷來看，他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時間似乎還算是比較短的，這是不是讓你得以在軍隊裏發展得一直比較順利？
羅援：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叫“紅二代”的，如果説真有“紅二代”的話，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泛紅二代”，凡是擁護紅色政權的人的後代，都是“紅二代”，包括王進喜、時傳祥這樣老勞模的後代。
至於我的經歷，你可能有一種誤解，其實我父親在“文革”中一直是受衝擊的，但他因為從事的工作比較特殊，所以受到周總理的保護，他在業務上的領導地位基本沒中斷，但在運動中還是受衝擊的，運動初期就被打為“黑孔(原調查部部長孔原)集團黑干將”遭關押，後來又被康生打為“反革命集團”。四五運動的時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進去了，我父親身心受到重創，腹水8公斤，在北京醫院報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親羅青長，大家都知道他是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並不知道他的實際身份是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後來當了中央調查部的部長。父親16歲參加紅軍，是長征路上的紅小鬼，到達陝北之後進入棗園情報保衞幹部訓練班學習，隨後進入中央社會部，從此再也沒有離開情報工作這個崗位。就是因為這個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斷，周總理一直在保護他。
我自己，則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親在“文革”時受衝擊，因此我當不了兵，還是我父親的一位老戰友劉忠將軍冒着政治風險把我送到了雲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當了半年不穿軍裝的生產兵，在生產點放牛。我遇到的第二個恩人就是我們的老軍長董佔林，他也不認得我是誰，就覺得這個兵還不錯，把我調到軍機關，當作戰參謀。在部隊裏我比較好學，也經常給一些軍事雜誌寫東西，遇到了第三個恩人，就是《軍事學術》的編輯張晶，我們互相原本不認識，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軍事科學院擴大的時候，他就推薦我調到了軍科，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調動是1978年1月，而且同時調入軍事院校的不光我一個，還有我的作訓處長李凡等5人，網上有人説我是1978年底，在越戰前夕調動的，完全是造謠。
在軍科，我先是到了軍史部，搞軍史，特別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後來又到了戰略部，再後來又調到外軍部，研究世界軍事。在此期間，我得到李際均副院長的諄諄教誨，我一直把他視為自己的良師益友。
這就是我簡要的軍旅生涯，有順境、也有逆境，但我慶幸的是我為祖國上過戰場，沒有枉當兵一場，更慶幸的是遇到這麼多好領導、好戰友一路陪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