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超生成地方創收來源 罰多罰少可“議價”
知名導演張藝謀坦承超生認“罰”，河北省邱縣農民艾廣棟因超生“罰不起”服毒身亡……近期接連發生的兩起事件，再次引發公眾對社會撫養費徵收的質疑和詬病。
社會撫養費的“使用”一直不為人知。直到今年，24個省份才陸續公佈去年徵繳總額，200億鉅款流向及用途依然“説不清，道不明”。記者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徵繳存在標準彈性大、徵收人員權力大、層層攤派亂罰款等亂象。
24個省份陸續公佈，數百億“明細”仍成謎
社會撫養費的鉅額資金流向問題，長期以來，徵收部門始終不能給出一個合理交待。
2000年，社會撫養費首次出現在相關文件中，被定義為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給予的必要經濟制約”。但在民間，百姓一直習慣俗稱－－超生“罰款”。
多年來，一度被公眾忽視的社會撫養費，因近期不斷曝出極端事件，被人們所關注，隨即要求各省份公開數額及流向的呼聲此起彼伏。
目前，24個省份陸續公開了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徵繳總額，總計超過200億元，其餘省份仍置民眾呼聲於不顧。
曾一度拒絕公佈的廣東省，僅是公佈了14.56億元的去年徵收總額，此外再無其他實質性內容。
其他23個省份也與廣東省類似，沒有開支情況和審計報告，更沒公佈最終用途。
面對質疑，一些省份的計生部門和財政部門表示，“不掌握社會撫養費具體明細”。
“相關部門的推諉搪塞體現出管理者失職、缺位現象普遍，鉅額社會撫養費的收支失於監管，不僅沒有滿足百姓的知情權，更嚴重損害了政府公信力。”浙江省一位律師説。
審計署坦承對社會撫養費的關注度不夠，近年未組織過全面審計，也未能全面掌握這些資金的底數以及相關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
審計署隨後公佈了甘肅省等9省市下屬的4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幾乎每一個縣都存在社會撫養費被截留、挪用、私分問題。重慶市忠縣、酉陽縣和銅梁縣相關部門將社會撫養費近6800萬元滯留到次年才上繳國庫；酉陽縣龍漂鎮為完成任務，挪用24萬元社會撫養費作為捐款上繳。
而部分地區計生部門通過不開收據或者使用普通收據徵收社會撫養費和計生罰款，形成“小金庫”，並隨意用於餐費等事項。
“罰”超生，怎一個“亂”字了得
一位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表示，基層幹部徵收社會撫養費後私自截留現象普遍。在河北省邱縣發生的“超生悲劇”中，當地政府表示，以前村裏向艾廣棟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就沒有按程序上繳。
－－徵收標準彈性大，超生“同命不同價”。
北京市規定，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按照市統計部門公佈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徵收。記者致電北京部分區縣計生部門詢問具體徵收倍數，得到的答覆大多為“要根據調查情況而定”。
工作人員介紹，具體收多少的權力在區縣，可操作空間極大。山東省東平縣一位農民告訴記者，“家庭好點的就多罰，差點的就少罰。3萬、5萬、10萬都有，説不上啥標準。”
而在一些地區，標準不統一，比如在江西，審計的5個縣都按照各自標準徵收。
－－徵收人員權力大，罰多罰少可“議價”。
記者調查發現，由於各地監管缺失，一些基層計生部門徵收人員權力很大。山東濟南一郊區縣農民表示，“二胎一般在7萬塊錢，三胎要20萬，如果有熟人的，15萬也能拿下來。罰款可多可少，一般都能‘講價’。”
審計署公佈的重慶、陝西、江西等地徵收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顯示，有的徵收單位利用手中特權，“彈性”執法。比如在雲南省騰衝縣，分期繳納的首付金額最高的徵收2萬元，最少的徵收50元。徵收數額竟然相差400倍，讓人唏噓。
－－名目繁多“罰”超生，想盡辦法為創收。
近年來，一些縣級政府向基層攤派徵收指標，導致執法部門“放水養魚”，對治理“超生”漠視，對“罰款”熱衷。
在有些地方，一些不法人員盯上了社會撫養費這塊“肥肉”。浙江省温州市平陽縣法院近日判決一起案件，計生人員楊某採取不入賬等方式，侵吞社會撫養費7.4萬元。
一位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介紹，一些地方除了徵收社會撫養費，還創新超生罰款項目進行內部創收，被罰者為了給子女落户只能甘願受罰。
還有多少公共資金在被濫用和侵佔？
對於社會撫養費再次引發的熱議。國家衞計委回應稱，徵收社會撫養費有法可依，但社會撫養費不屬於中央財政收入，也不屬於衞生計生部門收入；社會撫養費的收入沒有對應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許與計劃生育支出掛鈎。
説白了，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有法可依；但收上來怎麼花，卻既非專款專用，更無明確的規定。
“一些執法部門的罰款有指標，有分成已是公開的‘秘密’，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的相關‘罰款’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指出，一旦公共權力與部門利益甚至個人利益相掛鈎，“養魚執法”等亂象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
對於鉅額社會撫養費的用途，有關部門回覆“統籌用於本地區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支出”。
“在社會撫養費徵收的過程中，一些地方部門的工作人員打着基本國策的招牌，行謀取部門或個人私利之實。徵收‘罰款’時底氣十足，資金去向卻成了一筆‘糊塗賬’。”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説。
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稱，“要像曬三公那樣，對社會撫養費進行獨立核算，徵收、支出明細要見光，接受專項審計。否則，永遠是一筆糊塗賬。”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實施多年，面對羣眾關切，類似的“託辭”“回覆”一再出現，有的地方和部門要麼諱莫如深，要麼像擠牙膏一樣避重就輕，如此工作作風顯然與中央要求和羣眾的期待差距甚大。(“新華視點”記者周立權、張志龍、孔祥鑫、齊雷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