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稱蘇貞昌“國際觀”匱乏 誤判中美關係

民進黨要想重返執政地位，最主要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兩岸政策的“貧困”，也在於國際觀的匱乏。蘇貞昌認為，塑造有能力處理涉外事務的難度，應該遠小於率領民進黨進行兩岸政策轉型，因此蘇貞昌在塑造國際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效果卻遠非當初的盤算，甚至是“多做多錯”。

嚴重戰略誤判中美關係發展

蘇貞昌展現國際觀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針對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發表看法。例如，11月23日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議題，美日等國立即表達了關切和反對的立場。一直苦於尋找展現國際視野機會的蘇貞昌如蠅逐臭，不顧大陸已經極大幅度地照顧了台灣方面利益以及將釣魚島劃入防空識別區是更好地維護釣魚島主權的事實，執意選擇跟隨美日等國腳步，對大陸説三道四。11月25日，蘇貞昌 主持“重大議題協調會報”，誣稱大陸劃設防空識別區是“區域霸權的手段”，“攸關台灣的國家主權和國防安全”，要求馬英九當局“向中國表達嚴正抗議”，台灣應該與日本、南韓、美國等國合作組成“民主同盟”。此外，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國際部”主任劉世忠、“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等人也召開記者會大肆批評大陸，甚至“要求中方立即撤回聲明”。

蘇貞昌之所以如此做，最重要的原因是抱美國大腿，充當美國衝撞大陸的卒子，以期能夠獲得美國好感以及向島內民眾形塑具有國際視野的形象。在事情發展的前幾天，蘇貞昌的選擇似乎是對的。然而，在此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蘇貞昌等人的盤算，甚至暴露了蘇貞昌國際觀的缺乏。在最初的“暴衝”之後，美國的態度政策隨即和緩下來。11月29日，美國國務院建議通過中國防空識別區的美國航空公司向中國政府通報飛行計劃；12月4日，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期間，在會後記者會上隻字不談防空識別區問題，更不用談對中國進行譴責；5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已經不再“要求中國撤銷防空識別區”；6日，更傳出美國要搬遷距離東海防空識別區110公里的鳥島靶場。美國態度的180度大轉彎不僅讓日本垂頭喪氣，更讓衝在前面的蘇貞昌無所適從。

在這一議題上，蘇貞昌確實展現了“國際觀”，但卻是錯誤的“國際觀”，不僅沒有獲得加分效果，反而是貽笑大方，以最後被 “主子”出賣終場。究其原因，就在於蘇及其涉外政策幕僚對中美關係發展的錯誤估計，認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只是説説而已，中美兩個大國必定走向“崛起大國”和“收成大國”對抗的老路。

頻繁外訪無助國際觀的構建

截至2013年12月，蘇貞昌自2012年5月底擔任黨主席以來，共進行了5次外訪，包括2013年2月訪問日本、4月訪問新加坡、6月訪問美國加拿大、8月訪問泰國、11月訪問菲律賓，超過民進黨歷史上任何一位黨主席。

其中，最為惹人注意的是訪問日本和美國。2013年2月訪問日本期間，提出“民主同盟”的概念，宣揚日本、韓國和台灣同屬“ 民主陣營”，應該強化合作對付大陸和朝鮮；針對釣魚島議題，提出“共同維護地區的安全與繁榮”，稱“台日有共同利益”，“應該合作解決釣魚島問題”，不要給“第三國家”(指大陸)插手和見縫插針的機會。

2013年6月，借為新恢復的駐美代表處揭牌的機會出訪美國和加拿大。據稱，在美期間與美助理部長級官員，如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拉塞爾、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羅沃伊等人會面，並在布魯金斯學會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聯合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提出3R (責任、和解和再平衡的英文頭字母縮寫)主張，強調民進黨是一個負責任、有治理能力的政黨，民進黨願意以自信開放的態度面對中國，要求美國將台灣納入亞洲“再平衡”戰略等等。

蘇貞昌的外訪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了嗎？如果是從觀光旅遊的角度來講，是有的，其他的收穫暫時難以看到。首先，沒有受到相關國家的禮遇。同台灣一般從事涉外工作的官員和學者一樣，匆匆忙忙地由一個地點趕到另一地點，拜訪一些底層事務官員，並與一些智庫學者進行座談，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收穫。同樣是在野黨主席，馬英九2006年訪美期間見到了美國副國務卿，而蘇貞昌訪美僅見到了助理部長級官員。其次，相關主張沒有受到善意回應。無論是在日本提出的“民主同盟”還是在美國提出的“3R”，均沒有受到有關各方的正面回應，遑論改變對民進黨沒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擔憂。

用英語演講也是國際觀？

為了展示自己的國際觀，蘇貞昌展現了其以往不為人所知的一個特殊技能，用英語進行演講。2013年6月，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演講上，蘇貞昌首次照稿用英語進行演講(但是在回答觀眾提問時漏了餡兒，還是要藉助翻譯)。9月，在民進黨創黨27週年“外交使節”酒會上，面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馬啓思等外國官員，蘇貞昌再次以英文進行演説。筆者雖不曾到場聆聽其“英語範兒”，但是卻透過互聯網下載到了其在美國進行演説的音頻。筆者初步的感受是，其英語演講本身遠比演講內容有意思，美國人研究聽懂了多少比研究蘇所要傳達的信息更有意思。

用英語進行演説，自然可以拉近與美國官員的距離，一定程度上展現其處理涉外事務的能力，但前提是英語水平要好。像蘇貞昌的台式英語，還是少秀為好。曾多年在英美等國留學的馬英九、蔡英文等人，英語水平不見得比蘇貞昌差，但卻沒有特意用英語進行涉外交流，也沒有作為一個亮點大篇幅進行呈現。

總之，蘇貞昌力圖塑造有能力處理涉外事務、具有高度國際觀的形象，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充分暴露了其國際觀的匱乏。(作者：張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