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救助體系調查：消除“盲點”亟須立法

困難人羣的無奈與辛酸，一次又一次地拷問着我國社會救助體系。

一週前，北京有媒體報道，在京打工的王秀青蝸居某小區對面的地下井長達10年之久。 而上個月的20日，河南省鹿邑縣法院審理了赫莊村農婦武文英故意殺人案。這位無助的母親，在去年2月，將農藥瓶遞給了患腦癱的雙胞胎兒子，致兩個孩子死亡，此前她曾多次求助無果。同樣在去年4月，河北清苑縣臧村鎮農民鄭豔良因沒錢做手術，在家自己鋸掉患病的右腿……

作為社會保障的核心內容之一，針對低收入人羣和困難人羣的社會救助制度，包括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災害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等多方面內容，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護線和安全網。

而一旦社會救助體系缺位，將會使困難羣體無法承擔生活重負。在社會救助水平穩步提高的今天，人們不禁要問：打通救助的“最後一公里”為何這麼難？

顯然，搭建一個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促成《社會救助法》的早日出台已是當務之急。只有讓法律護航制度，才能讓無望者看到希望。

“失靈”的社會救助

“貧困”的武文英對社會救助一無所知，她也未能走進社保的最後一道防護線。

2012年2月10日，無路可走的武文英拿起了農藥瓶，結束了腦癱雙胞胎兒子的生命。10個多月後，武文英選擇了自首。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殺人，在河南省鹿邑縣法院受審。

因不堪重壓，葬送殘障親人命運的慘劇，並非僅此一例：2011年東莞白領韓羣鳳溺殺腦癱雙胞胎；2012年2月福建龍巖一老父親為了死後不連累家人，將智障女兒殺死等。

令人扼腕的悲劇，正是社會救助體系失靈造成悲劇的縮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社會救助是面向低收入者或困難羣體與不幸者的社會保障措施，關係到最困難羣體與不幸者的基本生存權益，是公認的維護底線公平的基礎性社保制度安排。但如今我國的社會救助總體水平並不高，目前受助人口僅約佔總人口的6%~8%，而救助資金投入不到2000億元，相對10萬億元的財政收入有些偏少。

對於廣大的農村地區，救濟圈未能全覆蓋，“解壓閥”又匱乏，絕望情緒的籠罩，讓武文英們找不到出口。

武文英曾試圖求助政府，“誰也不管，説幾句不好聽的，太丟人”。直到媒體3次報道“母親照顧腦癱雙胞胎19年”的事蹟後，政府部門才送來輪椅和500元錢和兄弟倆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即便如此，對這個家庭也只是杯水車薪，他們沒能走進當地相關部門的救助體系之內。

事實上，3年前，河南省實施貧困殘疾兒童搶救性康復項目，計劃為貧困腦癱兒童實施康復訓練，兄弟倆當時在救助範圍之列。但在“主動上報”機制下，囿於信息閉塞，村裏沒上報，知識水平有限的武文英家庭也沒申報，這對腦癱雙胞胎因此沒能進入當地殘疾人系統，得以救助。

沒能打通“最後一公里”的社會救助制度，成了壓垮武文英的最後一根稻草。

消除“盲點”亟須立法

10月30日，國務院曾召開常務會議再次專門研究社會救助，要求消除“盲點”。而農村地區，就是“盲點”之一，可是，毛細血管並不發達的社會救助體系，未能完全深入到偏遠的鄉村，打通“最後一公里”還是難題。

2003年，民政部門曾全面排查了全國農村特困户底數(農村特困户是指因大病、重殘、缺少勞動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難的農村貧困人口)，初步建立起農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全面推行農村低保。

10年過去，武文英“毒殺雙子”、鄭豔良“自鋸病腿”等悲劇依舊在農村不斷上演。在12月5日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對“農民自鋸病腿”做出回應，明確表示醫療救助和臨時救助是當前社會救助中的短板。在醫療救助方面，確實存在救助面過窄、救助水平低的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病、特別是患大病的困難羣眾的醫療問題。

武文英家的腦癱雙胞胎，就是這一“短板”下的犧牲品。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有600萬腦癱患者，每1000個新生兒中就有兩個腦癱患兒。面對如此龐大的羣體，可在多數地區，多年以來，並無針對腦癱兒童的特殊政策。腦癱患兒雖也能參加農村“新農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但康復費用沒法報銷，治療藥物也不在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範圍內。高昂的治療成本，並不是所有家庭能夠承擔。

面對社會救助制度實踐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社保領域的學者大多認為“亟須制定一部《社會救助法》，明確社會救助的內容，界定低保、救災、五保、醫療、住房、教育、司法等各項救助制度的具體內容和範圍，及政府在社會救助中的責任”。

“這不僅僅解決社會救助共性問題，還可使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核心的生活救助制度儘快走向定型、穩定”，長期關注並且在近10年間領銜提交《社會救助法》的鄭功成認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規範，這種解除後顧之憂的制度安排就始終具有不確定性，其功能作用就會大打折扣，更何況是偏遠的農村地區。”

然而，從2005年就已啓動《社會救助法》草案起草工作，卻一直未有較大突破。人們希望“打通最後一公里”能夠早日實現。陳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