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退休官員任慈善組織負責人 成去行政化障礙

做慈善，需要專業的人用專業的辦法從民間募集資金明明白白做，這是公益組織運作最起碼的要求，但長期以來國內很多公益組織卻很難做到這些。

“去行政化”何時不再“留一手”？

公益組織“去行政化”並不是一個新舉動，政府、業界、百姓對此早已形成共識，近年來北京、廣東等省份已率先在公益組織“去行政化”上做出表率，推動現職公務人員退出慈善組織。今年有了進一步發展，新制定的《廣州市社會組織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明確表示，離退休後的公務人員確需兼任的，也應當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審批。

從“去行政化”的具體行動上來看，政府是採取了“先易後難”的辦法。現職公務人員退出慈善組織難度較小，就先行一步，對退休官員大量在慈善組織擔任負責人的現象，各地政府在舉措上還是非常謹慎。

從記者的調查看，黨政羣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官員大量在慈善組織擔任負責人，已然成為國內公益組織“去行政化”的一大障礙。這些人員人數不多，但能量大，如何安排好這些人成為各地公益組織“去行政化”的一大難點。

今年新制定的《廣州市社會組織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國內率先明確提出對退休官員任職公益組織進行約束，這是國內慈善專業化的一大進步。但是這個文件只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還留下了一些模糊灰色地帶，而恰恰是這一點，很可能會使慈善組織的“去行政化”大打折扣。

對此，部分專家建議，各地政府在慈善組織“去行政化”的規定今後應進一步具體化，對想要任職慈善組織的退休幹部，應按現代慈善標準嚴格要求，如任職慈善組織，今後首先需通過國家組織的社會組織工作師、會員管理師或勸募師等工作人員資格考試；擔任慈善組織負責人和項目管理人員的，應公開參與招聘和差額選舉；對於“以權募捐”和運用善款不妥的，要進行問責。

“以權募捐”何時了？

老百姓慈善捐款本應發自內心，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第四條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願和無償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然而，這一法規在現實中卻屢屢被無情嘲弄。現在國內變相攤派的募捐十分普遍，就在慈善風氣較好的一些省份也會出現，如今年對上海市募捐情況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人平均每年募捐次數為2.85次，其中被動募捐的很多。

被動募捐不僅傷害了老百姓的慈善心，而且對於接受被動募捐的慈善組織來説，長遠來看也是有害的。它使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對之反感，誰也不會主動與之打交道。而離開老百姓的支持，僅有權力的持扶，還談何發展？

現在有一些長期靠被動募捐生存的慈善組織也已認識到這個問題。東部一家省級慈善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近年來一些與政府關係好的國有大企業也開始反對被動募捐，企業老總會提出很多具體的慈善要求，靠關係拉善款的難度已越來越大。慈善組織要生存和發展，今後必須要靠培養公信力取信於民，靠權力、靠關係募捐的路已越走越窄。

不過想要改變“以權募捐”的現狀，僅靠一些慈善組織負責人的內心反醒，是遠遠不夠的。對此，一些專家建議，要從根子上解決被動募捐，需要國家從法律和制度上確保慈善不被權力劫持，對於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的慈善組織，負責人應問責、組織應整頓。

明明白白做慈善何時成為“鐵律”？

明明白白做慈善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近年來媒體曝光的多起慈善醜聞，使得老百姓對國內慈善的透明度充滿了懷疑。他們開始前未所有地重新打量每一家慈善組織，重新確立對每一家慈善組織的信任度，這在今年四川雅安地震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4月22日民政部發出《關於四川蘆山7.0級強烈地震抗震捐贈活動的公告》，提出“個人、單位有向災區捐贈意願的，提倡通過依法登記、有救災宗旨的公益慈善組織和災區民政部門進行”。這是我國第一次在震災中沒有規定公眾必須給誰捐款，而是説可選擇公益組織捐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至少讓所有的公益慈善組織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客觀上，也讓老百姓第一次可以用手投票對每個慈善組織打出信任分。

對比是明顯的，在四川雅安地震首日，在慈善界有着較好聲譽的民間基金籌得捐款1000多萬，而近年被百姓不斷質疑的紅十字會只籌款10多萬元。

正是有了對失去老百姓信任的恐懼，一些慈善組織才能把明明白白做慈善奉為“鐵律”。對此，專家們建議，今後對於每筆善款的流向，必須加大各方面的監督，得多一些較真的人對善款進行窮追猛打的追查，同時政府也要出台相關的法律和制度，保證老百姓用手投票的權力，以及對弄虛作假做慈善的人的責任追究。(記者 毛海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