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場革命

在一定意義上，政府職能能否發生與市場經濟要求相一致的變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關鍵。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於有五千年自然經濟的歷史、又經歷了40年計劃經濟的中國而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場革命。

市場配置資源是資源配置效率最好的體制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效率有生產效率、勞動效率、投入和產出的效率，但最重要的是資源配置的效率。資源配置就是所有的資源在現在和將來，如何分配到各個領域、各個產業、各個區域，才會效用最大。人類歷經了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3種經濟形態或3種資源配置體制。自然經濟是相對分散的個體，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分配有限的資源。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是在一國範圍內，通過計劃的方式分配資源，由於計劃者的信息和知識有限，加之信息的時滯，以及人類追求自我利益的傾向與計劃經濟極端強調所謂全局利益的宗旨不太協調而難以調動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終以低效而告終。現在看來，只有市場經濟才是資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之所以在資源配置方面最為有效，一是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符合人類本性，能夠刺激和調動人們的激情；二是所有的資源都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揮最佳作用；三是經濟運行所需要的知識的創造、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強。亞當·斯密説：“關於可以把資本用在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物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個人處在他當時的位置，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和立法家好得多。”非常推崇市場經濟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也認為，專家和領導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並不等於人們處理問題的全部知識和信息，每個人都掌握着與自己從事的職業相關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因而依據這種信息決定的決策只能由個人作出，或者必須有他的積極參與才能作出；四是實踐證明，作為分散的個體，誰都必須按照市場價格的導向行動，這就在冥冥之中更容易遵循經濟規律。

市場配置資源的最佳效果是平均利潤的形成，即各種資源都恰到好處地配置到了最能發揮作用的產業和用途上，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作用。但要達到這樣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健全的制度載體。市場經濟體制制度載體的要件：一是健全的微觀主體，要求產權必須明確，能以自己的財產權承擔成功或失敗的責任；二是政府職能必須是服務性和監督性的，是嚴格限制在公共服務領域的，不能直接扮演市場主體，不能錯位，更不能篡位；三是沒有地方保護，沒有行政壟斷，體系健全的統一市場體系；四是能夠充分競爭，自由流動，自由進入；五是對所有公民、企業是一視同仁的、公平的。

顯然，我們與上述制度安排還有一定距離。我們的社會正進行兩個轉型：一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一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比沒有經歷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的轉型要難得多，原因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強大的行政體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以及盤根錯節的組織和利益羣體。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的難度。在歷史上沒有經歷市場經濟的中國，實現“兩個轉型”，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場偉大的革命。

必須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交給市場

當人類還沒有選擇或者説剛剛選擇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經濟學家馮·米塞斯就斷言，離開了市場價格，你將不知道資源的稀缺程度，你將不知道資源怎樣分配才能效用最大。在市場經濟下，一切信息都通過價格來反映，一切利益關係也通過價格來表示和調整。當某種資源稀缺了，其市場價格就會上去。價格上去了，使用者要麼節約該資源，要麼尋找其他的替代品，要麼把更新的替代品創造出來。某種資源在哪種領域、哪種產業效用大、回報高，該種資源就自動流向那個行業，這就是市場對資源的配置。這種均衡不斷被打破，並不斷地再平衡，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通過市場價格來配置資源，產業和企業必須有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有吸引各種資源的能力。各種資源在選擇流向的時候，會自覺遵守比較優勢規律，從而達到自身效用的最大，也使整個社會充滿創新的活力。

我們往往喜歡干預價格，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干預價格通常會使價格反映的信息失真，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例如，面對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我國採取的諸如家電補貼、汽車補貼等救市措施，造成了一定誤導，使本來過剩的產能更加過剩。又如，資本的價格，特別是銀行存款的利率，長期被人為地固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使得可以用人們的存款去支持那些效益並不見佳的企業和地方政府扶持的項目，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我們的經濟發展過程沒有充分地計算資源和環境的真實價格。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個別領導，通常給一些企業特別是招商引資的項目特別優惠的政策。凡此種種，都是對價格所反映的經濟信息的扭曲，是對價格機制的破壞，是對市場經濟的無知。

當然，能反映真實經濟信息、反映供求關係的市場上真實價格的形成，是需要一定條件的，這就是前文論述過的市場經濟的制度載體，其中關鍵的是，健全的微觀主體和不受干預的健全的、可以自由進出的統一的市場體系。

必須轉變政府職能

我們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推進旨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由於路徑依賴，這比那些沒有經歷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要難。最難的有兩個方面：一是認識層面，我們總想把傳統體制最核心的東西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結果是國有企業過大的比例和壟斷，對市場頻繁的干預；二是繼承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強大的、可以左右一切的、無所不管的行政體制。

經典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關係定位的論述，和先行發展的國家在實踐中形成的對政府與市場功能的劃分，有其科學性。亞當·斯密明確指出，政府的職能一是公共安全，“在於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二是法律秩序，“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的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三是其他公共產品的提供，“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來説，若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的利潤絕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斯密這裏講的，實際上是現代經濟學所講的公共產品，除了上述國家安全、法律秩序外，還包括主要為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在這些領域，政府具有比較優勢，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在一定意義上，政府職能能否發生與市場經濟要求相一致的變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關鍵。換句話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改革的轉換，重中之重在於轉換政府職能，這涉及行政體制改革，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還給市場，涉及權力的調整、利益的調整，我們應當有壯士斷腕的勇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 李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