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虎城：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近日，《求是》雜誌刊登商務部黨組書記、部長高虎城署名文章“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全文如下：

今年是改革開放35週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必將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這為今後一個時期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指明瞭方向。

一、深刻認識我國開放型經濟內外環境的變化

當前，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調整，圍繞制度、規則、市場、技術、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複雜變化，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重要性、緊迫性日益突出。

經濟全球化的驅動力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來，世界經濟復甦進程一波三折，充滿不確定性。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裹足不前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方興未艾，自貿區建設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截至今年7月，向世貿組織通報並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共有249個。特別是美歐繞開世貿組織，開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跨大西洋夥伴關係（TTIP）等“高水平”自貿區談判，對國際經貿環境影響深遠。國際產業分工面臨新變化，一些中高端製造業向發達國家迴流，服務外包和服務投資成為國際經貿合作新熱點。這為我國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帶來機遇。

國際經貿規則競爭日趨激烈。面對世界經貿格局新變化，各國圍繞國際市場與資本的爭奪更加激烈，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變革。發達國家致力於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積極推進“競爭中立”、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等“21世紀”新議題談判，以佔領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形勢逼人，不進則退。我國必須着眼經濟利益遍佈全球的現實，全面參與重大經貿合作談判，在新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中搶佔先機。

我國傳統比較優勢面臨階段性變化。長期以來，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是支撐我國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優勢，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大規模城鎮化過程中，剩餘勞動力持續從農村向城鎮轉移，開始出現總量過剩和局部短缺並存的勞動力供求新格局，勞動力要素成本上升長期化，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單純依賴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我國的比較優勢亟須從“數量、價格優勢”向“質量、效益優勢”轉換，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空間巨大。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02年至2012年，我國出口總額年均增速達到21.3%，在全球的位次由第六位升至第一位。2012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3867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價值鏈的拓展，我國開放型經濟仍然藴含巨大發展潛力。從對外貿易看，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佔全球比重達到11.2%，這個數字在全球貿易發展歷史上並不算突出。據世貿組織秘書處的有關資料統計，英國1870年出口佔全球的18.9%，美國1921年達到22.4%，明顯高於我國水平。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居全球第五位，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從對外投資看，201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居世界第三位，但由於起步較晚，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相當於美國的10.2%，英國的29.4%，德國的34.4%。要把我國巨大的發展潛力轉化為現實成就，必須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着力增強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二、準確把握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內涵

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根本在於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攻克體制機制的痼疾，釋放深化改革的紅利，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實現改革創新與擴大開放良性互動。我國很多領域開放水平依然較低，很多關鍵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通過開放獲得外部動力。我國製造業開放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保護只能保護落後。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必將推動涉外法律體系、政府管理方式乃至人們思想觀念的重大變革，發揮改革牽引作用，破除有礙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思想桎梏與現實阻力，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實現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良性互動。對內開放是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前提。在深化對外開放的同時，要把對內開放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通過對內對外開放的互動，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發展活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實現擴大國內市場準入與開拓國際市場良性互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着眼全球配置資源和要素，有效利用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決定》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繼續主動開放國內市場、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同時，要秉承利益互換、對等開放的原則，消除我國對外投資合作的障礙，堅持擴大外需和提振內需並重，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不斷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

實現深度參與全球化與防範經濟風險良性互動。隨着國際國內市場深度融合，內外環境複雜多變，我國引進來和走出去將面臨更多風險和挑戰。要堅持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前提下深化對外開放，在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中增強風險防範能力。既要重視防範國內市場開放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和產業衝擊，也要重視拓展海外市場過程中的人員與資產權益保護問題。

實現鞏固傳統優勢與培育新優勢良性互動。在鞏固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通過技術改造、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更要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這是提升我國產品和服務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是保持開放型經濟發展不竭動力的堅實基礎，是促進由經貿大國向經貿強國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

三、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思路與舉措

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關鍵是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形成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後勁。

擴大內陸沿邊開放，完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協同推進東中西部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分工協作、互動發展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決定》指出：“抓住全球產業重新佈局機遇，推動內陸貿易、投資、技術創新協調發展”；“加快沿邊開放步伐，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遊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這為深化內陸、沿邊開放明確了政策着力點。東部地區要充分發揮引領作用，率先實現轉型升級，打造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提升服務業國際化水平。內陸地區要依託本地優勢，提高吸納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能力，加快發展特色外向型產業。沿邊地區要綜合考慮經濟發展、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周邊和諧的需要，合理佈局基礎設施項目。着力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促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以點帶面、從線到片，形成向東向西全面開放的國際經濟合作帶。

放寬投資准入，提高利用外資綜合效益。利用外資要與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內市場競爭相結合，更加註重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充分發揮利用外資的技術溢出和綜合帶動效應。《決定》指出：“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這是我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按照《決定》要求，以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契機，探索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加快外資管理模式創新，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建立利用外資科學評價體系，引導利用外資從注重規模向提高質量與綜合效益轉變。借鑑主要經濟體的成功經驗，健全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機制。

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全球價值鏈整合與國際化經營能力。《決定》指出：“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這將進一步壯大我國走出去的微觀主體，釋放對外投資合作潛力。積極、有序、安全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引導有實力的企業和個人到海外整合和延伸產業鏈，提高我國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要素資源的能力，推進從吸收外資大國轉變為資本輸出大國。加強規劃引導，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開展國際化經營，吸納先進生產要素，建立海外營銷網絡，培育國際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務支持體系，強化海外資產和人員安全保障。

統籌多雙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決定》指出：“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這為完善新時期對外經貿關係佈局明確了重點。在雙邊層面，創新與發達國家的合作模式，加強政策協調，增進開放互信；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競爭，維護共同利益。在多邊層面，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渠道地位，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減少和消除貿易投資壁壘；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更趨公平合理。在區域層面，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主動參與新議題談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在次區域層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灣、大圖們江等地區合作，形成於我有利的地緣經濟和政治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