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更多美軍艦機部署中國周邊是殘酷現實

原標題：海軍少將楊毅談中美軍事交流：要敢於“與狼共舞”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海軍少將楊毅12月18日在新華網第四屆“縱論天下”國際問題研討會上發言。

新華網第四屆“縱論天下”2013國際問題研討會18日在京舉行，與會專家就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周邊外交佈局新思路、中國如何應對亞太局勢走向、全球熱點問題與經濟形勢等議題進行了熱烈深入的探討。以下是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海軍少將楊毅的發言。

促進中美兩軍良性互動，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提供“正能量”

2013年我國安全環境得以改善，這裏主要靠我們的努力，也有客觀上有利因素。從我們主觀努力方面，我們採取了“抓住重點、着力支點、管控熱點、冷靜佈局、塑造態勢”的柔性攻勢外交，具體舉措剛柔並濟、處置得當。

同時，我們的軍事力量建設進步顯然，把握“低調加速發展軍事力量、適度顯示力量、謹慎使用力量”的原則，配合了我外交柔性攻勢的效果。我國在海洋維權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適時公佈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是一個重大的舉措。東海方向，在與日本圍繞釣魚島的動態平衡博弈中，變被動為主動，力量和態勢都在朝着對我國更加有利的方向發展。在南海方向，通過主動與東盟開展對話，穩住越南、孤立菲律賓，整體形勢得以緩和。與此同時，我們還需清醒地看到，外部安全壓力依然不小。美國和日本修改美日安保軍事同盟指針，美日兩國各懷鬼胎，相互利用，其中針對中國具有非常重要分量，未來海洋方向的爭端有可能引發動盪。

我國外部安全形勢得以改善的外部因素，是美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中更加呈現“力不從心”狀態。受財政赤字困擾，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與軍事能力之間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在軍事力量建設中，在着眼於增強未來軍事競爭優勢，與維持現有軍事力量規模與海外部署行動強度之間的“兩難困境”選擇更加明顯。斯諾登事件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在軟、硬實力兩個方面都受傷不輕的美國，軍事介入地區和全球熱點問題的能力與影響力衰減，參與沒有涉及美國直接重要國家利益的軍事行動的意願不斷下降。但是，繼續謀求未來軍事競爭高地，努力保持領先其它軍事強國“代差”級別優勢的目標沒有改變。

在此戰略背景下，美國對其重返亞太戰略進行了策略性的微調，加之我主張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使得美國對我戰略壓力相對減少。

2013年6月7-8日，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的會晤，中美兩國元首達成了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共識。這將是改變歷史和創造歷史的一種戰略共識。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快速發展和崛起新興大國，與正在進行“戰略再平衡”的現存霸權國--美國如何確立今後如何相處的目標和路徑，也就是説如何探討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道，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點，但是這些分歧點的殺傷力和破壞力不容低估，其中兩國的安全關係又是分歧中的最危險和難於管控的。近年來，中美兩國安全關係，特別是兩軍關係始終是兩國關係中的軟肋。

處理好這個中美兩國關係的“軟肋”，還可以變負能量為正能量。我們高度重視管控中美兩國軍事關係“負能量”因素的同時，需要着重努力做好把這種“負能量”變成“正能量”的轉化工作。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單單擁有良好的政治意願就可以做到了，還要克服種種錯綜複雜因素的破壞與干擾。特別需要下大氣力把握好幾個重要問題：

一、坦誠地承認兩國安全關係中的競爭因素，認真面對分歧，努力縮小分歧。一般來講，促使雙邊關係穩定和發展，主要靠擴大共同利益(這裏也包括共同的價值觀)、或者是面對共同的威脅(如同在冷戰時期，前蘇聯的軍事威脅曾經是推動中美和解、靠近的主要引擎)，有效管控分歧。無論是出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中美兩國的安全關係都是充滿着相互防範，相互警覺特色。具有巨大諷刺意義現實是，中美兩國的軍事力量儘量努力避免與對方發生軍事衝突，同時又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儘管美國多次強調，“戰略再平衡”戰略不是針對中國，殘酷的現實讓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美國軍艦和飛機部署並活動在中國的周邊。每逢一個國家與中國發生利益糾葛，美國總是在貌似中立的面具下，“偏袒”其他國家。與此同時，無論我們如何反覆重申中國堅持防禦性軍事戰略，但是隨着我國軍事力量不斷增強，特別是我們得海、空軍事力量活動範圍越來越大，美國就如坐針氈，感受到中國的壓力與挑戰。

所以，我們需要向美方坦誠地表達我們的看法，既要承認分歧，同時要展示我們促進兩國安全關係朝着良性方向發展的意願。敢於公開談分歧，也是我們自信的表現，也是我們願意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誠意的表現。

二、通過採取更加積極的軍事透明度姿態爭取兩國軍事關係互動的主動地位。軍事透明度問題一直是美方對我們施壓的手段，我們不能不接招，也不能總被動接招。改革開放35年以來，我們自己長高了，長壯了，別人對我們如何使用不斷增強的實力的懷疑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們也要換位思考，我們要改變思路，變被動為主動。我們要通過議題設置的創新來謀求在透明度方面的主動地位。在可能的情況下，雙方就各自軍事力量總體構想、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目標、作戰理論的更新、軍事力量部署的調整思路等敏感問題進行溝通。

中美兩國對兩國軍事力量的變化都是非常敏感的，這裏還存在一種“零和”的色彩，似乎，一方力量的增強就是對自己的安全威脅的加大。如果中美兩國能救某些敏感的議題進行交流，有可能極大地促進雙方戰略互信。這裏我們需要作的功課更多，更困難，畢竟我們處於一個“弱者”的地位，美國的軍事力量對我們形成壓力，還有雙邊和多邊的軍事同盟關係。我們如果把我們的家底都露出去，會降低我們的安全係數。如果把握得好，不是不可以做，而是可以做，還有可能做的很好。要遵循循序漸進、由表及裏、由宏觀到微觀、從易到難的原則。比如，雙方可以就“A2，AD”和“空海一體戰”概念進行交流，由於我們作戰理論的防禦性與美國作戰理論的進攻性的差別，讓美國“交底”，可能我們就佔有比較有利的地位。

三、防止“第三方要素”綁架中美兩國安全關係。儘管中美兩國都有穩定安全關係的政治願望，但是其他因素總會干擾和破壞這種進程，“第三方要素”就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我們要提醒美國不要傻乎乎地給“小兄弟”打工，受到無賴盟友的綁架。我國的周邊還存在一些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我們堅定不移的要維護國家利益，同時又努力通過和平和外交的途徑尋求解決。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國家在他們與中國的爭端中企圖把美國“拖進來”、“拉下水”，美國也有通過傢俱中國與這些國家關係的適度和可控緊張關係來牽制中國的意圖。

從趨勢來看，隨着美國的軟、硬實力的下降，軍事介入地區和全球事務的能力與願望都在衰弱，一般來講不會輕易介入與自己沒有直接重大利益的衝突。但是如果美國過於執著於“天賦使命”的理念，同時以為中國會在美國的壓力下妥協，不但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導致事情更加複雜。出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和聯盟戰略和基於維持美國“承諾”與“可信度”的考慮，美國有可能因為其盟國和朋友的利益而介入與中國的衝突。目前比較突出的是日本、菲律賓和台灣等。能否有效地管控好“第三方要素”，防止這些因素導致中美兩國的直接衝突。同時我們積極利用美國發揮“間接”作用，管控那些對我們形成壓力的“第三方要素”，這也是中美亞太安全關係互動的重要部分。

四、提高與美方的軍事交流的數量與質量，增強相互瞭解、降低相互誤解、誤判。保持持續的、有效的、對雙方都有利的軍事交流對兩國軍隊的關係很重要，對中美兩國亞太安全關係互動也很重要。要爭取這種交流的抗衝擊和抗干擾力度，創新我們維護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的思路。

在過去的軍事關係互動中，中美兩國各自的出發點和着重點有很大區別。美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交往，瞭解我們軍隊建設的思路、軍事力量的狀態和發展前景，影響我們的戰略思維，有時通過“很大的透明度”展示其軍事裝備、武器和部隊訓練水平來對中國進行“心理威懾”。我們的主要出發點是學習、瞭解美軍建設的先進思想、理念，服務於我軍的現代化建設，同時也表達我們熱愛和平的戰略意圖。每當美國做出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錯誤舉動時候，我們就通過中斷中美軍事交流來“懲罰”美國。這種互動模式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今後，在雙方軍事交流中，要創新戰略思維，更加自信和坦蕩地與美軍交往。要積極爭取對我有利的內容與方式，要增強交流的多層次與多種平台，展現我們的自信與誠意。繼續保持和擴大中美兩軍高層對話機制，也要開展其他層面的各種交流，要積極展開又特色的軍隊公共外交活動，做好美國安全系統的“菜根階層”的工作。

五、積極參與美方主導的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敢於“與狼共舞”，敢於“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裏面去”。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已經成為國際安全互動中的重要平台。無可置疑，美國是各種地區多邊安全平台的“編劇、導演”和“主角”，既可以強化以美國為中心的軍事安全同盟體系，又可以通過主導議題來影響地區安全形勢的發展。今後美國不會停止強化有針對我們特色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我們不能只是抗議和譴責，或者採取不“同流合污”的排斥姿態。而是以一種積極參與的方式，去“稀釋”這種反華“包圍圈”的“濃度”，只要我們參與進去，憑藉着我們的“塊頭”和影響力，會對這種現存的機制形成衝擊和改造到作用。當前，做好參加“泛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要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參與中提高自己和影響別人。

六、積極爭取搭建和合作搭建新的安全合作機制，發揮“以我為主”或者“合資經營”兩種形式的作用。從我國總體國際戰略的總體設計方面來看，多邊機制是我們的重要平台。隨着我們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我們對外部環境的塑造能力越來越大，在對待多邊安全機制方面，我們要增強主動性和進取性，善於運用自己的實力與影響力。要把周邊安全形勢的主動權努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品格來利用多邊安全機制。

我們要在強化和優化目前業已存在的雙邊安全合作機制的同時，不斷擴展其內涵和外延。我們可以倡議在目前現存的雙邊反恐軍事演習的基礎上擴大到三邊和多邊的聯合演習的形式。我們甚至還可以積極邀請美國參與我們倡議的多邊安全合作平台上來，我們採取不排斥美國的姿態，這既表明我們君子行事坦蕩蕩，消除美國的戰略誤解，也可以免除其他國家參與我們倡導地區安全合作機制需要看美國臉色的“選邊尷尬”。

七、積極主動地把握與美國安全關係互動的主導權。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八個字指導思想。在促進與美國安全關係良性互動中也要貫徹這種思想，敢於破舊立新，敢於探討、敢於實踐、營造一種更加開放的思維氛圍，“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鼓勵創新，允許失誤，我們要一種處在民族復興上升通道的強者心態對待新鮮事物，爭取在與美國安全關係互動中越來越主動。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運籌重大國際事務，2013年當中，我們在處理重大國際事務中，特別是穩定和改善周邊安全環境的努力當中，按照統籌全局與局部的原則，在塑造友好型國際環境的努力當中，重點經略周邊，寫出了一篇好文章 。在與美國的安全互動中，特別是面對戰略兩面性，我們要防止心浮氣躁，不冷靜的衝動的冒險主義，也要防止縮手縮腳，喪失良機的保守主義。

八、轉變戰略思維方式，更加辯證和全面的看待中美兩國安全關係互動的性質。值得指出的是，過去人們過多地看到了中美兩國之間的安全利益衝突點，而沒有看到，或者沒有足夠地看到兩國之間的安全利益共同點。這種共同點就是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安全、繁榮。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現象就是，中美兩國安全利益的衝突點也恰恰是轉化為中美兩國安全利益共同點的“抓手”和“拐點”。這一點無論在前幾年遏制台灣急性“台獨”還是最近防止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兵戎相見等問題上都體現了中美兩國的共同安全利益。因為一旦這些熱點引發武裝衝突，會把中美兩國拖入直接軍事衝突當中去。作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對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肩負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九、以“相互適應”、“互相照顧”、“爭取共贏”的思維來處理與對方的關係。

首先是美國的戰略取向。美國要拋棄冷戰思維和傳統的海權理念，不要把中國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的發展看成是對自己的挑戰與威脅。少一些“零和”思維，多一些“共同應對安全挑戰”的合作安全觀，有利於中美兩國軍事關係的良性互動，也有利於中美兩國整體關係的穩定與健康發展。”

其次，中國也應該永遠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戰略，永不稱霸，堅持和平發展。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要更加積極地為促進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破解中美兩國軍事關係“安全困境”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搞好兩國的戰略溝通。

第三，要通過合作來促進和鞏固兩國安全關係的良性互動。只要中美雙方有加強合作和避免兩敗俱傷的意願，中美兩國軍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應對非傳統安全領域內的合作，這樣不但可以共同為地區與世界的和平作貢獻，還可以增進中美兩國軍隊之間的戰略互信，消除誤解、防止戰略誤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兩國不但可以避免大國興起進程中的“零和”鐵律，還可以在建設和諧世界中扮演主導角色。

當年，周恩來總理與尼克松的握手曾經改變了世界。今天，為什麼我們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不能再次改變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