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府簡政放權 專家提醒需警惕基層權大滋腐
中新網杭州12月22日電 (記者 江耘 見習記者 謝盼盼)今年年初，浙江省長李強提出，力爭把浙江打造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投資環境最優的省份。一場自上而下的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浙江大地開展。
有專家建議，下放審批事項不能簡單化，要對權力下放中碰到的風險、預防的措施，及如何培育監督體制等問題都要進行全面思考，放權需警惕基層權大滋生腐敗。
管住“閒不住的手”政府應甘當“守夜人”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認為，滿足“經濟人”的最好途徑就是經濟自由，而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其觀點如今正在浙江得到了驗證：政府多做“守夜人”，不瞎攪局。
今年以來，浙江省展開的新一輪審批制度改革，注重清理強調規範，提出了至少減少三分之一審批事項的量化目標。
對此，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吳偉強“點贊”：凡是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領域，過度的行政干預會扭曲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準則。
台州新傑克縫紉機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政府簡政放權的受益者。該公司新建一個廠區，按照以往，工程項目從審批到建設起碼要3年。如今，只需要兩三個月。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唐明良博士亦表示，取消和下放行政許可事項，對浙江的好處是多維度的，一是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二是有利於管住政府這隻“閒不住的手”；三是降低行政成本和社會總成本；四是將一些審批權限下放到縣市，促進了公共事務管理的扁平化，激發地方活力和自主性。
今年5月，時任浙江省常務副省長龔正在向該省人大常委會報告時表示，新一輪審批制度改革，既有對政府和企業投資項目審批的改革，又有為民服務事項、貿易(企業)主體設立的改革。同時，大力推進減少審批層級的改革，通過依法委託等方式把基層政府能夠辦理的事項交由基層政府辦理。
在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浙江也再次重申今年的工作重點是全面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對一批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行政權力予以嚴管、暫停或者取消。
儘管當前浙江省政府努力當好“守夜人”，但是此前媒體曝出的舟山和義烏出現草原開發權和煤炭開採權也令這個“守夜人”顯得有些不稱職。
“很多政府下放一些無用權力，真正含金量的權力還握在自己的手裏。”對此，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範柏乃建議，政府下放和取消權力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市場調查，正確把握需求，這也是釐清政府、市場和企業關係最核心的問題。
時間是商機 簡政是創富
據紹興柯橋區(原紹興縣)當地行政服務中心的調查，投資一個工業項目，從項目立項開始，到土地徵轉用、項目備案，到最後的施工許可，業主少則七八個、多則要跑十多個省級部門進行審批。
據測算，即使資料齊全、不走“回頭路”，審批也需要344天，遇到阻礙時，甚至要花上兩三年時間才能完成審批。而對企業來説，時間就是商機。
當地媒體報道稱，省級審批權下放後，紹興當地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時間由340余天縮短至100天以內，目前當地已經有239個企業投資項目進入高效審批流程，總投資額89.3億元。
而在審批流程中，中介被稱為“最難啃的骨頭”。温州在該省率先啓動中介機構集中服務管理，採取實體與網絡相結合的方式，讓中介機構集中入住，目前已入駐實體機構54家，網絡平台395家。如今在温州，中介服務提速達44%以上，單件審批辦理時限平均不到2天。
從11月1日起，浙江海事局正式下放了海員證和油污保險證書的辦理權限，推行舟山海員證屬地辦理措施，對非國際航行船舶的油污保險證書籤發職能改由屬地海事局辦理。
浙江省海事局副局長許騏測算，這兩種證書權限的下放，每年能為港航企業和船員節省成本百萬元以上。
吳偉強表示，取消和下放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事項，本質上是還原市場機制，賦予企業等經濟主體的獨立性，特別是自主決策權。
他分析認為，浙江擁有充足的民間資金，取消和下放不必要的審批，可大大拓展投資領域，降低各種交易成本，驅動創新。
奧克斯集團董事長鄭堅江表示，奧克斯一直有進軍金融、保險等領域的願望，但在之前的體制下，進入這些高端領域須通過複雜的審批流程，“在這些條條框框面前，大部分民營企業顯得力不從心。”
如今，鄭堅江的期望正在逐步實現。今年，奧克斯在杭州未來科技城投資建設的280米杭州最高商業建築，相關土地證件辦理僅需三天即可完成。
小省大縣易滋腐放權非撒手不管
對於今年的新一輪審批制度改革，用龔正的話來形容，是對傳統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刻改革，是政府的一場自我革命，涉及面廣，政策性強，改革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各種矛盾和問題。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大量審批事項的下放和取消，除了一些積極成效外，也可能出現一些“副作用”。
一是權力異化、腐敗。基層政府的審批權大了後，容易出現權力異化、腐敗和權力尋租的問題。
範柏乃建議，下放審批事項不能簡單化，要對權力下放中碰到的風險、預防的措施，並建立社會公民有序參與的權力監督機制，“光政府去管，是管不好，也是管不了的。”
唐明良建議，放權之後加強權力行使制度化的監管，而不是對審批個案的監督。
二是部分審批事項取消增加監管難度。
唐明良認為，這就要通過巡查機制、信息共享機制等的建立健全來加以彌補和提升，採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現代治理方式實現監管創新。
三是地方保護主義蔓延。地方政府審批事項增多後，企業跨地區發展難度增大。
吳偉強建議，需要加強省與地方、地方之間規劃統籌和協調。上級部門工作重心應轉到規劃統籌，加強監管；對下級部門應在規章制度制定、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方面統一部署。
目前温州的好做法是：嘗試把各級部門的權力進行公開，避免基層權力濫用。
四是基層政府無力對接。作為基層政府，權力多了，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但待遇沒變，不排除政府工作人員對權力的主動性不高，可能出現無能力對接、不能對接等現象。
範柏乃開出的“藥方”就是加強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能力培訓。
據瞭解，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為避免該權力對基層政府無用或者無力承擔的情況出現，温州市紀委常委、市監察局副局長朱建和説，温州將權力的選擇變身“超市”，讓基層自由挑選。“遵循放權做加法，集權做減法。”
五是“竭澤而漁”式審批。一些資源開發利用、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審批事項下放到基層政府後，考慮到地方發展需要，容易過度審批。
唐明良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一方面要在下放之前充分、理性進行風險評估；更為重要的是加強權力行使的制度化監管。
記者瞭解到，嘉興已建立了一個“超量叫停”縣(市、區)審批制度。對能耗、污染物排放、建設用地等事項的審批，由市級部門根據全市約束性指標控制任務，限定各縣(市、區)約束性指標控制總量，在控制總量範圍內，由各縣(市、區)自行審批和管理。
唐明良認為，這樣一種設計，既不對具體實施審批權的基層政府橫加干涉，又在宏觀上保障公共利益，也是對長期以來上下級政府間職能高度“同質同構”弊病的打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