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雷人建築層出不窮 建築師稱看領導臉色做設計
建設速度越快，遺忘速度越快。中國的建築界想要抵禦全球化，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築加快了記憶的消失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蔣芳
德國建築師奧雷·舍人在選擇與荷蘭建築師庫哈斯合作設計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大樓時，放棄了紐約世貿中心重建項目。他多次向外界表示：“中國人的理想更加吸引我。”
他的判斷十分“精準”。西方國家給予建築師的“舞台”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設計空間十分可觀，正如一位美國前衞建築師坦言：“如果在美國，我不可能讓我的設計真的建起來，而在中國，人們開始感覺一切都是可能的。”
當代中國建築市場似乎在向他們暗示：“給我全世界最好的，其他不是問題。”
公眾越來越多關注這些舶來的“怪異建築”，對之產生疑問：為什麼它們會發生在中國？誰的趣味？
違背理性的“炫技表演”
快速城鎮化使中國的建築規模在2012年達到27億平方米，接近當年世界建築規模總量的一半。當其他國家在討論建築設計面對的應該是單體工程問題，還是片區形態問題的時候，在中國，建築師面對的卻是一座座日夜“瘋長”的城市。
“瘋長”的城市會“長”成什麼樣？建築無疑是最具辨識度的標誌。然而，在時下的公眾輿論場中，這些標誌揹負的“惡名”卻不小，不少標誌性建築成為網民吐槽的對象。
除了閃爍着“土豪金”的地標建築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摩天樓也讓擁擠的城市更加擁擠。有一個城市擬建一幢800米高的摩天大樓，號稱世界第一。不少人感到費解：這是城市環境的要求，還是實用功能的需要，還是建築技術發展的必然？
已有建築評論家毫不諱言地指出：這種違背理性的“炫技表演”，已使這樣的大廈失去了本該具有的價值，而成了一個巨型商業廣告。
比炫技更糟糕的情況，是建築文化趣味問題。在內地許多城市，都能找出類似白宮、凱旋門、羅馬柱廊和意大利花園那樣的新建築，同時，模仿福、祿、壽形象的天子大酒店，模仿古錢幣的方圓大廈等“象形建築”也常常出現。
近期，在美國出版的《原創性翻版——中國當代建築中的模仿術》一書，列舉了上海、廣州、杭州、石家莊、濟南、無錫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築”的實例，有學者讀後稱“出乎想象”、“令人震驚”，公眾紛紛質疑：這些貪大、求洋、超高標準的建築怎麼會出爐？
很難把這些賬全記在建築師頭上，因為這些“創意”與一些決策者相關。許多建築師為了做成項目，紛紛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看臉色做設計。“有的領導一時興起時，都是直接畫圖的。”一位建築師無奈地説，“如果出版他的圖集，不比專業的設計師少。”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建築
細查這些標誌性項目，不難發現，執筆的絕大多數建築師都非來自本土。它們耗資巨大，其背後的天價設計費也令人咋舌。
一位權威建築專家如此解讀奧雷·舍人的表白：“中國吸引他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的創作權和空間。相對而言，紐約的節約與理性，顯然對於他天馬行空的想象是一種制約。”
面對如此天馬行空的想象，一些城市決策者以為，不做超高層，就矮人一頭，不做“非線性”，城市就沒有個性。這種風氣已在許多城市盛行。一位設計專家舉例説，不久前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個美術館評標會上，投標的7個方案裏，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有的城市甚至放言要做“東方迪拜”。
“要麼最高，要麼最怪。”中國建築學會理事長、前建設部副部長宋春華説，“當前，一些城市對於地標的崇拜已經異化，公共建築失去了中國氣質，極盡張揚，演建築雜技、跳建築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維加斯賭城風、迪斯尼卡通風，現在盛行迪拜高層風、扎哈非線性風。一箇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變形的非線性的建築，整個地塊亂作一團。”
“為什麼在中國，在這個時代出現這樣的建築？”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總建築師崔愷認為，當下中國建築設計領域發生的很多事情，之所以在發達國家不容易發生，首先是因為發達國家不需要這些物體來炫耀自己，因為它的實力已經被公認了；此外，它們對效率的產出有精確的判斷，不會無謂地花錢，而國內有的城市在證明自己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自己的標誌，所以，從上到下都希望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認為我們的管理體制能夠成就這些；第三，西方城市在快速發展階段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倫敦曾建了水晶宮，這是特定歷史時期必然發生的事情。
“所以，對一些實驗性非理性的建築，個案分析仍然應當反思決策機制的缺失，但從歷史和宏觀角度來講，也要看到其必然性。”崔愷説。
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
在全球化的時代，推動建築領域的跨文化交流原本不存在什麼爭議，可問題是，建築是“石頭書寫的史書”，如果當代中國建築史的“書寫者”由外國建築師主導，這將是怎樣的局面？
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的團隊在今年做了一項調查，對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核心區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以“谷歌”進行圖片搜索，結果顯示：上海這個區域內的36幢建築中，有29幢出自西方建築師之手；廣州這個區域內的12幢建築中，只有4幢為國內建築師設計；北京的8幢建築全部由西方建築師設計。
中國工程院院士、城市規劃專家鄒德慈説：“中國建築設計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必須是開放；但更核心的觀念是創造一視同仁、公平公正的環境，大家憑本事吃飯。”他認為，中國建築師如果能獲得與外國建築師平等的待遇，將會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瑞士著名建築師馬里奧·博塔説，應當反思，建設速度越快，遺忘速度越快。中國的建築界想要抵禦全球化，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築加快了記憶的消失。
然而，本刊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地方的決策者或開發商，往往將“傳統”與“復古”等同起來。近年來，從新區開發到舊城改造，城市建設和旅遊開發大吹“復古風”。
“在歷史古城和文化名城，到處盛行的仿古一條街，就像是一夜之間長起來的。看不到年齡、皺紋、壽斑，只看到‘速生人’，讓城市的面貌變得簡陋俗氣。”宋春華説。
同濟大學教授張松則認為，城市建築要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進步，如果一味仿古，只能説明是另一種缺乏自信。
有關專家認為，利用好中國建築符號並不等同於復古，而是要體現東方文化的深厚內涵，讓文化背景自然地在作品中體現。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設計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在主持設計中國國家館時，從中國古代建築的斗栱中受到啓發，以一座模仿斗栱層疊出挑的倒梯形造型形成了方案。
何鏡堂表示，他更加關注建築師是否有“中國性”的思考，能夠承接傳統、轉換創新、抽象繼承。“我願意提倡一種好的評價風氣：只看作品的成功與否，不要去刻意強調來自國內還是國外。”
加快後評估機制建設
在許多專家看來，非理性的建築背後，是非理性的價值觀和決策機制。
中國是資源緊缺大國。追求怪異豪華的建設觀如果繼續左右新一輪造城熱，其造成的浪費及資源短缺等後果可想而知。
崔愷院士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提及了一個現象：近年來，國內一些青年建築師在偏遠地區做的扶貧項目或公益項目得到了國際建築界的關注。比如，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李曉東在雲南麗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學項目獲得了2006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金獎，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橋上書屋項目獲得了2010年阿迦汗建築獎。
“為什麼小建築反而拿了國際大獎？”崔愷説，“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這些小項目、偏重於公益性的項目中，建築師較少受到業主對創作自由的干擾，更能夠發揮。從另一方面看，資金有限讓建築師更能夠迴歸建築本體。這也給業界帶來了一些反思。”
建築師如何在當今有些浮躁的城市建築設計中增強自己的市民意識?多位專家從這個角度提出建議：建築師不僅應該將大劇院設計成一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還應該為公眾提供優雅的、具有文化品位的欣賞環境；在商業建築的設計中，建築師應充分考慮到商業建築與城市的關係，打造城市的活力空間；在建築節能方面，不是考慮用花錢的辦法，比如使用什麼樣的節能材料，更應當通過自然採光、採風等手段解決問題，如南方城市的建築要隔熱通風防潮，北方就要防寒防風沙……
“非理性的風氣要靠理性的手段來遏制，必須加快後評估機制的建設，否則，錯誤就會不斷重複。”崔愷提出了五個迴歸：迴歸理性，以“用”為先；迴歸生態，以“儉”為先；迴歸本土，以“和”為先；迴歸社會，以“公”為先；迴歸建築，以“品”為先。□